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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中国:领袖们的青春年代

2011-06-22 10:27 作者:李鸿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在如此热烈的情绪氛围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党的“一大”的召开,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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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1921年7月,毛泽东从长沙赶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会议,毛泽东本人回忆极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辑录的是与会者的记忆:(毛泽东)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从与会者的回忆看,这次会议开得倒真是青春飞扬,激情澎湃。

另一位也被称为“书呆子”的19岁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回忆这次会议: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我为“书呆子”,说我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当时的面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人们常常把能高谈马克思主义当水平高的标志。既然那时我除了会引征或复述马列的话外别无所长,而我恰恰被选为“一大”代表……

马克思主义对这一代渴望拯救中国的热血青年意味着什么?党史权威金冲及先生引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在如此热烈的情绪氛围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党的“一大”的召开,顺理成章。

只是,90年过去,那13位“一大”代表,金冲及先生在其《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叙述:“这个队伍在前进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分化和重新组合。拿‘一大’的13个代表来说,有的始终坚持下来,成为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董必武;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中途脱离党;有的成为党的叛徒,如张国焘、陈公博。有如大浪淘沙,党正在这个进程中,变得坚强有力。”回望那个历史时刻,金冲及先生说:“也许从今天看来,中国共产党在‘一大’时迈出的只是漫长旅途上的第一步,而且显得那样稚嫩。”对于以行动努力改造中国命运的那一代青年们而言,“(未来)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马克思主义才是最有力量的思想武器。

显然,这一思想武器绝不只是用来高谈以显示自己“水平”高低的“学术”,如何将这一思想武器运用于中国实际,才是真正挑战。

那么,当年的中国,北洋政府执掌的中国,是一种什么现实?

中国山东,先失之于德国(1898年),继失之于日本(1915年,“二十一条”);所有中国人寄望于解决“一战”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以为能够“公理战胜强权”,收复我山东。结果此次和会的《凡尔赛条约》,仍将山东让之日本。这是外侮。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国将亡,不是危言,而是现实。再看国内政治,数百万军队不以抗争外侮、对抗列强为目的,反而在1920年开始内部混战——直皖战争。外侮内乱,国将不国。稍后的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对这一时刻军阀与列强的关系,以及他们构成的中国现实之窘况,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分析:“因为连年军阀互争地盘的缘故,无辜丧了无数的生命;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这就是当年中国的真实。也就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拯救的中国的现状。

以“一大”为决定性标志,中国共产党人组织起来了,由此才开始了创造历史、可歌可泣的行动。直至28年后,1949年,被描述为“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由此才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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