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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重读鲍勃·迪伦的抗议民谣

作者:欧阳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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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诗歌鼻祖艾伦·金斯堡(摄于1982年)

1980年5月31日,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诗歌鼻祖艾伦·金斯堡,文思如涌,写下一篇3万字的文章,谈论另一位美国诗歌大师惠特曼广阔而厚重的诗篇。他论及惠特曼关于自我本性的宣言,关于强壮的民主,关于否定性的能力,关于思维的扩展和对自己身心的完全支配,以及,关于对“多余的爱”的期待。金斯堡以他特有的诗歌眼,看见想象中的惠特曼像是一个“到处讨零钱的人”,以几许热情、一点活力、一点宝石般耀眼的激情,逢人就问:“先生,你有多余的民主吗?”金斯堡写道:“惠特曼实际上是在叙述美国,并与之较量。”他认为惠特曼是美国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惠特曼提出的,是一个古老但又常新的,根本的问题:我是谁?我来自何方?又将走向何方?对金斯堡来说,惠特曼提出并深思这个问题,既是作为一个诗人,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对自己思考和宇宙一样深远的问题并不感到羞耻。”

有意思的是,在阔论所有这些庄严命题时,在主显节的时光碎片和启示般的狂喜之间,突然地,轻盈而又小心翼翼地,金斯堡插入了一首古老的日本俳句:

秋夜的月亮

温和地照耀着

偷花的贼

月光中的偷花贼,这真是一个绝妙的镜像。如果将这个镜像从古代转向现代,从东方转向美国,我们就能从中看到三个美国诗人:惠特曼、金斯堡和鲍勃·迪伦。作为诗人,他们不偷花,他们偷心。我本人有一句诗写道:“花开到最后,是一颗心。”以我之见,这三个诗人,共同构成了20世纪的美国良心。金斯堡将“冷战”时期的美国人划分为两类,一类人认同“权力归于花朵”,另一类人则认可“权力归于核武”。鲍勃·迪伦在古巴导弹危机时,写出了传唱一时的经典之作《暴雨将至》。鲍勃·迪伦是一个原创歌手,他所信奉的创作信条是:写词是最重要的,曲子则可以从民歌仓库里随便拿。迪伦写出《暴雨将至》的歌词后,移用一首古老的英国儿歌曲调为之谱曲。在歌中,迪伦以一个孩子的声音,描述了核时代的噩梦般的人类未来。就创作手法而言,《暴雨将至》已经完全超出美国民歌的传统,步入了现代诗歌的暗指和奥义,处处闪耀着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诡异灵性。

认定鲍勃·迪伦所写的歌,其文学价值要大于音乐价值的,大有人在。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将迪伦原创歌词中的吉他特质剔除净尽之后,再来抽象地谈论其文学性和诗歌价值,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考虑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谣创作,与现实政治贴得如此之近,这使得迪伦的抗议之声,更多关乎年轻一代的愤怒的神经系统,关乎时代的呼吸单位,而不是事关诗歌的现代修辞、智性和想象力。简言之,鲍勃·迪伦是一个诗人气质的民谣歌手,但不是经典意义上的诗人。T.S.艾略特认为,现代主义诗歌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诗歌只做只有诗歌能做的事。但迪伦用民谣想做的事,范畴远比艾略特那样的精英诗人要广阔。迪伦的原创民谣,较之同时代的其他民谣歌手,之所以文学性和精神影响力要高出许多,原因就在于迪伦的创作深处有这个范畴,而其他歌手几乎没有。我所说的这个范畴,指的是在吉光片羽的原创歌词后面所隐藏的那个大的历史叙事,那个诗学和心灵的巨大的场。对迪伦而言,这个范畴,这个内在风景之精神场域,是由他与惠特曼、金斯堡、兰波、波德莱尔等现代诗人的深度联系构成的。鲍勃·迪伦说:“歌曲带我到某个不一样的、解放了的、看不见的共和国。”在惠特曼笔下,这个范畴的共和国,勾勒出从个人到全人类的自由之宽广度。惠特曼所歌颂的自由,是那种对自由本身进行观念设计和行为规划的元自由,它不仅要求对自己身心的完全支配,不仅要求思维的无止境扩展,也要求对抗和抵制的自由。惠特曼写下这样的诗句:

我说,多抵制,少服从,

一旦无条件地服从,就被完全奴役,

一旦完全奴役,地球上就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城市,

还能再恢复自由。

金斯堡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警告,对民主的困境所发出的警告。他将这个诗歌警告,与100年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卸任时,对继任者、对全体美国人所发出的一个政治警告联系起来:“要警惕军事与工业的联合体,它要求对军事侵略采取无条件的服从,也要求奴隶制。”金斯堡为回应惠特曼的警告,提出了一个问询:现在谁会是能够写出“你不会将人类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的人呢?他自问自答:歌唱家,那肯定是鲍勃·迪伦。迪伦本人则进一步认为,惠特曼的诗意警告是针对整个人类状况的。迪伦在60年代写下的那些精彩的对抗歌曲,源头直接与惠特曼式的元自由精神相通,因而气息悠远,胸襟开阔。

2

美国诗歌大师惠特曼

惠特曼诗歌精神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愿意和任何人说话”,他甚至愿意和一草一木说话。而这既非法国沙龙式的絮叨,也不是商业从众主义的广告术,更不是现代美式民主的选民话语。金斯堡认为,如果以惠特曼式的诗人慧眼来观看这个世界,你就会看到秋天树木的革命,看到每片草叶迸发的微小革命。换言之,惠特曼以革命的声音,说出的是生命本身的事情,是生命之微小和浩渺,脆弱和坚定。惠特曼的启示性思想扩展得如此深远几乎是悔悟性的。许多年后,迪伦迈着民谣的优美音步,走上了惠特曼精神。他说,他愿意对任何人歌唱。迪伦是否知道,人只能听到自己早已听到过的声音?对此,T.S.艾略特先生在《四个四重奏》里给出的精英界定是:很深的声音是听不见的,但只要你在听,你就是这个声音。问题是,这个声音是谁的声音呢?这是那个在老鹰中睡去,在燕子中醒来的声音吗?是那个开在睡莲里,却被枪炮声给打断了的声音吗?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在听。迪伦知道他们在听。他把惠特曼的声音写进自己的声音,但音调被调得高出几个音阶。他用那把破旧吉他弹拨着全世界年轻人的热烈神经。人们需要他作为一个中介,以使自己成为这个世界热烈的介入者。各种声音汇集在某处,汇集在迪伦的舌尖上:革命的声音,抗议的声音,60年代的声音,黑人的声音,男人和女人的声音,沉默和寂静的声音。在所有这些声音之上,答案随风而逝。年轻一代把耳朵和心灵交了出来。如迪伦所写,端的是,时代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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