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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玛尼诺夫:没有门牌的地址(3)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7期 查看本期目录 】 作者:曹利群 2011-07-13 17:04 编辑: 李倩
核心提示:拉赫玛尼诺夫带领我们穿越了他最后的音乐迷宫,直接进入他内向性的心灵深处。在手稿的最后一页,他写下了“我感谢上帝”的字样。

年轻的拉赫玛尼诺夫(站立,左二)与亲人在伊万诺夫卡,中间坐着的是他的未婚妻纳塔利娅

离开俄罗斯?!

“我大概还剩三万卢布,这不算是囊中羞涩,但是我担心再次崩溃,我周围的一切扰得我无法继续工作。所有的人都建议我暂时离开俄国。但是去哪儿,怎么去,可能吗?你能否帮我联系到特莱谢库(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咨询一下他的建议?你能否帮我们全家拿到去挪威、丹麦或者瑞典的护照?地方并不重要!……我恳求你,请尽快回复我。”这是1917年6月1日拉赫玛尼诺夫给他表哥亚历山大·西洛蒂的告急信,兵荒马乱的年代,他最关心的是自己还能不能作曲、演出,像过去那样正常的生活。不像后来很多流亡者,拉赫玛尼诺夫没有艺术之外的诉求,没人强迫他出走。但整个制度都颠覆了,社会秩序翻转了,艺术家生存的空间日渐局促甚至是尴尬。“剧院里突然坐满了观众,都是工人,士兵,水手。……大厅里全是无产者,他们从来不曾见过芭蕾,都打着哈欠等着演员开口说话。”(费德洛夫斯基:《俄罗斯芭蕾秘史》)剧院只好开始寻找娱乐性的剧本,主要角色也给了接近新政权的年轻女演员。

走当然是对的。所有的家当都撇下了,只带了现金和必要的谱子。走得栖栖遑遑,因为是被迫离开,毫无心理准备;走得曲曲折折,从瑞典到欧洲再到美国要绕那么大一个圈子。从来都没有想到要离开这块土地,权宜之计却成了永诀。

俄国革命的前夜,知识分子是无法知道自己该作何选择的。毕竟他们不是政治家。就算他们不走,也逃脱不了去国离乡的厄运。就在拉赫玛尼诺夫出走后的1922年,根据革命领袖的一纸命令,“无情地驱逐出境,永久地净化俄罗斯”,契卡就把人文知识界的120多名代表押送上一条轮船,开赴“欧洲垃圾场”(索尔仁尼琴语)。有这样一个不幸的传统,俄罗斯被驱逐者和流亡者,只能作为伟大的逝者荣归故里,很多人生前都没能回到故乡。作曲家的好朋友夏里亚宾的尸骨也是在逝世34年后才被运回本土的。而拉赫玛尼诺夫本人在出走25年中,虽然无时不刻不在期盼能够回到故土,无奈却客死他乡。

所谓流亡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其实是不一样的。“自愿流亡”的作家纳博科夫回顾流亡岁月时说,他自己和其他俄罗斯的流亡者过着一种“奇怪但完全不能说是不愉快的生活,”他们的苦恼是“物质的贫乏和思想的奢华”。(《说吧,记忆》)而靠着钢琴音乐会,拉赫玛尼诺夫很快就解决了生计问题。生活是安逸的,甚至可以说延续了他出国前挥霍奢华的习惯。有人戏称这是一次“镀金的流放”,物质方面的富足弱化了“流放”的捉襟见肘,加上还有一个移居美国的俄罗斯艺术家圈子可以兜转。人在异乡心在故乡,美国不过是讨生活的地方。就像赫尔岑所说的,对于更多在外国生活的俄罗斯人,时钟在流亡的时候已经停止了。音乐会和不得已的应酬,这些公共空间是逃不掉的。而私密空间是带有强烈俄罗斯色彩的也是个人化的。私人信件一定用俄文写成,然后请人翻译。沉默寡言的他往往不多说一个字,只是和俄罗斯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换了一个人,聊天,弹琴,开车,打网球,模拟“捡蘑菇”(他事先放好一个地方让大家去“拣”)。夏里亚宾在的时候还可以唱俄罗斯的歌曲。晚上,按照俄罗斯的传统,大家一起在沙龙喝茶,说着不改的乡音,保持着家乡的生活习俗,作曲家也算是聊以自慰。

“物质上我衣食无忧,一个资产者!”这才是作曲家的苦恼所在。出去没多久,他就有了一个演出经理和代理人,斯坦威是他的钢琴供应商,而爱迪生唱片公司还和他签了约。与其他人不同,他的流亡在于精神的失重,在于离开故土的迷惘,空虚,疲惫,思念,包括生存空间的局促以及创作欲望的枯萎。用他的话说,他成了一个永远在世界上游荡的幽灵:“我离开了我的祖国。在那里,我忍受过我青年时代的悲伤,并和它搏斗。在那里,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全世界都对我开放,到处都是成功在向我招手。但是,只有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我回不去,那就是我的祖国,我出生的那片土地。”在斯德哥尔摩到美国,日日夜夜,拉赫玛尼诺夫一直牵挂着家人,母亲和许多亲人,还有家乡伊万诺夫卡,他的音乐,钢琴,还有管弦乐团,也都留在了祖国。他随身所能携带的只有思念。

在拉赫玛尼诺夫出走的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俄罗斯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和斯特拉文斯基也都相继出走。只是他们和拉赫玛尼诺夫不同。前者的出国与流亡无关,是布尔什维克的文化当局批准的,走得光明正大,到外边暂避一时,躲躲风头,而且随时可以回国。尽管踟蹰再三,思忖了多年,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祖国。(斯特拉文斯基嘲笑说,普罗科菲耶夫的回国一是愚蠢,再就是财产方面的原因,大抵是不差的。)而斯特拉文斯基自己出来就没有想到回去,不仅仅是他在俄国的财产全部被没收,而在于他的创作,特别是后来的创作从来就不是以民族为根基。社会的变革恰好邂逅他了创作风格的变异。在出走不久的《四首俄罗斯歌曲》中,他已经向传统向故乡挥手告别了。从那以后,他逆音乐历史而行,在历史的风格中尽情地玩耍嬉戏。无论客居哪里他都生活在自己的风格中。

而拉赫玛尼诺夫是有家不能回,特别是1931年的一件事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一群激愤的俄罗斯流亡人士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声明,严正谴责斯大林的暴政的整顿清肃。拉赫玛尼诺夫也在这个声明上签了字。苏联的媒体立刻做出激烈反应,口诛笔伐的同时,当局下令在国内禁演他的作品。这让作曲家绝望,切断了和故土的联系就等于割断了他的创作根系。二十多年的异乡生活,他只创作了6部作品(改编曲目不计算在内)。“我离开了俄罗斯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创作的欲望。离开了祖国,也迷失了自我。在这样一个远离了我的根,我的民族传统的流亡国度,我不再想表达我的内心。”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写了第四钢琴协奏曲,却不见了成熟期作品的酣畅淋漓。连壮士断腕都算不上,只能是阴沉忧郁的河流中偶有闪光的涟漪。稍后的《俄罗斯歌曲三首》中更是悲伤涟涟,思国思乡的痛楚裹夹着欲说还休的无奈。

 

以上文章内容选自《爱乐》 总138期(2011-07-10出版) 欢迎网上订阅《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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