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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伟:少数派报告(3)

2011-06-14 14:22 作者:曾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24期
汪建伟的多媒体个展《黄灯》从4月1日到6月26日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意外的是结构:展览被分成4个章节,每过十几天,空间形式和作品内容即被全部替换一次。对观众,《黄灯》可以是完整作品,也可以停滞为片段。很多人问他这4个章节之间有没有内在结构上的联系,但汪建伟想谈的只是思维方式的关联:《黄灯》的感觉,给了我一个现在身处的这个社会比较准确的一种状态。

《内战》有两张拼嵌的书桌,分别在不同的位置被拼接了一堆古怪的碎木条,汪建伟开玩笑说是桌子自己长出了瘤子。“桌子已经做好一年了,但我老觉得还应该有它自己的发展。某一天我把它推到工场,有很多废弃的碎片堆在那里,突然就觉得这张桌子应该和周围这堆材料发生关系,看它到底能走多远。”汪建伟把这称之为“作品自己的逻辑”,随时可以逾越艺术家的逻辑。一而再,他们连续做了两件“长瘤子”的书桌,当助手兴奋地试图再而三时,被汪建伟止住了,他意识到了一种危险性。“经过前面两三个月,好像所有人对于未来的工作都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好像拿起工具就能自己发展,我觉得这种状态很危险。那就停一个星期,让大家把熟悉忘掉。到今天12点为止,我把第四章的一个重要环节扔掉了,因为它好像有点太正确了。”

在汪建伟的工作室里,我看到即将出场的第四章的几个“主角”:13个由低而高的旧柜子正在厂房里被改造。35个抽屉的写字台。航空包装箱剧场。“‘到十三楼去看免费电影’,这句话支持了一个空间,但整个第四章在空间上实际是不存在的,比如没有十三楼,也没有电影。”

汪建伟始终都在悬置和质疑。回到开篇的“用赝品在等待”,等什么呢?等待真品。真品缺位,赝品似乎变得合法。赝品于是成为真品。“无非是用影像记录了一种空间和行为的关系。”他说。“在第一章,每一堵墙的两面影像是有关系的,比如在我的创作笔记里,一堵墙的正面记录为A,背面就是a。日常生活和决定日常生活之间的东西的一种奇妙关系。”

作为常态的“例外状态”

“开始并没有黄灯这个概念,两年前读阿甘本的《牲人》算是一个征兆。他从古罗马法里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法律,当一个人违反了这个法律的时候,处罚是这个人不可以成为被祭司的对象,也就是说对他的处罚是对他的放生,是一种神法的例外。这条法律后又跟了一条:任何处于这样状态的人,可以被任何一个人杀死,而且不受法律制裁。也就是说这个人本身又处于法之外的例外。阿甘本把这两个例外放在一起,研究人和人处于一个生物生命和生命政治的状态。当时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吸引我,因为他认为很多我们难以理解或超越我们理解的事情,都是处于一种例外状态。”

然后是2010年。汪建伟和一些艺术界人士去越南走胡志明小道。走之前他们对越南有一个设想,包括具体的气候,异地获得的所有知识,比如小时候就读过的《南方来信》。但3天下来,他们发现双方在虚构对方的想象的基础上不能构成任何谈话。在建港,他们讨论政府对当代艺术的态度,有一个越南艺术家说现在的状态是“并没有说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汪建伟突然想到现在谈话的状态,属于能沟通,或者真的不能沟通?他就说自己想谈一个“黄灯共同体”,这是他第一次提到“黄灯”的概念。6月回到北京,他开始做多媒体戏剧《欢迎回到真实的沙漠》,“黄灯”的思考被暂时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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