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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效应:120个孩子与一座城市

2011-03-28 15:06 作者:李伟 2011年第12期
迄今为止,仙桃体操学校培养出了4名体操世界冠军。这座小城也因此赢得了“体操之乡”的称号。很多孩子从4岁开始,就在这里接受专业的体操训练。在“举国体制”的末端,体校、孩子、家长与城市构成了“体操效应”的传导链。

迄今为止,仙桃体操学校培养出了4名体操世界冠军。这座小城也因此赢得了“体操之乡”的称号。很多孩子从4岁开始,就在这里接受专业的体操训练。在“举国体制”的末端,体校、孩子、家长与城市构成了“体操效应”的传导链。

练体操的孩子

杨乐与别的女孩不一样。

她今年只有8岁,身高1米多一点。伸出手来,手掌却是一层厚厚的茧子,摸起来硬硬的。最初是手上磨出水泡,破一次就长一层茧子。去年她代表仙桃市参加了湖北省幼儿体操比赛,取得跳马第一、高低杠第四的成绩。第一次比赛是在前年,她刚6岁,在全省比赛中取得高低杠第五名。同龄的孩子还未完成生命中第一份期末考卷,她已经站在了人生的赛场上。

杨乐开始练体操时只有3岁多,父亲在电厂当司机,母亲在纺织厂上班。还是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发现杨乐好动。“两岁的时候,我抱她出去玩,她自己能踩着轱辘爬到三轮车上。”奶奶段桂安对我们说。于是她被送到仙桃李小双体操学校,开始专业训练。去年春节后,8岁的杨乐被湖北体操队选走。对于她的母校——仙桃李小双体操学校来说,她成材了。

仙桃是个小城市,位于江汉平原腹地,距离武汉一个小时的车程,总人口150多万,市区人口四五十万。这座小城走出了4名体操世界冠军——李大双、李小双、郑李辉和杨威。参加了从1992年巴塞罗那到2008年北京16年间的5届奥运会,共夺得6枚金牌(团体与个人)。体操成为这座城市最大的骄傲。

作为冠军的母校,仙桃李小双体操学校是城市的梦想之地。学校现在一共有120多名孩子学习训练,年龄从4岁到9岁,分为学前班和小学1~3年级。学校实行“三集中”,孩子们在这里集中训练、学习和生活。学校有专门的文化课老师,教授语文、数学、音乐、美术、劳动技能和思想品德。每个寝室则有一名保育员,负责生活起居,洗澡洗衣。

“与田径一样,体操也是运动的‘母项’,训练周期长,4岁就要进行启蒙训练。”体操学校总教练谢涛对我们说。与其他运动相比,体操比赛的年龄段也较低。按照动作难度,六七岁的孩子就可以参加丙组比赛,八九岁的孩子参加乙组比赛,十一二岁的孩子参加甲组比赛。按照一般的运动规律,体操运动员经过10年的基础训练后,技术水平就会飞跃上一个台阶,且趋于稳定。优秀选手可以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巅峰期可以维持8年。

对于9岁的姚远来说,新的一天从清晨6点半开始。他是体操学校三年级的学生。起床洗漱后,孩子们开始做早操,然后早餐,8点钟上4节文化课。11点半吃午饭,14点再上一节课,15点15分左右到体操房进行两个小时的专业训练。晚饭在17点半开始,然后由保育员带回寝室洗澡,完成作业或者看电视,21点左右熄灯睡觉。学前班孩子们的训练则安排在上午,下午学习文化课或者做游戏。

1000平方米的体操训练房就在训练馆二楼,中间挂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红旗的左右挂着4名冠军的照片——李大双、李小双、杨威和郑李辉。4个人手捧鲜花,胸前挂着金牌,微笑俯视着场下训练的孩子。

杨玉林是姚远的教练,在他看来,姚远是有机会进入省队的。当然这一切取决于他的比赛与训练表现。姚远6岁才来体校训练,从训练的角度看已经比较晚了,但由于刻苦,被杨玉林任命为队长。杨玉林带13个孩子训练,年龄从6岁到9岁。上学期,他的队里还有16个孩子,春节后两个孩子去了省队,一个孩子转学退出了训练。

两小时的训练中,热身与基础训练占据了一大半的时间。包括1500米的慢跑,踢腿、压腿与倒立。孩子们觉得最辛苦的是压腿,也就是柔韧性练习。“脚尖膝盖要绷直,在一条直线上。”杨玉林对着“劈叉”成一字的孩子们喊着。他们的小脸慢慢变红,憋着气坚持着。在李小双体操学校里,流传着这样一首儿歌:“男子汉,铁打的,不好哭,做好汉,这样老师才喜欢;学小双,要流汗,将来做个英雄汉;拿金牌,夺冠军,美名天下传。”

“小孩子来训练,最先做的就是‘开筋’。通过半年到1年的训练,能够劈叉成一字。”杨玉林对我们说。这是每名体操运动员贯穿始终的“童子功”,从入队的第一天到退役,20多年每天风雨无阻。“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更多强调的是乐趣,让孩子们在玩儿中练。”杨玉林说。每一位教练的口袋里都会装一些零食,奖励那些坚持下来的孩子。

这一天杨玉林安排的技术训练是“山羊全旋”。即在一个半米高的蘑菇状圆墩上,借助双手旋转身体。这是一项基本的鞍马动作训练。“山羊全旋”是孩子们遇到的一个技术门槛。“正常情况下,前两个月只能转两周。但是一旦数量超过3个,进步的速度就会很快,两个星期就能做到10个。接下来,10~20个又是一个瓶颈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杨玉林说。

姚远现在已经能做十几个“山羊全旋”了,能杂耍一般地在原地连续空翻,并用倒立的方式绕着体操台“爬”一圈。这些花哨的动作会让外面的孩子瞠目结舌,但只有姚远自己才知道付出了多少。

体操房的楼下是一所普通的幼儿园。“老狼、老狼几点了?”做游戏的声音飘入窗内。另一群孩子则挥汗如雨地做着另一项“游戏”——体操。由于比赛竞争的日趋激烈,专业体操队选材的年龄段也在下移。一般情况下,省体操队每年会选走7~9岁的好苗子。所以,体校的课程只开到三年级,此后孩子们的人生开始分道扬镳。

期望的阀值

在体操学校训练的孩子,30%左右来自仙桃本地,其余的则是周边县市甚至外省。每个学期,全托的学生交4500元的费用,包括训练费、生活费等。孩子们大多来自普通家庭,公务员、工人、小商人占多数。根据教练颜永平的经验,绝大部分的优秀体操运动员,家庭都不会太富裕,“体操需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娇生惯养的孩子很难成为优秀体操运动员,从来没有”。

蔡新艳和老公拉着儿子来学校找教练。儿子陈建华今年6岁多,活泼好动,9月份就要上小学了。他们想让教练看看,儿子练体操是否有前途。“我希望他能成为世界冠军,我们孩子在运动上很有天赋。”蔡新艳看着墙上李小双和杨威的照片自信地说。

蔡新艳是武汉人,老公是广西人,此前他们一直在广西玉林开发廊。去年眼看儿子要上学了,夫妻俩决定关掉玉林的发廊,一起回武汉,毕竟武汉的学校更好一些。“实际上,在武汉开发廊还不如玉林生意好做,竞争太激烈了。但为了孩子也只能这样了。”蔡新艳说。儿子生性好动,蔡新艳就把他送去练了一年跆拳道。陈建华在班上表现十分突出,于是蔡新艳就决定让他在体育道路上发展一下。

仙桃市体育局副局长田华经常会接待这样的家长,他曾经兼任体操学校的校长,不久前才退下来。他往往先对家长们泼一盆冷水——“冠军只有一个,甚至不能期望每个来训练的孩子都能成为专业运动员。”

很多家长希望把孩子送来后能够每天来看训练,甚至在附近租房子住可以陪着孩子。这样的举动并不被田华认同。“这样的家长基本都会被我们劝走。一方面,我们不希望家长为了孩子失去太多,甚至放弃自己的工作和发展;另一方面,家长在身边的话,孩子依赖性太强,生活习惯不容易统一,训练的注意力也不集中。”田华告诉我们。

“成才率”是业余体校的一项衡量指标,普通体校能达到10%已属不易,而“国家体育人才后备基地”则被要求达到25%。对仙桃体操学校而言,“成才”的概念有三种形式:进入各省的省体操队,进入各体育学院,转行练习跳水、健美操、技巧或杂技等相关项目。即使在启蒙阶段,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就已表露无遗,注定要有八成以上的孩子与赛场无缘。而体操不过是他们幼年时代的一段磨炼和记忆。

“我会告诉家长在这里能得到什么。第一,是意志品质的训练;第二,是独立生活能力的提高;第三,是团队意识的培养;第四,是身体素质的改善;第五,是与全市保持同步的文化课学习。”田华说,“这5点可以受用一辈子。最后才是体操专业训练。”

已经去武汉省队训练的杨乐,仍旧占据着家长生活的重心。奶奶和母亲轮流,每隔两周就会去武汉看她,每次都会住上几天。以前杨乐是个胆小、娇气的女孩,周末训练结束后,都要让奶奶背回家。而现在,奶奶段桂安发现她变了很多:“今年春节只回家休息了4天。以前看电视要看到晚上23点多才睡,现在很能控制自己,每天晚上20点多就去睡了。”杨乐在省队已经训练了一年,基本站稳了脚跟。但段桂安此前还是做了另一手打算,她让杨乐提前一年读小学,这样即使淘汰下来还有一年缓冲,不致耽误学业。

由于生活条件的相对从容,体育也并非唯一的出路,家长们的期望开始多元化。但他们必须比其他家庭更早地权衡孩子的未来。

姚远的父亲是十堰市某镇的公务员,母亲在社区工作。父亲也在犹豫着儿子的前途问题。再有几个月三年级的课程就要结束,如果没有进入专业队,是否还要继续?这时候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同龄孩子尚在父母怀抱中被宠爱之时,他却和儿子分开,这种代价是否需要成绩的回报?而老姚现在唯一确信的是,不管怎样,儿子的文化课是不能耽误的。

王盛勤在安徽安庆做小生意,每两个星期都要坐4个小时的班车去仙桃看儿子。他的儿子王震在体操学校读一年级。“不管怎样,练到二年级再看,如果有专业队要,我们就全力支持,如果没有,就回家专心读书。”王盛勤说,“二年级是最后一个学期。”

冠军启蒙

家长们把孩子送到仙桃,冲的就是体操学校的冠军招牌。

仙桃市原为沔阳县,1986年撤县建市,由湖北省直接管理。虽地处江汉平原,区内河湖纵横,但历史上沔阳并不富裕。“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主要原因在于此前水患未能根治,每到汛期,邻近的汉江、长江洪水泛滥。

“我们仙桃这地方出来的孩子一般个头都不高,身材比较匀称,胸板厚实,手臂笔直有劲,协调性也好,这可是练体操的天赋条件。”颜永平告诉我们。

仙桃体操的起步,源于一名普通体育老师的努力。丁霞鹏,1932年出生,原籍荆门,1954年毕业于湖北省教师进修学校体育系后,就被分配到沔阳中学(现仙桃中学)当体育老师。他曾带领学生获得过荆州地区体操男女团体第二名。丁霞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能写能画,除了体育外,还先后教过俄语、美术,担任过校团委书记和班主任。

1964年,因拒绝接受“两个中国”,中国体操协会退出了国际体操联合会。1966年“文革”后,体操运动成为“封资修”的代表被批判,体操训练、比赛全部停止;运动员等级制度也从1966年起暂停执行。此时的丁霞鹏,成分不好,出身地主,再加上“右派”的帽子,一直属于“靠边站”的角色,在前途上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

“当时学校里排练样板戏。《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这些样板戏中有很多翻跟斗、上蹿下跳的打斗动作。”颜永平对我们回忆说,“1972年,丁老师就借着排练样板戏的名义,开始了体操训练。”

最初的训练条件非常艰苦,无场地、无器材、无经费。没有垫子就在河滩上铺上厚厚的稻草,他找汉江船厂的工人,用钢管自制了单杠、双杠、吊环和高低杠、平衡木。学校体育场的沙坑就是孩子们练习翻跟头的地方。

就在仙桃的孩子们在河滩上摸爬滚打的时候,1971年,沉睡6年后,全国体操比赛在杭州恢复了。1972年,少年体操比赛恢复,楼云、何秀敏等第四、五代运动员入队。1973年,继“乒乓外交”后,中国体操队访美,这是与西方体操来往的一个转折点,基层体操也迎来了转机。

随着国家体育比赛的恢复,沔阳县体委恢复了业余体校,丁霞鹏的学校体操队成为体校的体操班。1978年,县政府拨款8万元,丁霞鹏的体操班终于有了一个室内训练的地方。

与此同时,中国体操运动员开始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体操终于回归了公共视野,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体操热潮。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体操学校遍起皆是。体操的热潮席卷到了江汉平原腹地,1980年,湖北省举行第一次省运动会,体操比赛就安排在仙桃,同时省体操队为备战全国比赛也在仙桃集训。县体委门口有一个灯光球场,经常聚集着一群嬉戏的孩子。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丁霞鹏穿过球场去厕所,却被两个小孩子所吸引:他们在球场上做着侧手翻和空翻。丁霞鹏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仔细观察,发现这对孪生兄弟的身体条件不错:肩宽,胸厚,胳膊直,腿部的爆发力好。于是丁霞鹏就找他们的家长商量,把他俩收入体操队。这两个孩子就是李大双、李小双。

当时大双、小双刚刚7岁,却十分能吃苦。丁霞鹏的助理教练颜永平回忆说,体操队每天早上6点出早操,冬天下大雪,体操房路上的第一串脚印,一定是大双、小双兄弟踩出来的。

体操是一项全面的运动,在选材上,很难选到各方面都完美的苗子。很多身体条件是相互制约的。比如,力量好,则身体不够柔软;反之亦然。从行家的眼光来审视“两双”,他俩虽然腿部极有爆发力、奔跑的速度惊人,但也存在肩部的柔软性差等不足。

因此,在“两双”的教学方案中必须进行针对性的苦练:“要以大双小双具有的优越条件——吃苦耐劳精神来克服先天的不足。肩的柔软性差,实行多吊多压多转肩。”李小双在仙桃三中作为名誉校友演讲时曾回忆说:“县体操队教练将100多斤的体重压在我的腿上,疼得我大汗淋漓,我就是这样过了柔软关。”

1983年,颜永平从一所幼儿园里发现了一个“爬树特别快”的孩子——郑李辉。当时郑李辉只有5岁,身体条件也有不足——手臂比较短,手掌比较小,还有点罗圈腿。但颜永平就是喜欢小孩子锁紧眉头的不服输的劲头。颜永平在1983年冬的一则训练日记中写道:“我发现单杠上有斑斑血迹,想,坏了,一定是队员的手掌心磨破了。我立即喊停,要5个小队员把手伸出来给我看,郑李辉的手掌心已拉掉了一小块皮,露出鲜红的嫩肉。我问他疼不疼,他眼中含着泪,说疼。我问还练不练,他大声喊,还练!后来我用碘酒给他消毒,小李辉痛得双脚乱蹦乱跳、眼泪满眼打转,却咬着牙,始终没有哭出声来。”

1985年,丁霞鹏的学生彭友平从荆州体校进修回来,跟随老师一起进行体操教学。丁霞鹏让彭友平自己组一个班,招六七个孩子,给一个月的时间。彭友平于是到市内的幼儿园、小学去找“苗子”。在一所幼儿园的教室里,他发现了一个在课桌下玩得一脸灰的男孩。彭友平拿出随身的皮尺量了一下身高臂长,惊奇地发现这个孩子两臂展开比身高足足长了四五厘米。“我当时很高兴,马上想到他的力量条件很好,支撑点高。”彭友平回忆说。这个被彭友平当时就带走的孩子就是杨威。

男子体操有6个项目: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除了自由体操和跳马外,都需要强大的上肢力量完成。所以彭友平格外看重双臂的力量条件。但杨威的双腿却存在缺陷,膝盖和脚跟无法同时并拢,俗称“马腿”。正是这个原因使杨威大器晚成,直到1996年才正式进入湖北省队。

举国体制的缩影

中小学基层运动队、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体工队层层衔接的训练网,构成了体育“举国体制”的人才链,强调“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业余体校是这条冠军生产线的起点。

1972年,7岁半的彭友平被丁霞鹏选到仙桃市业余体校体操班,按照国家规定的“运动灶”伙食补助标准,他一个月可以拿到6块钱和6斤粮票。15岁时他代表湖北省参加全国比赛,拿到了跳马亚军,回来后,学校将他的生活补助从6块钱调到了9块。16岁时他代表家乡出战,再获佳绩,生活补助从9块涨到了15块,这是当时地方给予运动员生活补助的上限。彭友平说,当时父亲月工资也仅有21元,自己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拿到了15元。

除了生活补助,那时候彭友平还从运动队里得到全面的生活保障,“春夏秋冬四季,每一个季节都发新衣,从外套到内衣,甚至到袜子,全都是发的”。17岁时,彭友平被保送到荆州市体育运动中专读书,学费和生活费都由国家负担,毕业后他回到仙桃业余体校当教练。

李大双、李小双在仙桃的成长经历几乎是他的翻版。兄弟俩的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爷爷在县招待所食堂做饭,家庭生活拮据。“如果不是国家负担,他们家恐怕都很难把两个孩子带出来。”彭友平说。杨威上体校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始收费,不过一个学期的学费也仅仅30块钱。

在举国体制下,国家为运动员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和训练条件。而另一方面,基层体育经费来源高度依赖于计划手段和政府财政投入。中央与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和财政拨款对各级体育部门提供经费,包括各种行政费用、人员工资福利、国家与省市两级专业运动队的训练比赛经费及运动员薪金福利、比赛场馆建设经费等。仙桃处于这张举国体制大网的末端。

1986年,仙桃撤县建市,由沔阳县改为仙桃市,并由省政府直接管理。第二年,张守国由潜江市调到仙桃市,任体委主任。他是仙桃人,也是丁霞鹏带过的学生。

张守国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争取“创建全国体育先进县市”。除了要修建一个有400米跑道的田径场、一个游泳池外,还要向省队输送5名人才。当时的仙桃体委只有10名工作人员,每年财政拨发的体育经费只有2万元,其中8000元用于业余体校。体校有3个专项班:体操、田径和篮球。由于体操成绩突出,可以从中分到5000元经费。但这笔钱要支付3名教练的工资,还要维持队伍的运行,参赛费用都不够,更谈不上买器材。很长时期内,体操器材都是从省体工队、国家体操队一点点要来的。

最初的体操班没有专门的校舍,在县工人文化宫后的空地上建了简易的练功房,借了篮球场看台封砌而成的几间平房。教工就丁霞鹏和颜永平两人。丁霞鹏任校长兼教练,颜永平任助理教练兼生活管理员。1993年夏天,省体委奖励给仙桃体操学校一副天津产的平衡木。时任学校副校长的颜永平和教练谢涛到武昌火车站提货。他们想为一根平衡木专程租车运回仙桃不合算,便盘算着租人力车由武昌拖到汉阳,再乘公共汽车运回仙桃,因平衡木超长,交警不让人力车过长江大桥,他们一咬牙,顶着烈日,硬是用肩膀将50多公斤重的平衡木从武昌扛到了汉阳,搬上了长途汽车。

张守国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举国体制下争取更多的资源,形成基层体育发展的良性循环。但无论对竞技体育还是地方体育,成绩都是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有了成绩才有谈条件的本钱。

张守国回忆说,1989年湖北省曾经考虑将体操项目解散,转为技巧项目。“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急了。仿佛已经种了好多年的菜,眼看收获了,突然说不许卖了。”张守国说。恰好这一年,武汉市将李小双借走,参加第一届城市运动会。在比赛中,李小双获得了金牌。这让湖北体操看到了希望。在第二年的北京亚运会中,李小双夺得了自由体操和男子团体两块金牌。

借助李小双兄弟的影响,张守国开始为仙桃体操发展争取项目和资金。“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连续3年往北京找体委汇报工作争取支持,全国体操赛在南昌、许昌、花县举办,我每次都去,见到主管领导就说仙桃体操的事情。”张守国告诉我们。

1991年张守国为仙桃争取举办了“全国体育教练培训班”,“这次培训班第一次让全国体操界了解了仙桃,和全国体操界的朋友联络了感情”。1992年,仙桃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大赛——全国少儿体操比赛分区赛。“我们决心要大搞,我们向市里申请了30万元的经费来修体育场的看台,还向仙桃的企业界集资70多万元。我们把小双请回来,在开幕式上搞了市里的颁奖大会,还搞了飞机跳伞仪式,入场式规模非常大。很多搞体操的都说,像这么大规模的体操比赛还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在体育场里搞开幕式啊。”张守国对此记忆犹新。

为了和国家体操队保持关系,“每次有大赛或者出差我们都和市里领导去北京看望我们的队员,和教练、领导沟通感情。体委体操队的领导都说,我们仙桃是和他们联系最紧密的”。张守国说:“仙桃体操有今天,没有省里、国家体操队的扶持是不可能的。”

1992、1996年李小双连续两届奥运会获得金牌。有了冠军和项目,争取资金也更容易了。“国家体委给湖北拨付体育经费,会专门注明有一笔钱是付给仙桃的,这是很少见的情况。”张守国说。1997年体操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体操学校,并聘请文化教师,形成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全托教学训练体系。

1996年,时任体委主任伍绍祖来仙桃考察,看到训练条件比较陈旧。当时市委副书记杨先枝承诺规划170亩土地,用于建设新的体育局大楼、新体育馆和体操学校的校舍。2001年体育局依靠体彩积累的370万元及借款,共计800万元兴建了新的大楼和体操房、教室和宿舍,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同时,体操学校更名为李小双体操学校。“新学校建好后,国家体育总局赠送了我们三批设备,有一次拉了三辆大卡车。”颜永平兴奋地说。

城市效应

对于这座小城来说,体操是一件具有公共效应和对外影响力的“大事件”。

与其他地方政府一样,仙桃对于奥运冠军也有着特殊的照顾和奖励。李小双兄弟的姐姐先是被照顾当上公交车售票员,后来又被安排到自来水厂当工人。杨威的姐姐下岗后去了物价局当会计,郑李辉的弟弟被照顾去开一个电脑体育彩票销售点,和他一起的还有杨威的姐夫。

1992年李小双首夺奥运冠军后,政府奖励给李家两万元,这笔费用由本市一家毛毯厂赞助。1996年,李小双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夺金后,仙桃市政府奖励给他一套300平方米的别墅。2000年杨威、郑李辉获得悉尼奥运会团体冠军后也分别得到了别墅。

另一方面,冠军也给这座普通的城市带来了发展的题材与效应。

1992年李小双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两枚金牌。这一年仙桃第一次成为全国经济百强县。张守国回忆说:“市里在北京搞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打出的横幅是‘奥运冠军李小双家乡人民向首都人民问好’,效果很好。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仙桃和体操结合起来。”2000年3月,国家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向仙桃赠送了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书写的“中国仙桃体操之乡”牌匾。此后“体操之乡”成为仙桃最重要的一张名片。

2004年10月,仙桃举办了首届国际体操节,为当地招商引资21亿元,涉及60个项目。由于经济效益突出,湖北省奖励了体操学校80万元,国家体育总局又下拨了70万元。2005年,湖北省前往香港举行招商活动。最初仙桃的招商展台并不被关注。市政府把李小双、李大双、杨威、郑李辉4位世锦赛、奥运会冠军请到香港做形象大使,马上吸引了大批香港媒体的关注。最后签下了29个项目,涉及总投资额近30亿元。

去年,在仙桃市编制的“十二五”规划中,计划建设“中国体操之乡体育运动中心”。仙桃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明华介绍说,“体育中心”包括一座4万~6万人的体育场,体操学校的训练馆与校舍,羽毛球、乒乓球训练中心。这个计划目前已经上报国家发改委。王明华说:“目前仙桃还没有一座足球场和大型运动场地,这与城市发展是不相符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仙桃体操学校的学生一度达到了200人。家长们希望通过学校实现他们子女的冠军梦想,时任校长田华也希望能够借此推广体操运动,增加体操人口。但学校的接纳能力还无法达到扩招的要求,学生的增加,意味着教练、保育员的增加与场馆规模的扩大。尽管今日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观,2009年后体操学校每年可获得各类经费约50万元,但这笔费用也只够学校运转与器材购买。几年前,学校要修建一座3层的食堂楼,为了80万元的资金还要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在这种情况下,体操学校的资源还是优先倾向于有专业前途的孩子。”田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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