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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理由

2011-10-08 11:14 作者:程世铭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1期
很多人都开始选择另一种生活,尝试另一种可能,其中各有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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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41期

邱先生

 

老邱44岁,从来没有出过国。2002年他出差,从青岛飞回北京,飞机在高空遇到猛烈气流,翅膀乱颤,急速下坠几百米,这让他患上了飞行恐惧症,心想,怎么能把命交给这么一坨儿钢铁。自那以后,他再没有坐过飞机,他爱上自驾游,开着吉普跑遍了新疆、西藏。他的老同学早年移居日本,总让他去日本玩,老邱说他喜欢日本,那里的生活精致细腻。他打听去日本的船票,坐着邮轮置身大海好像比飞机更安全。他还喜欢足球,从1984年看过拉什的比赛之后,就是利物浦队的忠实球迷。“英国可能有很美的乡村景色吧。”他说,“不过,我还是害怕坐飞机,也许我能克服我的恐惧,真到有一天,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事情让我非坐飞机不可,我估计我也能克服。”

老邱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线火车前往香港,此行目的是在香港开一个户头。之前,他的一位朋友刚刚办理了香港移民,两人聊天,促发了老邱移民的念头。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需要坐飞机的地方暂时不予考虑,香港既然坐火车就能到,那就先去香港吧。办理此事的第一步是找一个靠谱的中介,由中介再介绍一家地下钱庄,老邱在香港开户,回到大陆,往地下钱庄的一个大陆户头打人民币,地下钱庄同时往他的香港户头打港币,交易完毕,地下钱庄的大陆户头立刻注销,服务优良,收费合理,地下钱庄这样的乾坤大挪移每天都在进行。老邱赶上了一趟末班车,当时香港法律规定,在香港办理投资移民需要650万港元,可投资金融债券或房地产。很快,门槛就上升到1000万港元,不得投资房地产,必须买金融债券。老邱在北京有三处房产,卖掉一处,去香港买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单位。第二次去香港,就是去看楼,然后去律师楼签署文件。这个小小的办公间,买卖合同的文件足有10厘米厚,一共73份,前71份文件记录着这块地从1893年以来的历次产权变迁,老邱要签署的是第72份,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单。“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买卖参与到了历史当中,我看着合同里写着999年的权限,999年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记录的是100多年以来的产权,这让你非常踏实。”签约之后,老邱很快得到200万港元的租金收入,这个小单位他用不上,委托物业出租,租约7年。老邱喜欢香港的热闹繁华,那是有秩序的热闹繁华,这个长期租约带来的收入,让他移民香港的成本降低了30%,也让他对香港的未来稳定生活抱有信心。第三次去香港,是去入境处领取临时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要到7年之后才能换成香港的永久居留证件,到那时才可领取香港护照。老邱说:“到入境处是我第一次和香港警察打交道,一个小时就办完手续,领到了身份证,之前我去咱们的出入境管理局,给我老婆、孩子办港澳通行证,就要去两次,我以为我能给我老婆代办通行证,到那里又被告知不可以,总之,我原来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一直做好的心理准备就是去一次未必能办成事,至少要去两次才明白。”很快,老邱第四次去香港,拿到了房产证。

老邱一家人可以随时去香港了,但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像是买了一份保险,好像也没什么用,没准你还会骂,卖保险的人都是骗子,可你没一份保险还真不踏实。”老邱并不打算让儿子去香港上学,他参观各种国外教育展,想把儿子送美国去读高中。两年前,他给儿子办“小升初”,给北京海淀区三所中学的三个中间人各送出5万元现金:“现在谁还送礼啊,都是送现金最方便,送出去之后,没有人能保证说收了你的钱就能办成,办不成也不会退给你。”最终还是办成了一个,会吹小号的儿子以特长生身份进入了一所好中学,然后是分班,快班、慢班、实验班的名号把学生分出了等级。那些快班的学生说:“老师,您留的作业太少了,我们不够。”老邱在家长会上听到老师这样吹嘘,不免疑惑,学生不爱写作业,这几乎是天性,违背天性的事拿来鼓吹,好像是教育的常态。但让他下决心把孩子送走,是因为一次篮球赛。“有一回,我们几个家长带着各自的儿子聚会,一起打了场三对三篮球,结果这帮孩子的身体还不如我们这几个40多岁的人,跑不动。这一下我觉得坏了,学习好不好,在慢班还是快班,我可以忽视,但天天写作业,没时间玩,没时间锻炼身体,我觉得太可怕了。我们小时候每天都能踢一场足球,每天都有时间玩。”那时老邱转了几个教育展,确定了一所美国的高中,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是5万美元左右。“不去看教育展还好,去看了,就会被传染,就会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来咨询的人摩肩接踵,好像每个家庭都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送出去就不行似的。我想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没有那么强烈的等级观念、没有什么竞争压力的环境下读书。”

老邱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关村做生意,遵循游戏规则,没用几年就成为一个资产千万级别的小业主。他说:“我觉得,赚到钱只是我运气好,这钱来得快,我担心它去得也快,所以我该捐款就捐款,该给员工的保障都给,让大家都过得好一点儿。可那种不安全感始终伴随着我,咱们的税收制度设计得非常了不起,不查你,你没问题,一查你,你就有问题,你在政治上如果有什么吁求,他从经济上就能查出你的马脚。”不过,老邱这两天刚刚办完选民登记,他说他要尝尝投票的滋味。

刘太太和罗太太

刘太太的先生在一家国有投资银行工作,那里的雇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我先生这样的,天天忙业务,另一类人不忙,就在公司里坐着,但有他们在,公司才会有业务。”我见到刘太太那天晚上,她和刚从英国回来探亲的罗太太在北京蓝色港湾一家酒吧闲聊,两位太太坐在一起,说的话又琐碎又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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