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捕手：寻找下一个HIV

2008年9月6日，在GVFI设在喀麦隆的研究据点，内森·沃尔夫博士（右）与GVFI研究员约瑟夫

2009年，内森·沃尔夫（NathanWolfe）博士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十大新兴探险家”之一。作为流行病学家，他的确不像是科学家，而更像是19世纪的探险家。在喀麦隆的热带丛林里，他花了15年的时间监控各种病毒从动物向人类社会传播的流动过程——艾滋病病毒最初就是从这里进入人类社会的。在马来西亚，他与当地一位研究者合作研究尼帕（Nipah）病毒，一种由果蝠携带的致命病毒。在老挝，他与一位科学家一起跟踪热带立克次体病。他还辗转于中国、马达加斯加、巴拉圭等地，帮助当地科学家建立新的病毒监测网络。也有人叫他“病毒捕手”。

美国著名女记者劳里·加勒特在《逼近的瘟疫》一书中曾经描写过许多八九十年代在前线与病毒作战的科学家。作为老一代“病毒捕手”，他们的角色更像是侦探，疾病发生、传播带来死亡与恐惧，然后由他们来查明真相；而沃尔夫博士的调查则更像是《少数派报告》——他试图建立一个预警机制，严密跟踪和监控病毒跨物种传播的早期过程，在“下一个HIV病毒”到达人类的血库、飞机、性交易网络之前捕获它们。

在喀麦隆，他曾经3次感染疟疾，有一次差点死掉。一直驱动他的热情的，是一种可怕的前景：一种新的流行性疾病将从这里蔓延至全球，杀死数百万人。在流行病学界，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共识。全球化、航空旅行、气候变暖、抗药性的威胁等，使人类应对瘟疫的每一个链条都变得更加脆弱。无论SARS或甲型H1N1流感，完全可以被视为一次更可怕的事件的预演。

剑桥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都曾与人打赌，未来20年内会有一种病毒，无论来自自然界、生物恐怖袭击或者实验室错误，将导致灾难性事件，夺走100万人的生命。赌注1000美元。他说：“在不牺牲过多隐私、多样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我们的文明能否被保存，是一种真实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