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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埃及:历程以及多重因素(2)

2011-07-15 11:35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29期
从某种程度上说,2005年穆巴拉克亲自导演的修宪关闭了反对派竞选的大门。所有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依旧存在,但是解决问题的政治渠道却被堵死了。穆巴拉克政权由此遭受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危机”。

开放政策带来了显著的效应,埃及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都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1970~1979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7.6%,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7.8%,制造业为8.2%,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达6.7%。新的外国私人投资(非石油部门)也从1977年的1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4亿美元。更重要的是,由于外交上的转向,埃及成为美国的盟友,得到了大量的美元援助。实惠是看得到的,在埃及消费的每4个面包中就有一个是由美国提供的。

但是萨达特的改革使社会全面转型,负面效应逐渐显现,最明显的就是贫富差距骤增。1964到1976年,60%的下层民众总收入从占国民收入的28.7%下降到19.93%,30%的中间人群总收入从40.27%下降到21.52%,而10%的富有者,其收入则从31.9%上升为58.55%。失业率从1960年的约2.2%升至1976年的7.7%,而补贴占公众开支的比重却从1974年的29%下降到1977年的17%。城乡贫困家庭率从1964的27%上升至1975年的44%。

这对于经历过纳赛尔“社会主义”时期的埃及人来说,当然难以接受。1977~1978年财政年度国家赤字达13亿埃镑,通货膨胀率高达40%。军费开支从1978~1979年度的25亿埃镑上升到5年后的将近40亿埃镑,其中20亿靠美国支援度日。裁军需要大量经费,10万~20万军人等待退役,造成就业压力。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国家许诺的工作分配,或分配了工作后不久又被解雇。而特权分子从“开放”政策中大捞油水,国有资产通过各种途径流入了他们的腰包。

《幸福》杂志的记者写道:“一小撮埃及人似乎是从外国投资的浪潮中捞了一大把。他们作为外国公司的合伙者,每月收入比政府中最高级别的部长薪金还要高5倍或10倍。他们驾驶的奔驰汽车,在埃及售价4万美元一辆。他们出入于以往只有外国人才吃喝的餐馆里,租用豪华别墅……他们在‘希尔顿’和‘谢里登’大酒店中举行婚礼,其奢侈挥霍实在惊人——在那里演一场肚皮舞就可以赚3000美元。”

萨达特开创了埃及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特征——GDP与财富的增长并没有让大部分人得到好处。尽管宏观经济数据表现优异,经济向上增长,但社会公平指数却在下降,穷人的生活没有改善,中下阶层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剥夺感和失落感。

076萨达特

埃及总统萨达特

1981年,萨达特遇刺身亡。民众保持了沉默,他们在葬礼时留在家中,与纳赛尔死时举国哀悼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经济发展与民众生活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这也是执政者、特权阶层与街头民众之间的距离。

穆巴拉克延续了萨达特的开放政策与私有化运动。一方面,它扩大了开放的领域,从“消费型开放”发展到“生产型开发”。鼓励、引导外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向生产项目投资,以加速本国工农业的发展。同时改进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继续放宽对私营部门的限制。另一方面,穆巴拉克启动了国有经济的私有化,银行、保险业相继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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