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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重读鲍勃·迪伦的抗议民谣(2)

作者:欧阳江河

普鲁斯特有一个著名断言:“思想是忧郁的替代品。”那么,抗议呢?迪伦式的抗议,驻足美国特性的深处,且将良知之根扎在年轻人的心深处,但是否也只是作为忧郁的替代品,作为一个抵押而存在的呢?迪伦把他那一代人的抗议写成歌词,谱成民谣,用吉他弹奏出来,凭借这个抗议之声,迪伦将什么东西从大众的平庸现实提取出来,不仅作为忧郁,而且作为不朽,提取出来?经由这个提取,究竟有什么被替换了?60年代过去了,但是,一个让人梦绕魂萦的,作为历史文本的60年代,完整地保留在迪伦的歌曲和金斯堡的诗篇中。这两个家伙,将60年代像存钱一样存入时间银行,又将之提取出来,似乎不朽是为它专设的诗歌账号。常识告诉人们,诗歌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是跨代的,抗磨损的,因为真诗歌在时间定义上具有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所指称的“令人目眩的缩略”的性质。在其中,时间本身自我缩减,不断退归精神的不朽内核。流行于60年代的众多抗议民谣,凡不具备这样一种时间的缩略特质者,皆成过眼云烟。因为60年代过去了,时代变了,抗议的颜色和气味也变了,当年抗议民谣的对等物已然不复存在。如果你没有办法从60年代的抗议提炼出不朽的元素,你就存留不下来。美国的民谣文化有自己的神话、传奇,有自己的创造序列和传播机制,帮助个人产生群体认同感。不过,使迪伦的抗议声音挥之不去,并使之列入不朽行列的,还是他那高人一筹、超乎时间流逝之外的诗歌特质。迪伦的歌词里,有大的历史叙事,有范畴和镜像,有灵魂的重影和回声。我们这些2011年的更新一代的听者,完全可以将今天的人类状况和语境,作为一个“可辨认的当下”,放进迪伦60年代的歌里去倾听,去感受,去辨别,去对质。当然,我们也可以消费这个被迪伦写过、唱过的60年代,消费革命和抗议。买碟也好,买现场音乐会的门票也好,只要你肯掏腰包,你就能把迪伦连同他的60年代一股脑儿给消费掉。但是——

这是老曲重听,旧词重读,往日重现。

60年代之往日重现,唤起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不在场,唤起历史缺失和时间的重新调节。苏俄诗人曼杰斯塔姆的夫人所写的回忆录《以希望对抗希望》里,记述了一个关于时间调节的小故事:曼杰斯塔姆在流放时,内心恐惧幻觉化,老是觉得斯大林会在傍晚19点派杀手来行刑。每天一过18点他就开始焦虑。曼杰斯塔姆夫人有一天将墙上的时钟从18点3刻拨到19点10分,在他陷入此日必死的深度恐惧时,说:瞧,时间已经过了19点。曼杰斯塔姆回头一看,持续多日的恐惧顿时消失。迪伦本人读过这个故事吗?当年肯尼迪遇刺事件,在他内心深处唤起的恐惧感,可不是在时钟指针上动动手脚就能打发的。有人认为迪伦之所以停笔不写抗议歌曲,原因很复杂,其中之一与伴随肯尼迪之死而来的恐惧幻觉有关。即使历史真的能做时间上的调节,迪伦对60年代美国的抗议,与曼杰斯塔姆对30年代苏维埃的异议,性质还是不一样的。正如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自己和对欧美持有异议的众多年轻人,意义和性质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对迪伦所传唱和界定60年代来说,中国的同代人注定不在场。要等到70年代列侬公开宣称“我不相信上帝,我不相信迪伦”,并将抗议歌曲唱到头条新闻的历史位置之后,要等到80年代列侬被“粉丝”枪杀之后,等到90年代,以及接下来的十来年里,抗议歌曲经由U2而变得更为政治(更为去政治化的政治?)也更为商业和更为全球化之后,迪伦的60年代才会往事重现,而这一次,我们在场。

今天我们阅读迪伦的歌词,是重读。但是否有过真正生效、真正有意义的初读,这实在是个使人困惑的问题。按照萨义德的看法,真正生效的文学的和思想的阅读,只能是对位法的阅读。幽灵与生者的对位,历史与现实的对位,自我与他者的对位。重读迪伦,这个对位阅读法,还得包含音乐与诗歌的对位。将迪伦置于惠特曼和金斯堡的上下文对位关系中阅读,我们读到的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迪伦,一个民权英雄,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一个以吉他为武器的斗士。但要是我们将同一个迪伦,放到与叶芝形成的对位关系里去阅读,结果会怎样呢?举例而言,在《时代变了》这首歌中,有一行著名的歌词——

这个时代已经完全变了样。

这句歌词,反复出现在每一歌段的段末。熟悉现代诗歌的听者,会本能地将其与叶芝名作《1916年复活节》中同样是反复出现的、招魂般的、扰人肺腑的诗句联系起来——

变了,一切都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那么,在迪伦与叶芝的对位阅读法里,在“这不是老年人的世界”这个带有启示录意味的诗歌命题里,迪伦扮演的是一代年轻人的代言者和领袖人物,是一个预言家,而叶芝则是站在老人和逝者的角度,在他身上被唤起的是一个伤感的、怀乡病的、悲天悯人的老派诗人形象。当然,没有人会以行规严格的诗学范式,去真正讨论迪伦与叶芝的对话关系,因为这么做,会多少有点关公战秦琼的迷惑。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迪伦放在叶芝的某些诗作里去读,这么和叶芝并列起来,这么重读迪伦,会不会带来比初读还要新鲜和陌生的感受?我们不要仅限于用惠特曼,用金斯堡,用兰波和波德莱尔去读迪伦,我们还应该试一试用叶芝这样的经典诗人去读迪伦。或许,我们还应该将美洲左派诗人聂鲁达在阅读深处所唤起的广阔性和歌唱性,移植到迪伦的歌词里,去更为开放地阅读他。还有阿赫玛托娃。迪伦与阿赫玛托娃,看似毫无牵扯,但两人确实曾经出现在同一个历史时刻,同一个历史场合,起同样的历史作用。我指的是1989年,在莫斯科,数万年轻人一起唱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一起诵读阿赫玛托娃《安魂曲》一诗的片段,阻挡坦克的前行。在这个历史场景里,起作用的又是怎样一种历史想象力与诗歌的对位法呢?

如果将迪伦放进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诗歌演化史去辨析,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革命和抗议,这个左翼的诗歌主题,它曾经是什么,现在变成了什么,它留下了什么?年轻人对世界的愤怒,作为一个永恒的诗歌主题,它的文学能量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是否已经被穷尽?迪伦第一首震撼美国的歌是《答案在风中飘》。而列侬在生前的最后一个访谈中则对记者说:“60年代不是答案。”如今,真正有思想抱负的诗人,更看重的是自己的作品是否真正有问题意识。答案导致问题,带出问题,但太多的答案是对答案的取消。“有些问题比炸弹更深层。”迪伦说。毫无疑问,2011年比60年代更富裕,更多元,商业化程度也更高,但现在的人们活得更幸福吗?答案在风中飘。现在我们听迪伦的歌曲,读金斯堡的诗歌,感觉其中的抗议之音、号叫之声恍如隔世,像来自星空的声音。革命的、抗议的60年代,它真的存在吗?我甚至怀疑鲍勃·迪伦是他自己的赝品。他不是他是的那个人,他在他不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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