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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面记录(2)

2011-09-26 15:08 作者:曾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39期
“我的大部分照片是富有同情心、温柔和个人的,它们往往让观者看到自己。它们往往不说教,而且,它们往往不佯装成艺术。”美国摄影家布鲁斯·戴维森对他自己作品的阅读,可以借来转述周海婴的这些早期拍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杨小彦教授认为:“周海婴无意识中对摄影学会所代表的主流美学保持‘反动’,朴素地表达了自己对摄影的观念。”

203.1

《打针》(上海,1949年)

203.2

《拳击》(上海,1950年)

鲁迅去世后,1936年11月,许广平母子从虹口区搬到了法租界的霞飞坊64号,也就是现在的淮海中路927弄,当时属于上海中上阶层住宅区。周海婴在40年代后期主要的拍摄对象,便是霞飞坊群体。策展人朱其以“亲密圈层”一词来定位拍摄者和被拍摄对象的结构关系,“霞飞坊附近的中产阶级邻居、亲友同学和鲁迅系的知识分子”,“霞飞坊一带的街头难民和弄堂小贩、佣工等底层民众也是他的拍摄对象”。那个时期,上海滩流行沙龙摄影,于风景照是唯美的画意派,而于人像,《良友》画报上刊登的那些明星照是最典型的时尚模式。周海婴1949年在上海摄影沙龙活动中拍过京剧名伶言慧珠一组肖像,影调和神韵也都出色,言慧珠曾亲自向素不相识的他索要。但是,如果仅止于此,他在霞飞坊时期的影像将并无超时代阅读的价值。“让我们有兴趣的是,记录我们自身精神价值的那些东西。还原到那个时代,他的摄影不可替代。”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朱叶青评价这部分影像的意义。

一张1947年周海婴和几对好朋友在公园里的合影自拍,画面构图自然舒展,几个年轻人优雅内敛的精神气质,赋予照片一种日常之外的饱满的境界。“他们身上组合了传统和现代性最好的部分。”1949年那一组《弄堂女孩》、《商人态》、《三轮车》、《点心担子》、《修锁匠》、《霞飞坊弄口的杂货店》,都是温和的世间相。对于1949年前后的上海,人们惯以接受的影像是政权更迭之际那些风云激烈的场面,周海婴所记录的一面却是周围朋友平静如常的生活:中产阶级女子站在自家简陋的车库前;一对衣着体面的青年男女在弄堂内求婚;年轻的父亲在家门口托举起自己的小儿嬉戏;趴在杂货店柜台上看热闹的长衫学徒;1950年上海解放周年庆游行中,在彩车上展示肌肉的健美爱好者……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李公明把周海婴的拍摄,称之为“对历史的非正面记录”。《熟食小贩》昂首提篮走在霞飞坊弄口,如果仔细看,能看见他右手无名指上一枚婚戒,脸上被拍摄者敏感地捕捉到一瞬间动人的自足和尊严。苏珊·桑塔格在她的《论摄影》一书中,曾谈及这种影像记录历史的多重性:“对我们来说,存在着多种历史进程,它们具有复杂得惊人和有时候互相矛盾的意义;存在着各种艺术,它们的大部分价值则来自我们对作为历史的时间的意识,摄影即如此。”

作为观看主体,周海婴其个人视角所具有的延伸性其实无法和他的身份剥离,也许可以说,身份和处境,在无意识中决定了他的观看对象和方式。如果把周海婴和他作为“鲁迅之子”的身份剥离开来,我们还能不能对他的摄影做出公正评价?对自己的这一设问,同济大学教授、文化学者朱大可告诉本刊记者:“我认为他无疑是个摄影家,但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摄影家,拍摄是随性的、朴素的。过度自觉也会产生某种破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作品有时古典,有时感伤,有时红色,有时又灰色,始终很游移,这种游移不止于精神层面,在技巧上也有不确定。”

202

《华中轮抵达东北解放区》(1948年)。左至右:翦伯赞、马叙伦、宦乡、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沈志远、连贯、曹孟君、丘哲、丹东中共领导

不确定的游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那个时间段里旧民国和新中国两种社会形态的交替和共存景象在拍摄者身上的真实映射。朱大可说:“周海婴代表了一个受到保护的世家子弟的生活,但他身边的朋友又都是普通人,并没有得到这种庇护,他于是有了比别人更复杂的观察。他首先是名人之后,这无可回避。在他的摄影作品里面,也就有特殊的、别人视野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1948年东北那段历史。而他拍摄的上海中产市民阶层在历史转折点上的生活影像,我们看到的是生活的延续,一直到‘文革’才被彻底斩断。拍上海他总是喜爱的,上海洋溢着活力,他喜欢这种现代性。《熟食小贩》、《斜视》,这种日常场景没有太多政治意味,都是上海底层市民的表情,我们借此走近了那个时代的市井民俗,如果有100张这样的作品,那他就是大师。”

这些年里,并未少见以“老照片”来一概言之的旧时影像,它们散见于书籍报刊,零碎地见证着某段大历史下的个人史或家庭史。家庭存照意义上的老照片,何以区分于有价值的摄影作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林路认为,同样都是私人化且无功利的视角,区分的关键在于视角的敏锐性和审美的趣味性。在这个前提下,还要看有没有足够的数量。“我这些年一直在研究以上海为拍摄背景的旧影像,有些老照片拍得很好,但存留太少,8张、10张,无法从整体风格上对拍摄者来做判断。而周海婴留下2万多张底片,这很难得。除了被展出的这部分作品,我相信这2万张里肯定还有其他具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对周海婴这一脉络的私人视角拍摄进行充分整理,比如同时期还有台湾的张才、上海的金石声等人,我想这部分影像应该可以作为20世纪中国摄影的一个组成,而和沙飞他们所代表的主流摄影形成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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