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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那一枪

2011-10-10 11:16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0期
如今寻找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汉留下的痕迹,亦似在寻找这座城市在19、20世纪之交的模样,以及它介入到历史最惊心动魄的那一章。

在1911年这个历史的时间点上,两条向前纵深的线条,在武昌江边有了决定性的相遇。一条可以看做武汉自身的城市迈进史,另一条则是大的清末时局在此时唯剩喘息之声,颓势难挽。长江和汉水交汇划分而成的武汉三镇,此时已由古城向近代都会有了跳跃式的发展。1911年之前的40多年,汉口开埠以及张之洞新政为这座城市划上了影响深远的坐标。如今寻找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汉留下的痕迹,亦似在寻找这座城市在19、20世纪之交的模样,以及它介入到历史最惊心动魄的那一章。

辛亥革命期间,晚清官员们骑马逃离天津(摄于1911年)

                              辛亥革命期间,晚清官员们骑马逃离天津(摄于1911年)

 

偶然“第一枪”?

从武昌江边向黄鹤楼屹立的蛇山边寻踪,基本描绘出了1911年10月10日那个惊心动魄夜晚的故事场景。辛亥首义以来的100年,武汉的城市格局早已经历若干次拓展与整修,而“首义文化区”或许因其地处长江大桥进出武昌的通道处,距大片商业区和居民区有一定距离,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保存。

阅马场占地28亩的“红楼”就在黄鹤楼脚下,因显著的红色外观而得名,成为辛亥首义最知名的文物。起义前这里是清政府的湖北省咨议局,起义后立即成为湖北军政府所在地。仅从附近横竖交错的道路名字来看,就可对方圆两三公里内发生的故事猜出个大概。

红楼前的“彭刘杨路”是为纪念1911年10月10日清晨被害于湖广督署东辕门内的3位烈士,三人就义的消息传到军营,进一步激发了革命党人的起义决心。2公里外的“张之洞路”去年刚由“紫阳路”改名而来,恢复了此路1936年的名字,是纪念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之位近20年,为湖北练新军、办学堂、大兴工业所做的贡献。组练新军是张之洞的“身心性命之学”,他整军经武,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却客观上为起义武装提供了最核心的力量。

武昌首义的偶然性总是被提及,而这打响“第一枪”的历史角色交给了紫阳湖边的工程第八营。第八营正在“张之洞路”上,附近道路有“首义路”、“起义街”、“起义后街”等见证当年历史。第八营的遗址在今天湖北省总工会的大院内,旁边的社区名和道路名仍旧以“工程营”命名,总工会门口写着“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辛亥首义发难处工程营旧址”字样,里边还有一栋当年的二层楼房以及武汉市政府1987年所立的纪念碑。

“第一枪”的猝发,与起义意图的意外暴露直接相关。偶然性从1911年10月9日俄国租界内的汉口宝善里14号炸药错爆说起。这天下午起义负责人孙武等几个人正在检验炸药,却失手发生爆炸。据武汉大学研究者冯天瑜向本刊记者考证,孙武所用火药应为1909年同盟会员汪精卫、黄复生等为刺杀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的端方所备,刺杀未果,他们离汉前将炸药及弹壳交给了孙武。至于意外的发生,一种说法是革命党人刘公的胞弟刘同吸烟引起,一说是孙武配置炸药时硫磺过多所致。这次失事使得俄国巡捕涌入搜查,找到了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等物,起义败露。而从后来披露的沙俄驻华公使的报告来看,宝善里一带已在清政府和俄国驻汉口总领事的监视下,炸药着火促使了当局更果断的破获措施。

本来就在当年9月底10月初,湖北革命党人的军事指挥部已经做出10月中旬起义的决定。宝善里事败后,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军事指挥部里,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等决定10月9日夜半赶紧发动起义。然而,深夜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带兵围捕小朝街,第二天凌晨被捕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斩首于督署东辕门外。湖广督署正在武昌江边,旧址不在,是今天武昌造船厂所在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三烈士,在他们的就义之地建起了“三烈士亭”。只是由于武昌造船厂是军工单位,今天人们很难进入该厂看到纪念亭。

1911年10月9日夜,武汉三镇的气氛变得空前紧张,一时间“使侦骑四出,闭城搜索,大破武汉秘密机关”。湖广总督瑞澂自认为挫败了革命党人的意图,一面布告武昌全城“可以安堵一方”,一面向清廷发电告捷,获得复电奖谕。

直属第八镇的工程第八营,是湖北新军最先成立的部队,装备较优。据考证,至武昌首义前夕,党人百余,约占全营三成,加上受影响者,已为多数。从共进会第八营营代表熊秉坤等人的回忆录来看,他们原本根据小朝街军事指挥部的指示,在10月9日夜等待南湖炮响,立即行动。然而整夜不闻炮声,反而在天明得知彭、刘、杨三人遇害的消息。熊秉坤于是秘密约集同志,决议于10月10日15时晚操之际发动,然而当天突然停止晚操,几个党人又决定晚19时发难。革命士兵既知道起事时间定于10月10日傍晚,整装以待。傍晚,二排长陶启胜带护兵查铺至六棚,发现六棚正目(相当于班长)金兆龙荷枪实弹,大惊,直前欲夺金兆龙枪,两人扭打起来。根据熊秉坤1912年追述:“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这一枪击中排长陶启胜,接着程正瀛又开枪击毙军官多名,全营震动。

历史上很长时间将熊秉坤看做打响“第一枪”之人。武汉大学研究者冯天瑜告诉本刊记者,武昌首义后,熊秉坤本人曾向湖北革命实录馆提交纪实文字,清楚表明他听到二排宿舍扭打声、枪声大作后,方下楼吹响哨笛,集合队伍。后来由于首义在民国开国史上的意义日益彰显,1914年熊秉坤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指着他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熊一枪”之说广为流传。冯天瑜认为,这是从宏观角度称熊秉坤为首义机构的代表人物,但真正打响第一枪的是程正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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