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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革命路径

2011-09-29 11:09 作者:李鸿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0期
革命作为一种结果,寻找前因时,如果失去对历史动力的发现与理解,我们将一无所获。

在清季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按日人初译Revolution为“革命”,但揆诸易所谓汤武革命之本义,原专指政治变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译名既定,于是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咸通称革命。今国人遂亦沿用之。

——冯自由《革命逸史》,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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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中国学生聚在一起查看世界地图(摄于1910年)

 

孙中山及其力量之源

1895年(乙未年),孙中山先生发动广州起义,这是他的革命生涯的第一次起义。很遗憾,失败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颇多令人扼腕叹息之处。

在准备起义的当天凌晨(1895年10月26日),孙中山接到了他在香港的伙伴杨衢云的电报,报告“货物”不能按时到达,要推迟一天,即27日晚上运到。可是,头一天晚上参与起义的各路人马已在广州聚集,准备从香港的早班渡船“接货”。离早班渡船到来还有几个小时,电报来了,说要推迟。这时候,孙中山决定,无限期推迟起义时间。他发电报给杨衢云,让他取消“装运”,另等通知。在付给广州起义战士费用后,遣散各路豪杰,让他们各自回家。

事情不是就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杨衢云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要求“接货”。

事实上,几周前,香港警察即已获悉三合会在为广西起义招兵买马消息。27日,香港警察终于在码头发现600名苦力,他们宣称:是准备去广西梧州当“官军”的,每月10港元;这两天他们每天得到5分钱的饭钱,雇用方还答应给他们每人1港元作船费。因为没有查获他们有任何武器,警察只能放行。当晚,香港警察终于知道杨衢云将大批军火装上了“保安号”轮上,这个情报迅速通过电报传递至广州衙门。

事情败露,清官兵开始追捕孙中山。

若论败露,实际上,这次起义在两天前,即被告发。当时广州兴中会成员朱淇,要为此次起事起草“檄文”,他哥哥发现了,担心被株连,假借弟弟的名字,向县丞写了份自供状。消息迅速传至广东总督谭钟麟那里。据说,谭钟麟听说孙中山是谋反者时,不仅不惊慌,反而大笑,他认为孙中山是个无害的“疯子”,“岂敢造反”。这事就算过去了。但接获香港方面的电报,广东方面不敢再轻慢,布置官兵截船。600多个准备去广西当“官军”的,哪里截得住,跑了大半,只捉获四五十个人。最后在7个标有“波特兰士敏土”的木桶里,因为没有人来认领,才发现装运的“货物”——200多支左轮手枪。

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没有启动,即告结束。这次事件,颇值解剖与细思的是孙中山“革命”的模式:会党加华侨。这是他的力量之源。孙中山先生后来自述中国革命能够成功:会党出力,华侨出钱,留学生宣传。只是这时,留学生这支力量,尚未登场。

单取广东观察,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曾在此地做了5年总督,直至1895年4月才由谭钟麟替换。他为李鸿章招集了大量兵源,战争结束,他将3/4的士兵遣散,这显然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这些被遣士兵返乡亦难,最主要的出路,即为加入当地会党——三合会。长江中下游,则主要为哥老会控制。退伍士兵成为会党成员,清末之际,是其潮流。在乡间与城市,中国的底层社会,会党组织虽然秘密,却无处不在。

在广州起义的计划里,孙中山设计了约3000名三合会会员,包括从广东沿海招募的新兵,在香港集合,乘船于10月26日凌晨抵达广州。他们作为“决死队”成员分四路,向衙署进攻。除了香港的突击队外,广东珠江流域还有各路支援纵队,基本也是三合会会员,聚集广州,以伏击和牵制清廷军队。如何理解这种武装结构,孙中山研究权威史扶邻在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里论及:“有证据表明,许多普通士兵只是受雇而来,并不懂得革命的道理。然而那些领导者却有理由相信,一旦战斗开始并夺取首批目标后,内地的绿林和会党自发的起义就会马上爆发。”

率领或者说雇用这样一支由会党成员构成的“军队”,自然需要大量至少是足够的经费,而这正可对应广东所具有的特殊优势:熟悉西方的中国人与华侨。

广东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省份,日积月累,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内陆地区的新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类型,史扶邻概而论之:“西方的渗透为非儒教的民族主义创造了新的焦点。在香港和各个通商口岸,中国的商人对欧洲的制度,诸如法治和契约关系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已渐渐习以为常。职员和有专门职业的人,多半是教会的信徒,都夸耀自己比儒家名流受到更多的新式教育,作为基督教徒,他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更优越。还有华侨,这些被忽视的移民,经常受到本国政府的轻蔑,他们越来越容易接受政治上的煽动。在国外,他们像少数民族一样,受到迫害和歧视,因此,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本国政府来保护他们。至于在海外的经济成就并不能在国内得到相应的机会和声望,也使他们欢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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