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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那一枪(4)

2011-10-10 11:16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0期
如今寻找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汉留下的痕迹,亦似在寻找这座城市在19、20世纪之交的模样,以及它介入到历史最惊心动魄的那一章。

1911年,在武昌起义战斗中被抬下的伤员

1911年,在武昌起义战斗中被抬下的伤员

 

历史合力

作为研究者,冯天瑜更多看到的是武昌首义的“偶然寓于必然之中”。他向本刊提道:“武昌起义能够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举义者能够迅猛而有序地展开战斗,有条不紊地占领省会城市,及时建立新政权;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能够立即拿出一系列文告,将革命宗旨宣布天下;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能够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湖北军民在湖南等省支援下,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装备精良的久练之师北洋清军周旋于江汉之滨、龟山之麓达40多天,从而为各省‘易帜独立’赢得宝贵时间……这一切则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

这种辛亥革命的历史合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从清廷离析出来的汉官、袁世凯集团、清廷满洲亲贵、西方列强等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产物。章开沅也提道:“从历史的事实来看,真正的革命者其实很少。参与革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裹挟者。当时的社会并不具备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这样就只能以妥协告终。”

在武昌首义前后过程中,这几股不同的力量并非一般人想象中剑拔弩张式的对抗,而是在历史的转折中巧妙地寻求权力平衡中自身的最大利益点。武昌起义能够事成,与各股势力顺应清王朝倒塌的决心不无关系。

武昌阅马场的红楼,起义前是清政府在湖北的咨议局,1910年才刚刚完工,采用日本议会建筑图样,屋后空地建议员公所。宣统元年(1909年)举行咨议局选举,这次选举的选民人数11.3233万人,仅占当时湖北全省人数2500多万人的0.38%。作为“民选”,在中国土地上是破天荒第一遭。湖北咨议局在省内的日常性议案,主要有“兴办教育”、“整顿吏治”、“发展实业”诸项。

清朝咨议局的权限很低,但是事实上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它被看做地方上最大的民意机关,有了这个平台后,议员议政的活动非常广泛。革命军起义后,也首先想到把这里作为湖北军政府所在地。

咨议局成立后所做的影响较大的一事,是推进全国性的“请开国会”运动。议长汤化龙科举出身,进而接触新学,到日本留学,回鄂后筹备立宪事宜。汤化龙等湖北立宪党人,正是“倒阁”主张的积极推动者,从而成为全国立宪党人中的激进派,从“哀请立宪”转为决心“推倒皇族内阁”。湖北立宪党人正是在咨议局成立前后,正式聚集起来,把注意力集中到争取早开民选议院的活动上来。从而形成一个与清政府既相联系又相矛盾;与革命党既有某种同盟关系,又大相径庭的政治集团。

而黎元洪作为新军协统,起义后被推举为都督,看似偶然,民间也用“床下都督”的典故来形容黎元洪被起义军推上政治前台时的狼狈。但事实上,湖北最主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在1911年四五月间都商议过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决议。湖北应城人、三十一标正目、共进会员刘九穗所说的请黎三利:一、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研究者冯天瑜强调,黎元洪是湖北新军高级军官中最积极支持保路运动的人,帮助呼吁筹款,因此与立宪派也有非常好的关系。

起义后的第二天,即1911年10月11日下午,起义士兵找到黎元洪后,在咨议局里选举都督的会议正式开始。黎元洪毫无争议地成为都督,汤化龙为湖北民政总长。起义军的想法是:黎、汤两公为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

革命军的临时起义得到了全国性的响应,武汉本地的战斗最为激烈。在1911年10月18日至11月27日,起义军民为抵抗清政府镇压的41天阳夏保卫战中,汉口大量街市被清军大火焚毁,损失惨重。研究者皮明庥告诉本刊记者,武汉在阳夏保卫战中的死亡人数约为1.5万人,各路援军云集武汉、普通市民纷纷入伍抗击清军,成为辛亥革命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武汉这座城市为辛亥首义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湖北革命虽然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是缺乏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工八营起事当晚,相当于班长职务的熊秉坤自知难以服众,拉出连长职位的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光复武昌后,革命军又拉出地方清军的高官黎元洪和立宪派领袖人物汤化龙来主持大局。

研究者金冲及和胡绳武提到,湖北革命党人“想迎同盟会的其他领袖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到湖北来主持大计。而黄宋等人由于对湖北起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一直迟迟不来”。武昌首义前,黄兴曾提出“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的方案,但是首先雄踞哪一省,这是革命实践中的最大难题。黄兴首先选择的是湖南省,但是几次起义失败,黄兴乃“注重两广首义,愈益坚定”。两次广州起义的失败,使黄兴陷入巨大痛苦之中。但是否能在湖北造就雄踞一省的形势,黄兴似乎从未考虑过。及至武昌临近起义,1911年9月,他致函武汉同志:“……各省没有打通以前,湖北一省千万不可轻举……”

孙中山对于武昌起义则是更无心理准备。

章开沅认为,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已呈分裂态势,孙中山自控南洋支部,光复会重新独树一帜,长江中下游革命骨干另立中部同盟会,原有同盟会总部形同虚设。实际上,孙中山改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与东京同盟会诸人的关系破裂。党人内部对孙中山一味用力于华南沿海起义表示不满,对孙中山、黄兴实行的临时招募会党在边境地带发难的方式产生质疑的湖北革命党人杨时杰提道:“尤其是我们湖北人,就想在湖北干起来。孙、黄总不大相信……我们这次自告奋勇,总要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在此背景下,同盟会原来的骨干分子各谋发展,自行组织革命团体。

虽然湖北有首义之功,但也不能过分夸大湖北的作用。章开沅强调道:“你光靠革命士兵是不行的,他懂得和外国领事馆打交道吗?你光靠吴兆麟能够弄一个政府,能够弄一个临时的宪法,来作为自己的根据吗?做不出来的。还得靠上海来的中部同盟会的人,包括黄兴、宋教仁等等。革命党人马上就召开会议,组织军政府,推选职员,然后就是对外发出布告,然后就是对所有在汉的外交机构发出照会,阐明对外政策,就是原来的对外条约暂时不动,但你要保持中立,把应有的,该说的,该做的,都办了,然后就是弄一个鄂州约法,这是中国神州大地2000多年以来,第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临时宪法,非常了不得。”

仅就武昌起义来讲,孙中山作为精神领袖也发挥着作用。当熊秉坤向工程营内党人通知10月10日晚发难决定时,队官罗子清问他:“今晚起事是孙党吗?”熊秉坤答:“所有会党都以孙逸仙为共主,党人都是孙党。”罗问:“有多少人?”熊答:“湖北军商学界皆是。”……罗再问:“能成事吗?”熊曰:“能。各省会党都害怕新军第八镇。第八镇一起手,各省一定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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