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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宋教仁

2011-08-09 17:01 作者:李鸿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33期

33封面

封面油画/朱日新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成立大会。由此,中国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的反清革命组织。孙中山当然兴奋。此前10年的革命奋斗,孙先生对自己的革命命运颇为悲观:“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同盟会的成立,孙中山转向乐观:推翻清朝的革命大业可以及身而成。

在广泛的乐观情绪里,宋教仁却另有冷思考:“慓忽敢死者易得,条理缜密之士盖寡,非先植其基,虽满洲倾覆,犹足为忧。”

革命与建设,不可偏颇。宋教仁提出的问题当然重大。只是这一思考,未必被同盟会里的热血青年所认可。查索史料,坚定支持宋教仁的革命党成员只有杨笃生。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杨笃生是清廷考查各国政治大臣的随员。宋教仁在日本勤力翻译各国政治制度文献,即为杨笃生邀请。

与意欲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的同盟会对应,此时,清廷正在思考如何“君主立宪”。

传统中国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当是关键所在。在那个时代,两种不同的未来政治路向——“共和”与“君主立宪”,各自起步,开始竞争。

100多年后,更心平气和地看待当年,无论“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只是外源性的政治制度资源而已,并非传统中国内生而出的制度。那么,真问题便是:外源性的制度资源,如何适应传统中国的政治土壤?其解决之道,决定放权“立宪”的慈禧,设计了一个9年的宪法预备期;而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里,革命成功后,进入“军法”、“约法”时期——同样是9年时间,然后过渡到“宪法”时期。只是,计划赶不过变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如果说此前“共和”与“立宪”尚有竞争的话,此刻,清朝将亡,“立宪”无本可依,“共和”制度当然无可阻挡。历史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给中国人一次实践民主政治的机会。这当然值得后人再三思考讨论。

以“力量(暴力)”获权的传统政治模式,在此机会突然降临之际,能否就此顺利进入民主的“授权”的现代政治轨道?这当然离不开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条理缜密”之士宋教仁脱颖而出。他所设计的“责任内阁”制度,以这样一种权力逻辑建构——国民选出议员,议员组成国会,国会多数党组成内阁(政府),执掌权力。那么,总统呢?虚位而已。

权力由民所授,而非以力搏获。相比于传统中国政治,这当然是崭新的制度安排。

只是,更冷酷地看,人事与制度——以钱穆先生所揭示传统政治的两端,来观察民国初立时期的政治运行。制度已经设计出来,核心问题则转向“人事”。换一种说法,这一制度的设计,尤其在其启动之际,是均衡的还是倾斜的,将可能保证谁的权力,实为重点。制度当然不可能独立于人事之外。

宋教仁设计的制度里,虚位的总统,遂成人事之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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