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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从乌托邦到享受生活——中国音乐节10年

作者:王小峰

最初,张帆没有想过在校外或者户外办音乐节。在当时,公安部门对于户外群体聚会的审批可能仅限于体育比赛,组织上千甚至上万人的音乐节,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过去,自发性的群众“聚会”也仅限于游园。但2004年北京密云发生的元宵节游园踩踏事件,让公安部门更加确信开放性场合的聚会潜在的危险。所以,张帆在当时没有想过到公安部门申请办户外音乐的想法。“我们做音乐节,从开始就没指望在户外。因为2000年,谁会想象会在中国各地有大型音乐节?但这10年确实发展太快了,我翻出2000年的照片看,人还是那样儿呢,没有想象。到了2003年,我们校园里已经满了的时候,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到那时候我都一点没有奢望到外面去。2004年“五一”因为密云踩踏事件影响也没搞成,到10月,海淀公园主动找到我,说你们盛不下了,来海淀公园吧。我说行啊。但是没批。后来石景山区雕塑公园知道了,找我们,我们就过去了。所以是他们给我们拽出去了。我们本来想就这么一直玩下去,没有任何商业企图,真的纯粹是一种特别舒服的群体的狂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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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北京迷笛音乐节上,摇滚歌手何勇压轴表演引燃激情2009首届草莓音乐节在北京通州举办,美国乐队Deerhoof作为压轴嘉宾

事实上,音乐节走向户外并且像国外的音乐节那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2004年在雕塑公园举办迷笛音乐节,到最后公安局也没有批,等于是默认。2005年在海淀公园的迷笛音乐节,海淀公安局在演出头一天才批下来,但没有把批文给主办方。从这两次审批能看出,公安部门对户外音乐节的安全很担忧,同时又不想承担责任,不出事皆大欢喜,出了事要问责。张帆在回顾当时与公安部门打交道的经历时说:“我们跟公安的沟通最后完全是针尖对麦芒了,他们说不让卖酒,我说户外音乐节喝啤酒可以让人软性高兴。他们说喝酒会打架,我说不会,亚洲人喝不到打架就软了,我们卖的酒倒到纸杯里,和国外一样。他们说你们的观众必须坐着,因为在迷笛音乐节之前全中国所有的演出都是坐着看的。我说你摆着椅子反而有紧急事情发生对疏散不利,海淀公园很宽阔,大家走着看,不是很好吗?我们给他们看国外的音乐节的录像、照片,我说音乐节是个节日,不是音乐会,大家要互动。因为这种事跟他们沟通很难,他们没有概念,不知道音乐节是什么。他们又说,摇滚音乐节有毒品怎么办?有的话会给治安造成很大压力。我说摇滚音乐节不可能有吸毒,不可能有摇头丸,不可能有海洛因,为什么?很简单,摇头丸你吃进去后要不停地在动,至少半小时,这样才能High,但我们的摇滚乐,每四五分钟就停一下,停了会让吃摇头丸的人难受死不可。他们又说要是有抽大麻的怎么办?我就直接说了,如果现场有吸大麻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他尽快带离现场,你们警察不要上,容易造成激化。我说摇滚乐是一种让年轻人去发泄的形式,你们警察不要管,以往的迷笛音乐节都很安全。这种会我们可能开了七八次。最后他们说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我们公安也为难。还是死活不给我演出执照,最后我说你不给也得给,舞台都搭好了,观众来自全国,2005年10月1日当天,海淀公园门口可能聚集七八千人,你是放还是不放?最后提前一天,他们说你们搞吧。我们当时就觉得,成功了。”

迷笛音乐节是第一个由政府文化局批准的叫“节”的民间机构办的节日,之前不允许民间机构办节日。北京上世纪90年代有个“北京国际爵士集萃”,底下人们都称作爵士节,但政府一直没批。张帆说:“我们很自豪,我们是第一个批下来的民间节日,现在民间节日越来越多了,我觉得真是件挺好的事情,老百姓有权利自己给自己过节了。”

张帆认为他们可以跟公安部门把话摊在桌面上谈,还是出于双方信任这个前提。以往在学校搞音乐节,不存在大型活动审批问题,但是迷笛音乐学校还会请当地公安部门过来,这期间从未出现过违法乱纪事件,这也逐步让公安部门认识到音乐节是安全的,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麻烦。所以,几次户外音乐节搞下来,北京海淀区政府已经把迷笛音乐节当成扶持创意产业的内容。但是,2008年这一届户外迷笛音乐节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没有搞成。

张帆说:“2008年本来‘五一’要搞,文委当时非常支持,我们提前6个月就拿到批文,海淀公安局说3月份我们就能拿到批文,当时海淀区政府给了我们50万元的创意产业扶持资金,他们已经认为迷笛音乐节是健康的创意产业。但是从3月开始,先是‘比约克事件’,然后‘藏独’、‘疆独’闹事儿。4月20日公安给我打电话,说这事真的不能搞了。他们给我举了几个例子,首先一个外国乐队在台上喊‘台独’、‘藏独’、‘疆独’,台底下人把他办了怎么办?还有当时有一支法国乐队,抵制家乐福事件已经闹得很大了,万一‘愤青’们把法国乐队打了怎么办?如果有人搞破坏,进来扔炸药包怎么办?他给我分析了七八种可能性,我当时没话反驳,这不像你不能喝酒不能坐着还可以跟他们讲讲道理。演出前6天他们又通知我们,海淀公园的门已经锁死了,你想运设备都运不进去,舞台搭不起来,5月1日观众来了也没法看,如果这次你帮我们,以后我们再帮你。话已经说到这份上,我就说那行吧,我想办法通知他们吧。我出了海淀公安局,坐在路边,当时觉得心里特空,不是失望,也不是难过,也不着急,就是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争取我投入我努力了,但是没有成功,我也没怨公安。开始我们努了全劲,想拿迷笛给奥运会做暖场,给全世界看看,中国也能做这么大型的国际音乐节。我之所以如释重负,是因为我非常相信我们的观众,只要组委会或者我写个东西,大家会非常理解。事实上,公安非常紧张,说‘五一’那天你要带着工作人员到海淀公园,去疏散那些有怨气的观众。我说你放心,观众不会闹事,因为我们该说的都说到了。他们说那你也得来。到海淀公园后非常平静,就有些外地观众来了以后,会在草地上非常平静地坐一会儿,算是一种纪念也好,憧憬也好,回忆也好,我就跟大家聊聊天。当时定了30支乐队,我们临时通知乐队取消演出,有的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临时做了4天的校园音乐会,很多人就到校园去了,非常好,很安静,海淀公园没有任何事情。所以公安也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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