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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连元:说书要把人说透(4)

2011-09-22 17:21 作者:王小峰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39期
虽然当年田连元先生讲《水浒传》没有他讲的另一部《杨家将》影响大,但是他对《水浒传》的人物塑造,以及基于原著基础上的适当增删,也是非常精彩。田连元因为《水浒传》讲得好,后来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聘请他做顾问。当年他为了说这部书,准备了一年多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对比了不少其他民间曲艺版本,让听众听这个故事时候觉得更合情合理。在采访田连元先生的时候,他对当年书中的某些段落仍记忆犹新,甚至张嘴就能说上一段。

再比如说林冲,火烧草料场。林冲在酒馆里面挑着葫芦喝酒,外面下着大雪,在林冲喝酒时,心里有一番感想。天气会对人的心情产生影响,唐朝有个张打油,写了首《咏雪》诗:“江山一笼统,井口一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他带着种幽默感,你听了觉得可笑。再有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两顾不遇,出门碰上大雪:“一天风雪访贤良,不遇空回意感伤。冻合溪桥山石滑,寒侵鞍马路途长。当头片片梨花落,扑面纷纷柳絮狂。回首停鞭遥望处,烂银堆满卧龙冈。”这是刘玄德访贤不遇的惆怅心情。而今天,对于林冲而言,雪是愁雪,我是这么说的:“愁云密布天无缝,漫天白花飘飘扬扬,如柳絮如绒,摇摇晃晃,落得山川原野白茫茫。雪也茫茫,人也茫茫。关山千里不还乡,一壶热酒满腹惆怅,英雄气短怨满腔,荒村酒肆空荡荡,盛不下情感上的凄凉,心底里的悲伤。”从张打油的诗,到刘玄德的诗,最后引到林冲此时此刻的心情,听众一听就觉得恰好能表现出此时林冲悲愤的想法。

单田芳

三联生活周刊:说《水浒传》有没有遇到一些处理起来比较头疼的人物?

田连元:这取决于演播者本身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些事不是觉得头疼,而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如果完全按照原文照搬,今天的听众会有很多十分不理解的地方。比如《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武松和武大郎这三个人的戏。在《水浒传》中的女人都是淫妇荡妇,像潘金莲和潘巧云,但我认为说书既不能完全按照原文说,又不能背离原意。比如有人说潘金莲是反封建的先锋,这就不合理、不可信。因为作为宋朝的底层社会的妇女,她不会有这样的思想。但要说她是纯牌的淫妇荡妇,又觉得这个人物除了可恨,没什么可琢磨之处。在这样的问题上,我的体会是应该介于两者之间,既不能说她天生淫荡,也不能说她就是反封建的先驱者,这就是封建社会。

武大郎对武松而言犹如父亲。武松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是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卖炊饼,走百家,串万户,吃百家奶把武松拉扯大的。武松惹了祸以后,上少林寺学艺,武大郎为了他差点摊了官司,后来就成了在清河县卖炊饼的。潘金莲恰巧是清河县潘大户的侍女,从小买来,长大了很漂亮。大户对她心存邪念,潘金莲没答应。尤其潘员外的媳妇是个醋坛子,看得紧,潘员外自己没得逞,就认为是因为潘金莲不从。他恨她,你不允我片刻之欢,我就让你受罪一生。所以他把潘金莲就嫁给了清河县最丑的、最没能耐的武大郎。由于大伙的干扰,武大郎在清河县待不下去,最后搬到了阳谷县,搬到阳谷县之后潘金莲就见到了武松。

潘金莲最初嫁武大的时候,入洞房一看是这么一个人,也曾经哭过,曾经想走,武大没有留她,说你上哪儿去我送你去,我知道我不配你,你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但是潘金莲既想走,又觉得走了不好办,想着武大的确是个老实忠厚的人,所以潘金莲最后就认了命了。当她见到武松的时候,她对英姿飒爽的打虎英雄产生了爱慕之情,这也是情理之内的事情。而武松练武,在那个时代和社会,且不说习武之人要重信义,更重要的是他将兄长武大郎视为父亲,决不能对嫂嫂有什么不恭的行为,所以武松拒绝也是合理的。在这之中,倒霉之处在于碰到了王婆和西门庆。西门庆是当地的一个大款,又是个色鬼,偶然看到了潘金莲漂亮,就通过王婆把潘金莲吸引过去。潘金莲的上当是一步一步被这两个人设计的圈套勾引上来的,等于是一步步上了贼船。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最后武大捉奸,西门庆一脚又把他踹成那样,武大郎病危,武松到日子要回来了,这时候西门庆和王婆共同设计,要把武大毒死,而且让潘金莲协助。

这样一来,故事从发展的轨迹来讲就是比较合理的,潘金莲并不是要主动毒死武大,而是听王婆说武大不死,武松回来了自己跑不了。在那个社会,这就是十恶不赦之罪。所以没办法,西门庆拿的毒药,王婆帮着潘金莲把武大给毒死了。潘金莲在矛盾的心情中毒死了武大,毒死武大就意味着她必须得跟着贼船走到底了。王婆掌舵,西门庆摇的橹,潘金莲跟着坐在船上,于是就走上了罪恶的深渊。

潘金莲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底层妇女,她的命运并不是她自己说了算,是那个社会、环境、时代背景逼迫她走上了这么一条路。所以最后我把这个故事处理成这样,我觉得这样较为合理。再有中国人习惯的是“男权”,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女人就只能从一而终,保持贞洁,这是社会上对妇女的不公平。当然潘金莲本人的不检点也存在,但是不能归罪到她一个人身上,不能说是她一个人的罪恶。

三联生活周刊:说书所讲的事理是一种能被大众接受的价值观。但《水浒传》和今天的价值观和判断之间是不相符的,比如滥杀无辜、不尊重女性,这可能是作品本身存在的缺陷。你在说的时候是怎么处理这些内容的?

田连元:我想施耐庵在写《水浒传》之时肯定是听说书人讲了很多水浒故事。在元朝和明朝,说书人在底层市井之中讲故事讲究的是热闹,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剧里面都得有爱情是一样的。他看到杀人时没有想到该不该杀,杀人对这英雄人物有没有影响和损害,没想那么多。你看李逵,他说杀人就杀人。

我在说《水浒传》的过程中,会尽量希望找到合理性。比如武松杀人和李逵杀人就不会一样,武松是有头脑的人,做事情比较冷静。他狮子楼杀西门庆,是因为西门庆和县官是把兄弟,为了给哥哥报仇才走向的极端,才触犯法律,他是懂这个的。正因为他是这么一个人,后来张都监用一个圈套栽赃陷害,把他绕进去了。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杀回了督监府,在武松的心里可能张都监府里面都是坏人,但我在说“血溅鸳鸯楼”的时候就没有像原作那样说他就逮谁杀谁,他杀的顶多是蒋门神、张都监这些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杀人。像这样的改动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它体现了故事的合理性,更符合人物的个性。再比如林冲就不能随便杀人,林冲劫路的时候一听这人有什么难处就下不了手,这才符合人物性格。

从传统理论上讲,中国的道德观念和标准是有总体规范的。中国总体上传承的还是儒家思想,人们在生活中也会有意识或下意识地接受儒家教育的影响。中国观众乐意在故事中去听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当正义惩办邪恶合情顺理时,他才会觉得爱听、有意思,如果超出合情顺理的范围了,即使是正义惩办邪恶,他也不会接受。我觉得这是中国观众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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