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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所能给予的自由 海德堡大学:一个思辩之地

2011-09-14 11:35 作者:苗炜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38期
高等教育究竟应是什么?大学究竟应为每一个有志青年提供一条什么样的知性路径?这是我们每年持续深入考察一所大学的肌理的真实目的。

049海德堡

1806年秋天,耶拿大学城,照常理说,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此时都应该为新学期做准备,但这一年,学校暂缓开学。拿破仑的军队已经逼近,在大学图书馆的阶梯上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法国侦察兵来到城里,在学生酒吧停下来喝上几杯,偶尔也会和当地居民聊上两句,有很多居民都欣赏那个新的法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战争迫在眉睫,有个年轻的哲学教员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叫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耶拿战事打响前一天,他那本艰深的《精神现象学》初稿完成。在黑格尔看来,人本质上是精神的主要体现,精神通过我们进行活动,利用我们为它的目的服务。一本通俗的哲学教材这样解释:假如你是某个球队的球迷,为它疯狂加油,你会被一种精神感染,就好像某种东西牢牢抓住你,这里的“精神”并不是什么异己力量,而是你在赛场上与他人同样感受到的情感联系。把这种状态扩展到全人类,扩展到你作为人类一分子所感受到的那种精神,扩展到你对生活的热情,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意思了。它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大,又不是某种异于我们的东西,对黑格尔来说,这就是上帝。

我们的“世界大学封面报道”就是一次“精神之旅”。在2009年的剑桥大学、2010年的麻省理工学院之后,我们应该去哪里呢?各式各样的现代大学都可以追溯到三种原型:英国式大学,法国式大学和德国式大学。黑格尔在耶拿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经历能说明德国大学的某种特性:德国学者通常就是一名大学教师,德国的思想家和研究者不仅要著书立说,还是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授课的教师。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等,主要是作为大学教师来影响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他们的很多著作是在去世后出版,一般由他们的讲义和笔记整理而成。康德也是大学教授,在他眼里,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都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和对于信仰、法律及身体的控制。但哲学院不同,理性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因此哲学院独立于政府的意志,享有评判一切的自由。康德的思想类似“君子不器”,认为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的学生不过是政府的工具,这三个学院低于以理性为依归的哲学院。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有《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他这样说:“在德国人的一生中,那些在大学里的岁月总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教授的影响而决定学生一生思想倾向的情况并不少见。对于学者和研究者们自身而言,这样一种关系也是愉快而有益的,与年轻人密切接触,使他们延长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听众的存在还使得教师总是专注于那些最本质和最普遍的东西。德国思想家的哲学化倾向,其实是与这样的一个事实相联系:在德国,人们创造知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口头传授,这是与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相同的。在德国,学习为全民所高度重视,科学的伟人曾经为我们的年轻一代面对面讲过课,而大学自身也期待在他们之后能够人才辈出。这些伟人们具有超凡的力量,其秘密在于他们能够聚拢和维持这个国家的前沿精神,而且,只要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能稳固他们在德国人民中业已赢得的崇高地位。”

德国大学的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现象是“Bummelstudenten”。这个词指那些不毕业的学生,德国高校会允许他们拖延多长时间呢?据说,目前最长的一位是基尔大学的医科生,他是54年前开始上大学的,学了108个学期。席勒在1789年谈到过两种治学态度,一种是为谋生而求学,一种是为学术而求学。席勒倡导后一种,他认为,那些掌握着科学这一高贵的武器却无高尚的追求的人是悲哀的。由此在德国的传统中,国家对大学权力的放任使得学术自由超出了一般理解的“自由”,使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产生一种特权意识,并以追求知识为荣,学术不是达到世俗目的的手段。尽管这些永远不毕业的学生是个例,更多人走出校门成为社会精英,但人们喜欢这样的故事,永远待在校园里读书好像是我们的一种白日梦。

050小路

哲学家小路,位于内卡河北岸山丘之上,被称为“欧洲最美丽的散步之所”

另一个好事情是大学之间的自由转学之风,这使得德国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自由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去拓展真理的疆域,那些教授担任领导者的角色,但他们的地位并不是高踞在学生之上。每个学生不仅可以选择大学,还可以选择教师,如果他不愿意跟随那些教师,他随时可以离去另觅他处。在洪堡看来,任何实用性的学习会使人偏离通向修养的征途,唯有探求纯科学的活动才能达到修养的彼岸。老师和学生共同要遵守的原则有二:一是宁静,二是自由。对学生而言,大学的意义在于使他“在中学和步入生活之间,在具有许多教师和学生的地方把数年的岁月完全地用于科学的思考”。如此说来,大学更像是一段通向修养的时间,而不是一个教学楼和宿舍组成的空间。

不过,现在,席勒和洪堡的观念已经都是一种美丽的过去了。如今的德国大学无可避免地正在进行艰难的改革。所谓“博洛尼亚改革”是1999年7月在意大利提出的,主张在2010年建成欧洲统一的大学教育区,使46个国家之间拥有统一的学制和互相承认的学位。如今全欧洲已有80%以上的大学参与了这项改革。这是欧共体思路在教育上的延伸,但这种教育的统一远不如货币统一那么简单。《明镜》杂志报道说,德国大学正在经历这样一场革命:更快、更简单、更实用。学生们在哀叹课业繁重,教授们抱怨太忙,这些变化就发生在这10年之内。在“注重实际”的口号下,许多专业的学生只要6个学期就可以毕业,20岁就可以走上工作岗位,这比以前的平均年龄早了3到4年。埃尔福特大学的校长斯坦伯格说,传统的德国大学教育不以职业功用为目标,“博洛尼亚改革”等于是对德国大学传统的全盘否定,所谓的造就经济精英,就是在德国生产华尔街的高端人才,可是这种生产,其实德国大学完全不熟悉,这是拿学生和大学的未来在赌博。哈尔威登堡大学的校长帕斯特纳克也说,这是德国大学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学教育应该有明确的职业目标,按这样的目标,学生们必须被学分制从一个教室赶向另一个教室,大学就会像中学一样。而整个社会都强调效率,落实到大学,校长们就会变成CEO,考虑如何从国家那里得到更多的拨款。

那些让德国大学为人乐道的优点,在这个效率至上的世界中都变成了缺点——过低的毕业率,许多学生一直在学校赖着,学习的内容和社会企业要求脱钩,毕业生年龄太大等等。激烈的改革企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沃尔夫·辛格由此说:“消除一个科学家创造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他上学的时候推行所谓的博洛尼亚改革。”其实,这种改革没有取得想象中的效果:从2003到2010年,辍学率并没有明显减少,也就是说,所谓的“漫游”、“闲逛”的大学学习并不是辍学率高的根源。一位卡尔斯鲁厄大学的德语文学毕业生去找工作,结果雇主对他的学士学位十分不屑,说他们这种速成的学位简直就像是肄业证书一样。德国社会对于知识的要求其实很难改变。博洛尼亚改革前的德国大学教育系统里,90%的化学硕士会读博士。这也让新生的化学学士在职场上无所适从,许多职位仍然只是为硕士预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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