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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圆桌》第二卷(2001-2002年精选集)——《不纯真年代》

【序言】 

◎朱伟

我在1995年9月接任《三联生活周刊》执行主编,筹备《三联生活周刊》正式以半月刊方式连续出版时候,设计最后一个栏目为《生活广场•大家谈》。就栏目而言,是沿袭原来的设计。在我接手《三联生活周刊》之前,钱刚在《三联生活周刊》创办试刊期间,就设计了“生活广场”这个栏目,杨浪在《三联生活周刊》以月刊方式正式创办时,改成为“百姓广场”。“广场”是当时三联书店的领袖董秀玉先生特别喜欢的一个概念,那是一个无拘无束开放交流的文化空间。 

虽为“广场”,其实能做到集会、演讲交汇之气势并不可能,要想将一种思想有寄附之地,文字在千字之内也不可能。我一开始求助于文学圈最熟悉的朋友,王小波、余华、苏童、史铁生,他们都具备最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记得王小波在“生活广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个人尊严》,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不在单位里、家里,不代表民族、国家单独存在时,居然只能算是一块肉”。余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简洁有效的金钱关系》,这篇文章后来在朋友圈里,受到了李陀的严厉批评,因为它提出了“金钱的所谓肮脏关系其实是无辜的”观点。

“生活广场”变成“生活圆桌”就源于李陀对余华的批评,从1996年第4期起,李陀自告奋勇来帮我主持这个栏目。他认为“广场”太大,于是变成三人“圆桌”的模式,他自己带头,另再找两个谈伴,每期讨论一个问题。第4期批评商业化,拉黄平与冯骥才为谈伴;第5期批评快餐化,拉黄平与余华为谈伴。王小波不被李陀喜欢,我就将他发展成《三联生活周刊》第一个专栏作家,从1996年第6期开始他的“晚生闲谈”,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李陀本也是一时兴致之人,主持两期就懒得自己动笔,但在我逼迫下,负责主持仍坚持到第14期为止,为期10期。之所以没法坚持,一是即使1500字也无法承载李陀要求的容量,李陀自己也总不满足。二是无论学者还是作家,本身又都觉得这种千多字文既难写又价值不大,他们看重重量级的文化批评或小说,看轻这种无足痛痒的小品。于是第15期“生活圆桌”没有了,替代它的是“意见与争鸣”,变成1500字左右的文字两篇,上海的陈思和帮忙维系了两期。

“生活圆桌”再重新开栏是1996年的第20期,文字变为800字左右一篇,由我自己来组织,我要求苗炜、舒可文、刘怀昭、刘君梅都来参与写。苗炜写的第一篇“圆桌”是《闷死在网球场上》,评论网球公开赛;舒可文写的第一篇“圆桌”是《角色和“实话实说”》,讨论崔永元刚开张的“实话实说”。可见当时定位还是即时的文化批评。

苗炜的才华从他写第三篇“圆桌”开始显露出来,他的第三篇“圆桌”是《跟大师吃饭》,记与一个气功师吃饭的经过,他提供了“圆桌”一种新的可能,即提供一个相对有趣的感觉生活视角。到这一年年底,“生活圆桌”的形态已经确立。这一期“圆桌”,苗炜的文章是《穿过你的游戏我的手》,舒可文的文章是《多多不益善》,刘怀昭的文章是《“分居”的生活》。 

1997年,“生活圆桌”栏目正式由苗炜负责,刚开始写手稀缺,他只能自己在一个圆桌上亮相两次,一个叫“布丁”,是一种甜食;一个叫“杜比”,是降噪系统,大约是希望安静的意思。遗憾的是这一年春天,刘怀昭就去了美国,她留给“生活圆桌”几篇写得非常俏皮的文字,比如有一篇标题为《坐在马桶圈上的“规则女孩”》,还有一篇叫《请不要在此小便》。 

刘怀昭离去后,有一位“田七”替补,那是凉血、治疗青春痘的药材,也就是后来加入周刊的邹剑宇。舒可文在“圆桌”上出现时,除“施武”外,又多了一个“舒木禄”的别名;苗炜也多了一个“赵小帅”的别名,后来又叫“王怜花”。还有“劳乐”参与,那是王佐良的孙女,见啤酒没命的王星。还有“米小满”,那是刘天时。洪晃在1998年成为昙花一现的作者,她的问题是有太多的好奇心,做什么事情都无法长久。“生活圆桌”第一轮插图作者是王焱,后来王焱去当美术总监了,开始由“山羊胡”谢峰接替,一直孜孜不倦画到今天。

直到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正式变为周刊之后,才有较多周刊外的作者参与“生活圆桌”,但其中写得最多的始终是苗炜,这个栏目成熟之后也就更多他的气味的影响。苗炜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苏童应该算是他学兄,他像苏童一样,在大学里就开始写小说,不过是气质不适宜写小说而已。因为写小说是将生活繁衍得复杂的能力,而他总对这种繁衍不耐烦。 

我一直觉得,苗炜身上有很典型的90年代文学趣味烙印,在美国作家中他喜欢马克•吐温与海明威,东欧作家中喜欢恰佩克与米兰•昆德拉,他喜欢简单中机智的俏皮,不喜欢那种阅读起来累赘的沉重。由此,“好玩”成了趣味的一个代言词。俏皮与幽默,原是中国文学中稀缺的东西,小品文传统中,要不是超然的风花雪月,要不是特别现实的讽刺与谩骂。“生活圆桌”这个小小的栏目,无意中带动了一种以自嘲来机智生活的追求,眼看着“好玩”就日积月累,变成了一种时髦的取向。

这样一个栏目,是否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我曾听到文学界对这个栏目的指责,说这样的写作对于严肃文学的神圣性形成了一种消解。我不以为这样一个小小栏目就能有这样的作用力,但如从文学消费应该多样化的角度,我倒是觉得,80年代之后文学的最大问题恰是严重的单一化而缺少丰富多彩与生机勃勃。文学不仅需要大餐,也需要杂色拼盘,这是王蒙任《人民文学》主编期间,曾给我深刻启示的论断。从一碟小菜的角度,“生活圆桌”也许值得研究90年代文学发展史的后人认识它对文学的意义。 

当然,“生活圆桌”的小与轻巧,从更高的要求,还存在探究其表达可能性的问题,因为小而玲珑,浅俗者有,无聊庸俗者也有。千字文中要有天地与境界本是难事,在这个栏目中应该诞生中国的马克•吐温或契可夫,这大约是这个栏目创办12年之后需要刻意去努力之方向。

是为序。 

2008年8月5日

【后记】

圆桌后记 

◎苗炜 

 有人把生活圆桌和《纽约客》杂志的“城中闲谈”相提并论,我觉得这没什么可比的,这两个栏目都放在杂志比较靠前的位置上,这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我也从来没认真看过“城中闲谈”,看《纽约客》都是看它的长篇特写,那是杂志写作的最高标准。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生活圆桌的价值,在一开始,它是有价值的,它给我们的表述方法带来一些变化。在十来年前,报纸杂志上见到的短文大多是“散文”或者“美文”一路,也没有那么多专栏和专栏作家,所以圆桌上比较肆意、信息丰富的短小文章还能让人眼前一亮,当然有许多作者在这样短小的文章中还呈现出了想象力、结构感,那更了不起。

我记得王朔老师给小宝老师的文集写序言,说把这些聪明都弄成碎屑放在这样的小文章里实在太可惜了,说白了就是骂小宝老师耍小聪明,当时我看了这话并不觉得对,也不觉得可惜。后来才发觉,对一个严肃的作者来说,这样的小品文实在算不得什么,如果一个写作者太急于表达自己,太急于获得别人的笑、掌声或者其他反应,那他就不可能沉下心来试着去写一个更长的、更复杂、更丰富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对创造力的一种损坏。当然,对于圆桌的大部分作者而言,他们都是业余时间写着玩的,这个问题并不存在。

直到博客出现。博客写作改变了原来互联网论坛贴子那种议论公共话题的状态,进入完全个人化的叙述,每个人都有一块地方可以展现自己的思想、才华、趣味,我相信一个人写博客的时候比他要给一个杂志投稿的时候更放松,他能得到即时的反应,能够和他的读者互动,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稿费。如果你一天能浏览20个质量稳定的博客,而信箱中20多个投稿大多是垃圾,这样的编辑工作就缺乏乐趣,你不能简单的找来四篇博客就能凑成一张圆桌,它们大多太随意了,而圆桌的理想状态是——随意,率性,但写得非常认真才能呈现出来。对一本越来越厚的杂志来说,“圆桌”并没多少“言论”的作用,它只是一个带一点点文学味道的调剂,它的容量太小了。

我相信,人们愿意看到某一类短小的文章,文字讲究,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谈论日常生活中肤浅的乐趣,也谈论严肃的观念,它不以逗人发笑为目的,但总能让人笑一笑。我怀疑,圆桌做到过这一点吗?圆桌还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的幽默感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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