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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以自强不息

2011-04-12 16:59 作者:苗炜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16期
梁启超以《易经》中的两句话来定义他所说的“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后来成为清华校训。在清华大礼堂的二楼,曾经悬挂“寿与国同”的横匾,人们从清华这小小的一隅,看见积弱的古老国家救亡图存过程中的曙光。而梁启超也清楚地论述了个人、大学教育与国家的关系……如果说英美大学的理想之一是认识真理,让学生成为理性之人,而清华大学的理想包含着救民济世的情怀,那么她潜在的一个目标是让国家认识真理。

“我外公和外婆是1937年8月17日那一天坐船离开上海,去欧洲留学的,那时淞沪会战已经开始,船是从上海租界出发的,留学生在船上都能看到上海的炮火,他们很多人都是哭着离开。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他们一定要学成回来建设祖国。”高晓松谈起他的外公张维、外婆陆士嘉时说。张维1937年考取第5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生,先在帝国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后在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继续留在德国,1941年与留学德国的陆士嘉女士结为伉俪。“我母亲就是1942年出生在德国,当时盟军已经开始轰炸德国,我外公外婆在‘二战’结束后辗转返回中国,1947年来到清华。住到了胜因院,隔壁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后边就是金岳霖。”

胜因院,位于清华校内照澜院西南、新林院西,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建成,取名胜因院,大概是因为西南联大期间清华曾租用昆明圣因寺为校舍,改“圣”为“胜”,也有纪念抗战胜利的寓意。

从建校开始,清华就与战事有着密切的关系。1910年12月,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开始教学和考试,各地选拔之英才要经过甄别才能留洋或留校继续学习,淘汰率接近10%。1911年8月的招生考试,共4场,第一场考3门功课,第二到第四场共考10门功课,除中文和历史外,考试均用英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清华学堂原定10月16日新学期开学,因辛亥革命,外事紧急,开学仪式暂缓,大量学生开始自行离校回家。当时正在清华学堂求学的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日来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现北京各报,已为政府禁止登载各省乱事,以故一切详情难得确知。”而后,美国公使致函清华学堂美国教员,称无法派兵守护清华园,学校中的美国教员或者进城居住,或者返回美国。清政府挪用这一年的退还庚款去弥补军费,清华学堂的经费来源断绝。11月8日晚,校方宣布:“本学堂暂行解散,现仅余存款三千金,当分给诸生作旅费各谋他适,计每人可得二十元,明晨发给。凡职员、学生人等,统即于明晨搬出。”1912年5月1日,停顿了半年的清华学堂重新开学,返校学生有300多人。此时,这所学校的英文名称已悄然变化,TsingHuaImperialCollege中的“帝国”两字不见了。清华在清廷统治下只有一个学期,但追溯这所学校的兴办,又不可避免地留有一个老旧帝国的影子。“清华之立,其源实导自庚子拳匪之乱……四万万人之膏血,清华所以成立之原素也。”在这所学校建立之初,她就承担着一份特殊的使命。“将来中国之命运,殆全操诸留美学生之手。而清华实为留美学生之制造厂。质言之,清华学校与将来中国之命运,实为莫大之关系。关心中国前途者,对于清华已往之历史,盖不可以忽焉者也。”

曹禺的《雷雨》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完成的。“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如曹禺一样,肯定有许多青年在山坡上躺下看蓝天白云,在体育馆草地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在紧张的学业之余,这所大学以体育强调学生健全体格和男子气概的培养,以辩论演讲培养学生的修辞和民主精神,让学生领略自由开放的态度,以文艺生活培养学生的高尚品性,以服务社会来表现对社会及不幸同胞的关怀。曹禺在这里演戏,爱上了古典音乐也爱上了一个姑娘,学习英语德语,看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然而,这里并非世外桃源。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和同学们办起了《救亡日报》,而在1933年他即将毕业之时,日本军队占领了山海关、进攻热河,曹禺在古北口慰问29军将士。那时的毕业班可以享受一次公费旅行,钱稻孙带队前往日本,曹禺在东京、奈良等城市游览看戏,一面会惊叹于日本文化之美,一面也会念及故土上两国正在交战。

清华学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这责任还是梁启超早年间的演讲说得尤为清楚:“纵观四万万同胞,得安居乐业,教养其子弟者几何人?读书子弟能得良师益友之熏陶者几何人?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虽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底柱,则民国幸甚矣。”梁启超以《易经》中的两句话来定义他所说的“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后来成为清华校训。在清华大礼堂的二楼,曾经悬挂“寿与国同”的横匾,人们从清华这小小的一隅,看见积弱的古老国家救亡图存过程中的曙光。而梁启超也清楚地论述了个人、大学教育与国家的关系——“英美教育精神,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国家犹机器也,国民犹轮轴也。转移盘旋,端在国民,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人人得勉为劲德尔门,即我国所谓君子者。莽莽神州,需用君子人,于今益极,本英美教育大意而更张之。”

如果说英美大学的理想之一是认识真理,让学生成为理性之人,而清华大学的理想包含着救民济世的情怀,那么她潜在的一个目标是让国家认识真理。“我很小就听到外公、外婆讲梁思成、林徽因的事迹,讲金岳霖,他们的价值观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不会为一时一事的得失所改变,他们知道目前所经历的都是历史的一个片断,他们努力让国家认识真理,我理解他们的幻灭与坚持。”高晓松说。这位歌手将在清华百年校庆之时,为母校送上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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