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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理由(5)

2011-10-08 11:14 作者:程世铭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1期
很多人都开始选择另一种生活,尝试另一种可能,其中各有不同的原因。

杰西卡的这种紧张感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她在美国考下了驾照,在中国却从来不开车。“我前两天带女儿出门,打出租车,出租车上的乘客要下来,我们要上去,后面过来一个奔驰跑车,一直就在按喇叭,我们上了车开走,那辆车还在后面跟着按喇叭。我就对司机说,不要回头,不要惹他,这时候我就想起北京那起‘英菲尼迪车祸案’——北大、清华毕业的夫妻俩,和我们一样是‘白领’,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去看病,结果被后面的车给撞了。还想起最近看到的新闻,说有些‘少爷’,车里都带着枪。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杰西卡说她在美国工作那一年,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她的婆婆80多岁,住在山东老家,一直是个教徒,可她自己从来没想过成为教徒,在美国那一年,一家三口每到周日就去教堂,如今,女儿会用耶稣的教诲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她们学校搞一个班会,本来我女儿和另外一个女生被确定为班会主持人,可到班会召开前,我女儿的主持人资格被取消了,另外那个女孩子说我闺女长得难看,黑,不能当主持人。我女儿就打电话给我,问:‘妈妈,我长得难看吗?’我只能说:‘闺女,你长得很美,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都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怎么宽慰她,她却在电话里说:‘没事儿的,耶稣说过,要服务于别人,要做头也要做尾。’她能这样想,让我觉得宽慰。我们的家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和社会、学校的教育在竞争。我们的孩子,如果家庭教育跟不上,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成为一个我们不希望成为的人。”

与杰西卡不同,陈先生的移民加拿大之梦还遥遥无期,他1997年在南京办理第一次加拿大技术移民,1999年办理第二次,2003年在西安开始第三次,如今在办理第四次申请,他在电话里承认:“这个梦想离我自己是越来越远了。”他的移民之梦起源于1995年在乌克兰的留学生涯,那个地方的壮美风光和淳朴民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是什么奢华的生活,就是完美的自然环境,大家买一毛钱的樱桃吃,都会高兴,在市场上买点儿东西,顾客都会轻声细语地问,这个东西能便宜一点儿吗?不会粗声大气的说话。我看过《瓦尔登湖》那本书,我的梦想就是能在那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生活,如果我不能移民,那我过些年退休了就去新疆找这样的地方。”陈先生服务于一家大型电器公司,在南京、西安、广州、海南等地辗转工作了10多年,电话中谈起为什么想移民就激动起来:“不公平啊不公平,我辛辛苦苦打了10多年工,每年给企业创造4000万元利润,可工资一直那么少,公平吗?我在西安买了套房子,繁华地带30多层高楼,到现在已经7年了还办不下来产权证,谁能知道这样的楼手续不全,我的投资得不到保障,这公平吗?”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前,陈先生刚在网络上跟人吵完架,他说他希望某人能出任总理,因为他意识到了贫富差距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谈起国家大事,陈先生愤怒了:“那么多的孩子失学,可那么多人开着奔驰、宝马,这公平吗?都说我们自己的红旗轿车好,可那些当官的谁买红旗轿车了?他们爱国吗?一辆玛莎拉蒂,多少人议论啊,这样一辆车4000多万元,能养活多少老百姓?这不还是发动机上弄个铁盖子,凭什么卖那么多钱?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们享受好生活,浪费那么多资源,要我们买他们的国债,用金融衍生品来坑蒙拐骗,这个世界蕴藏着更大的不公平。”陈先生越说越激动,但很快就自嘲起来,“我说这些话,都是愤青言论,和我的年纪不相符,我的这些想法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是我的纠结所在,我希望能到瓦尔登湖那样的地方,把这些混乱的念头都抛开。”陈先生承认,技术移民逐渐缩紧,投资移民需要的钱他承担不起,第四次申请的结果可能还是失败。

对于西宁的小向而言,钱从来不是问题。他出生于1982年,父母做生意,他在成都上大学,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看见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为了攒钱买房子累到吐血,于是辞职,回到西宁接手家里的生意,感叹西宁的闭塞,办完了新西兰的创业移民,打算把生意做到新西兰去。“上大学时我还是一个爱国青年,整天讨论光复台湾;可另一方面,为了加入学生会,又没脸没皮,请老师吃饭,请高年级同学吃饭,我猛然发现,我们对权力、对官职的崇拜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很多同学都会说,我既然改变不了现状,我就要加入其中。这时候我才开始自我教育,要把我以前学到的那些假的东西一行行删除,然后重新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国家究竟是怎样定义的,中国人这三个字的重点到底是中国还是人。我的一位朋友,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入托前,父母对他的教育是,要学会打架和骂人,这样才不会吃亏。我可不愿意将来我的孩子重复一遍这样的生活,他们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坏人,见死不救,只知道吃喝拉撒。我还年轻,我只想过心地干净、有朝气的生活。”小向说,在新西兰工作一年之后就能获得绿卡,然后再考虑换国籍。

杭州的老王,已经在去年10月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他选择了墨尔本,墨尔本刚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老王给这座城市打了99分。“空气、环境、政府服务,这些都无可挑剔,扣掉的一分,是这个城市略显陈旧,土了一点儿。不过,这里的确适合人居住。我从1994年开始做外贸生意,曾在莫斯科、约翰内斯堡长驻,以我的经验,外国人在异地总有一些紧张感,很难交到朋友,可我在墨尔本待了不到半年,手机里就多了40多个人的电话,都是我新结识的朋友,有黑人,有白人,有越南人,那里很容易交到朋友,每个人都与人为善。孩子在那边也很幸福,下午3点放学就去公园玩,在国内,他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八九点是很正常的现象。我现在料理自己的生意,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可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回来了,他习惯了那边的生活。”老王谈话极为从容,“我在国内生活也非常好,不会为钱发愁,可我们也有不安定的感觉,像我这样收入的人,买一套房子都非常困难,我真不知道以后人们怎么生存,现在我逐渐把财产转移到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安定。但我对国家不会有任何激愤的批评,毕竟我得到了利益,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我只是想能生活得更好、更放松。”

“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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