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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埃及:历程以及多重因素(6)

2011-07-15 11:35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29期
从某种程度上说,2005年穆巴拉克亲自导演的修宪关闭了反对派竞选的大门。所有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依旧存在,但是解决问题的政治渠道却被堵死了。穆巴拉克政权由此遭受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危机”。

纳赛尔提出平等的口号,结果却产生一个由行政与军队特权分子及高级官员组成的“新阶级”。纳赛尔提出要高速发展,但在他“计划经济”的控制下,经济的活力被官僚政治扼杀了,发展目标并没有达到。纳赛尔高举反帝、反殖民的大旗,把埃及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埃及受到最大的挫败:埃及与叙利亚联合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干预也门的内战几乎把埃及拖垮;1967年,纳赛尔把埃及拉进了另一场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结果和1948年一样,埃及在战争中惨败,还丢掉了西奈半岛。

纳赛尔主义的民族旗手形象面临挑战,于是如同当年的法鲁克王朝,埃及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即民族主义神经被触痛了。人们不再相信纳赛尔主义万能,开始对国家振兴的问题重新思考,原教旨主义开始流行。他们认为:战争失败是世俗主义的失败,埃及背离了伊斯兰精神,因此应受到主的惩罚。在许多人眼里,世俗主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现在,只有回到伊斯兰,才有可能振兴家园。

宗教激进主义突然在埃及形成高潮,而随着萨达特的上台,宗教和国家的对抗也步入高峰。萨达特曾经让伊斯兰力量大为振奋,因为他是虔诚的教徒,曾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见过面,听过他的讲课。1976年萨达特恢复多党制,随后就允许兄弟会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兄弟会主流于是逐步修正斗争方式,用合法手段争取政治目标。但这也使兄弟会中的激进派采取更不妥协的立场,许多人脱离兄弟会另立山头,一时间小组织林立,采用暴力甚至恐怖主义手段反对政府。

1977年,伊斯兰各宗教组织都召开会议,要求正式宜布“沙里亚法”是一切立法的依据。萨达特接受了这个要求,说政府将按照伊斯兰的教规,对酗酒、通奸、改信宗教等行为制定出惩罚办法。这一声明立刻引起占人口10%的基督教徒的骚乱,抗议活动持续了4天。萨达特不得不收回成命。于是,伊斯兰正统派说他背弃原则,宗教改革派说他要恢复传统,基督教徒说他要实行宗教歧视,原教旨主义指责他讨好世俗主义。

1977年“赎罪与迁徙”组织大闹开罗商业区,烧毁一切有西方色彩的夜总会、大商店、电影院等等。他们要求清除西方影响,恢复严格的伊斯兰戒律。事后政府逮捕了60名闹事者,该组织为解救这些人而绑架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长并最终将其杀害。政府则报以更大的镇压,620人被捕,其中465人受军法审判,5名领导人被处死。

国家目标与宗教原则的对立在萨达特的对外政策上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导致国家与宗教的最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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