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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埃及:历程以及多重因素(7)

2011-07-15 11:35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29期
从某种程度上说,2005年穆巴拉克亲自导演的修宪关闭了反对派竞选的大门。所有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依旧存在,但是解决问题的政治渠道却被堵死了。穆巴拉克政权由此遭受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危机”。

1973年10月,萨达特发动“斋月战争”,埃及军队口颂《古兰经》,越过苏伊士运河,然而就在阿拉伯人欢呼“真主伟大”、感谢伊斯兰真谛又回到人间时,萨达特却出人意料地访问以色列,开辟了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谈判的和平进程。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是十分合理的,埃及在与以色列的对峙中损失巨大,经济发展受阻,国际地位下降,只有甩掉这个包袱,才能致力于现代化目标。但萨达特的举动却使阿拉伯世界大为愤怒,许多人谴责他背叛了伊斯兰的神圣事业。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普通民众也对此难以理解,萨达特最终倒在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枪口下。

穆巴拉克执政后,立即释放了萨达特被暗杀前数月大规模拘捕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他改变了前政府对兄弟会的高压政策,转为怀柔攻势,对宗教势力进行分化瓦解。穆斯林兄弟会虽坚持实施伊斯兰教法、建立伊斯兰国家等宗旨目标没有改变,但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同意以和平政策为基础,放弃暴力革命,愿意参与议会政治、建设伊斯兰经济及促进市民社会发展。但穆巴拉克始终没有给予穆斯林兄弟会建立政党的权利。

1991年,伊斯兰拯救阵线在阿尔及利亚大选获胜,这给了穆巴拉克很大的教训。根据一位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的说法,穆巴拉克“多次宣布他不会重复(阿尔及利亚)错误给予伊斯兰主义者官方参与政治或参加到民主选举的权利”。阿尔及利亚大选的结果加强了他的判断,如果允许自由和公正的大选,那就很可能意味着他的政权得不到席位。

萨达特在其统治后期曾说:“想从事伊斯兰教的人应该进清真寺,想从事政治的人应通过合适的机构。”这与西方“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的说法含义相同。

但伊斯兰教没有发生类似西方基督教那样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因此伊斯兰教并未从社会政治生活中撤退。伊斯兰教从来就不只是作为个人信仰的纯粹宗教,而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庞大的无所不包的文明体系。如毕健康所说:“伊斯兰仿佛是一口巨大而无形的泉眼,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和能量,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转变成各种宗教社会运动。”

《埃及史》的作者瓦蒂吉约蒂斯曾在其著作中评论萨达特的困境:“开放”政策“只是一段幕间插曲——一个失败的试验”,“埃及现在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政治秩序,它能把这种经济政策容纳其间。生活在勉强糊口水平上的人已超过400万,在2000年将达到6000万~7000万”。萨达特似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原教旨主义则开出药方,他们说: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如同伊朗已经建立的那样。

30多年后,穆巴拉克也面临着和萨达特相似的困境。他的“政治秩序”也无法容纳那些社会问题:既无法缩小两极分化,也无力每年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

080男孩

5月28日,在埃及萨卡拉,14岁的贝多因男孩在政府经营的毛毯学校学习编织毛毯

政治的花瓶

“2·11革命”前的埃及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尽管宏观经济尚可,但财富分配不公,人口爆炸,贫困人口增加,失业丛生,宗教势力涌动。于是反对派的矛头对准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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