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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兰“天价诉讼”背后的故事(4)

2011-05-19 11:23 作者:李翊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21期
“微笑,乐观,坚强,隐忍。”在贴上了“微笑天使”的标签后,这样的特质是社会对桑兰的心理定位和公众期待。撕下这一标签,桑兰是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天价诉讼的背后,是一个无法用正常人心理揣度的恩怨故事。

1999年5月23日,桑兰在妈妈陈秀凤(后)和谢晓虹(左)的陪同下从底特律乘机返回北京

1999年5月23日,桑兰在妈妈陈秀凤(后)和谢晓虹(左)的陪同下从底特律乘机返回北京

 

回国后,桑兰说她没想过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给我办了退役,然后国家体育总局赔偿我20万元,浙江省体育局20万元,都是按工伤来的。按照当时的政策,运动员也没有保险,我只能这么接受。因为我的情况在全世界的反响很大,国家开始考虑给运动员上保险。像汤淼、王燕都是有三险的,但我那时候没有。怎么去争取呢?政策就是这样,按照工伤来定。那时候不像现在思想成熟,知道什么是我该要的,什么是属于我的,什么是我要为这个社会做的。刚回来很懵懂,一是年龄上的原因,二是因为运动员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1999年,《体坛周报》采访桑兰时问她接下来想做什么,桑兰说:“我不想以后,我想以后干什么呢?等过五六年再想吧,等我学了本领,在社会上能生存以后再说吧。也许我可以嫁给一个盲人,我们两个可以互相帮助……”

美国友好运动会组委会曾保证照顾好桑兰,但实际情况是只有几次电话询问。桑兰父母到纽约后,组委会垫付过2500美元,后来寄了催缴单,要回这笔费用。桑兰基金会写信给友好运动会的发起人、慈善家特纳,希望资助桑兰,但被拒绝。

2007年,桑兰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每个月的固定收入是浙江体育局的1600元固定工资外加600元的保姆费。友好运动会为她投保所得1000万美元的医疗保障金只能用于医疗,并且在中国境内不生效,她每年还要从美国购买500美元的药品才能换取保险的延续。她必须靠继续做主持,做奥委会官网的特约记者,养活自己。

生活中困扰更多。出租车司机不会因为是桑兰拦车就停下,照样拒载;饭店里,醉汉会因为是桑兰在一旁吃饭,就端着酒杯摇晃着过来敬酒。

“桑兰是名人,可她的名是虚名,没什么用。”黄健说。更多的是琐碎事:每天要导尿3次,准备好尿管、尿片、无菌手套、垫布,一次导尿要花半小时到1小时。大便是3天一次,还要用开塞露、润滑油。

除了直面残酷的生活,和体操中心的关系也影响到桑兰的心态。在桑兰回国后,时任中国体操协会主席的张发强在北京表示要照顾桑兰一辈子。但随后,桑兰在微博和一些场合爆料:比如,某体操队领导找到央视,要求别再报桑兰的新闻,否则就没有孩子愿意练体操。比如,桑兰回国后在北京洋桥附近租房而居,由浙江体操队发工资。国家队以退役为理由,再无任何联系。而这些年,体操队一直没有请桑兰参加过队里的春节联欢晚会。比如,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十一届委员会将推荐表递到体育总局,要求单位盖章。机关党委打到体操中心,得到的回复是“桑兰和我们没关系”。桑兰听到这样的话,“心凉了一半。虽然我的人事关系在浙江,但就这一句话,我的心很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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