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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的历史现场 (二):李大钊的世界观

2011-06-27 11:46 作者:李鸿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五四运动是个分水岭——历史学家们基本由此断代。新兴力量兴起,陈独秀开始了思想之变,而李大钊相对完整地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

3个月后,陈独秀终于出狱。旋即接到孙中山先生南方政府的邀请筹办西南大学,陈独秀接受邀请南下。陈独秀离京去沪,又转向武汉做了几场演讲,演讲过于轰动,武汉警方迅速将情报报至北洋政府。并且,“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此时陈独秀还处于“监视居住”状态,不可随便离家。略有意外的是,陈独秀未从武汉直接去广州,而是返回北京,北京警员接获消息,严阵以待,准备再捕。

1916年10月李大钊(前中坐者)与宪法公言社同人合影

1916年10月李大钊(前中坐者)与宪法公言社同人合影

李大钊获闻消息,赶到火车站将陈独秀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躲避。1920年2月,《新青年》的编辑同仁高一涵记录:“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北京)……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露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也是根据高一涵的这个说法,此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遂成建党起源。只是,后来党史研究者对此说颇为慎重。理由是日本的研究者石川祯浩所考证:当时高一涵正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逃离北京的过程。而李大钊与陈独秀两人并无此说法。

逃离北京,确如一个象征,意味着陈独秀与过去的更接近自由主义的思想说再见了。而这个时候,李大钊已经完成他那篇具有历史价值的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乃至中国共产党建立,当然绕不开李大钊。

虽然比陈独秀要小整10岁,但在处事与性格上,两人却是与年纪相反。时人评价: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李大钊注重调和,力求全面稳妥,陈独秀则喜欢辨别是非黑白,弃取分明,甚至爱走极端;在性格上,陈独秀激烈果断,李大钊平和温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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