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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马克斯·韦伯(9)

2011-09-16 15:08 作者:鲁伊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38期
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上为这个生于1864年的德国学者赋予众多头衔——“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德国经济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组织管理理论之父”……然而,于我而言,这些林林总总的头衔毫无意义。马克斯·韦伯之于我,是在成长的迷惘痛苦中,生活日积月累的压力下,一个个精疲力竭却辗转难眠的夜里,读到的那些令人恍然有所感悟,让你的心境因为感受到共鸣而得以平静的文字。

他又重新能够阅读和写作了。在学生及好友埃德加·贾菲(Edgar Jaffe)——艾尔泽·贾菲的丈夫——接手重组的《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学文献》(Archiv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und Sozialpolitik)杂志上,韦伯发表了许多长达数万字的文章,话题从俄国革命到罗马帝国的衰亡,从美国的新教伦理到中国的老庄。与此同时,他还为《法兰克福报》等报纸撰写时评和政论。《韦伯大全集》的主编施鲁赫特说,韦伯之所以身故后才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人所认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他生前仅正式出版了一本书,《经济与社会》、《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支配社会学》等重要著作都是在他去世后由玛丽安妮整理出版的。这些书中的章节系列发表在《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学文献》杂志上,种种证据显示,韦伯心中早已有了它们被汇编成一本书的布局结构,但他却不愿为自己设定一个必须完成的时间线。

“韦伯不是那种一本接一本按流水线计划出书的人,”施鲁赫特说,“他喜欢同时思考几个问题,想清楚之后才写出来。如果想不清楚,他就会在朋友间的聚会中反复与人谈论这一话题,听取各方面的看法。”

从1910年开始,韦伯的家开始变成一个和当年他父亲在柏林的家一样的“开放屋”。“每天都有一个来访者,至少有一个寻寻觅觅的灵魂。但是通常总会有好几个:孤独的女人和姑娘、前程似锦的学者、多年的老朋友纷纷来到这里。”玛丽安妮在1910年12月的一封信中写道。而在韦伯的笔下,在某个宾客如走马灯般纷纭而至的一天中,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22点,他和朋友们“讨论了整个世界加上3个村庄”。

这便是如今闻名于世的“韦伯圈”。在近10年的时间里,位于齐格豪斯兰德街17号上的韦伯的家成为海德堡学术界和文化界交流的一个中心。访客单上的名字如今大部分已不为人所知,但在那个时代,他们是足以撼动德国政治界、思想界和艺术界的精英。这些人中有日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20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诗人,奠定美国妇科癌症研究格局的医生,以及欧洲最有才华的女钢琴家——事实上,她是韦伯在艾尔泽之外的另一个秘密情人。但为数最多的,还是海德堡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及学生。通过这个圈子的放大作用,虽然此时的韦伯已经脱离海德堡大学的教学体系,他对这所学校和这个城市所产生的影响,却达到了巅峰。

1903年10月之后,韦伯与海德堡大学的关系,仅剩下一个名义上的荣誉教授的头衔。他不再拥有教师编制,也失去了在系务大会上的投票权。从1898到1903年,持续的身心疲倦和频频发作的精神崩溃令韦伯无法继续承担教学任务,海德堡大学允许他带薪休假,但这种“领着一份薪水,可是在能够预见的未来却一事无成,同时还感到……只有承担一项天职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状况却让韦伯感到痛苦不堪。他数次提出辞职申请,终获通过。虽然求仁得仁,可是这种与自己职业生涯的割裂仍令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情绪低落。直到1904年美国之行后,韦伯才逐渐恢复过来。

1904年早些时候,韦伯第一次参加了海德堡另外一个著名学术社交圈“伊拉诺斯圈”(EranosCircle)的活动。事实上,虽然时至今日“韦伯圈”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德国学术社交圈,但在那个时代,仅在海德堡范围内,便同时存在多个大大小小的学者圈子,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除了“伊拉诺斯圈”和“韦伯圈”,还有围绕在左翼青年犹太学者斯蒂凡·格奥尔格(StefanGeorge)周围的“格奥尔格圈”。

“这种圈子文化是非常有海德堡特色的一种东西。”施鲁赫特说。那个时代几乎每个欧洲的大城市都有各自文人聚会的场所,“在巴黎或维也纳,地点是咖啡馆,但在海德堡,一定是教授的家”。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海德堡大学的教授通常都来自充裕的家庭背景,本身的薪金也相当高,几乎人人拥有一栋看得见风景的大宅。韦伯虽然在1903年辞职后经历过一段窘迫的时光,但很快,他和玛丽安妮各自继承的遗产便使两人不再需要为了谋生而外出工作。正因如此,当他在美国纽约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住在“所有房间都很小,盥洗设备和厕所在同一个房间里,不可能举行超过4个来宾的宴会,进城的车程需时一个小时”的郊区住宅里时,才会发出罕有的感叹。

这些圈子各有特色,参加者互有交集,有时也因政见不一相互攻击。伊拉诺斯圈的宗教色彩最浓,最为严肃正式,每月一次的聚会事先定好议题,韦伯对宗教学尤其是新教伦理的兴趣便始于参加这个圈子的活动。不过,伊拉诺斯圈的过于正襟危坐和学术上的不宽容逐渐令韦伯和他的朋友们所不喜。保罗·霍尼希施海姆在韦伯回忆录中记下了一桩趣事:当时伊拉诺斯圈的活动在不同成员的家中轮流进行,有些教授的住处较小,未免显得拥挤。聊起此事的时候,韦伯促狭的笑着说,是呀,光是W教授(当时在海德堡执教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和他的气场,就得占两间屋子。至于格奥尔格圈子,虽然韦伯一直与这个圈子中的成员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但他很少参加圈子中政治色彩浓厚、意见激进的聚会。1910年之后,韦伯夫妇开始在内卡河畔的家中举行周日下午的茶会。这一安排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减少韦伯每日频繁接待访客的时间,集中在一天进行,但没过多久,便演变为周日的定期聚会上,准备与韦伯继续就某一问题深谈的人可以预订好下周到访的时间,两套体系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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