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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山》:导演李玉的新一站

2011-03-21 15:58 作者:李东然 2011年第10期

拍电影,因我需要表达自己眼里的世界,如果不再纯粹,那么对我而言,就失去了全部的意义。

舒展重建心灵的小站

在中国二线内陆小城里,高考落榜而出门独立讨生活的年轻人并不稀罕。《观音山》里,在酒吧驻唱的女孩南风(范冰冰饰),开“黑摩的”的丁波(陈柏霖饰),因胖而自卑茫然着的肥皂(肥龙饰),无外乎就是这样的处境,虽各怀心伤,但小集体中那乌托邦般的美好情谊,撑着他们走上已渐崎岖的人生道路。三个人租住进寡居的京剧团退休演员常月琴(张艾嘉饰)的家里,纯属偶然,起先甚至在两代人之间,相处出了诸多不快。终于,看似颓唐茫然,却热血而满怀着善意的青春,温暖了幽闭在失夫丧子之痛中的女人,甚至让她重新找回爱及他人的快乐。女人带着孩子们来到汶川震区的山里,合力帮着僧人修缮起一座菩萨庙,教孩子们释怀心中的纽结,而自己在青山深处放下了生之苦痛。

“观音山”本来是宝成线上的一个四等小站,在陕西省宝鸡市内。从拍纪录片时起,就对巴山蜀水的“闷骚”个性情有独钟的李玉,常放自己在悠长曲折的西南铁路线上游荡。每经过这静谧旖旎的小站,她都会有些激动,想象每天无数的陌生人,在这里搭上火车,走向生命的下一站,或许总有些陌生人能在这里相遇、相爱,或许就因此改变了生命的意义。在李玉看来,那是特别让人想编故事的地方。

却看得出,从“小城”(《红颜》)到“都市”(《苹果》),再又回来“小城”的李玉,故事越写越淡,市井奇情式的冲突也几乎不见。譬如《观音山》里的人物,不管你生活在成都,抑或北京,身边总会有一两个默默守在心结里过活的人。更有可能的是,那些“迈克尔·杰克逊都死了还唱什么歌”的情绪,你也曾话到嘴边;而他们所忧愁着的,与父辈的恩怨,对爱情的胆怯,甚至独自背负着的丧失苦痛,在绝大多数的人生轨迹上,都无法绕行。以及,市井生活里,小到市容治理、夜市斗殴,大到汶川地震,如此日常的生活碎片,闯入过每一个当下中国人的生活。

恰如李玉所说,几乎不需费力气虚构,“随便走进哪家剧院家属区,就已经是影片里那样的居民楼。能看到进进出出的老太太,又练字又吊嗓,虽独居但看着挺正常,实际上她已经被这世界遗忘了,谁也不知道她的故事,而她很可能就那样,每天煮一碗粥,写几个字,之后就是穿上旧时的戏服清唱两嗓,时间对她而言早就停止了”。

而电影毕竟不是用来复述生活的,李玉想表达的是普遍的当下中国人中,精神漂流,心灵“重建”的过程。“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管青春期也好,中年也好,会突然发现你的生活怎么活都不对劲。比如说青春期时,跟父母的关系,对爱的看法,对自身的认识,常须经历一番挣扎后,方漂流到相对合适的位置上。中年也是一样,张艾嘉演的那个角色,一定意义上戏剧化了这样的危机,她背负着的是极沉重的生命痛失。我想看看这样四个处在精神漂流状态中的人们,遇到一起时,会有什么样的碰撞,这是电影以小站为名的原因,纯粹的陌生人,却相互温暖着走过一程。”

如果除去当初卖掉自己在京郊良乡的房子,又借来20万元拍成的独立电影《今年夏天》,而依照李玉自己的定义,把《红颜》作为导演人生的开篇,从小城里少女未婚怀孕后所经历的串串人生波折,到《苹果》里的迷蒙打工女,困在金钱、利用和情感纠结成的网里,经历从被强奸到卖子的闹剧,直到如今这小站式人生故事,李玉说,不变的是自己终究是喜欢拍关于人本身的电影,把人摆在正中间,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中,不仅能呈现一种迷人的情绪状态,还能洞悉到人性的深处,那些背叛和爱意的根源,这些都非常让我着迷。”她说。

谈及创作,时时强调原创和新意的李玉,不允许自己的作品呈现出丝毫的雷同感,于是不仅故事本身有鲜明的地域、时代跨度,影像气质也迥然有别。《红颜》有个悲伤的故事,导演反着意让每个画面有如油画般隽永,唯美和痛心成了参差的对比。而到了《苹果》,则大胆地使用手持影像,正如电影的英文名Lost in Beijing(迷失北京),不安躁动,贯穿了整部影片。《观音山》虽然继续了手持的拍摄方式,但舒缓的节奏,伴随着团团浓绿的满目大山,蜿蜒远方的错综铁轨,“《观音山》更像是一种喘息,是舒展的重生之感”。

拗于纯粹的电影情怀

可能正如李玉自己所言,拍电影的乐趣之一,就在于学习和探索的过程。所以即便身为导演,在剧组里也时时不忘“寻师问路”。“有一个德国的剪辑师,我们合作了很久,我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因为第一次剪《红颜》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这个电影有问题,电影故事是很重要,但情绪比故事本身还要重要。他就觉得你故事讲得很好,但没有把握到情绪,所以整体感觉不现代,这是没有魅力的。”

事实上,《红颜》的剧本本名叫《坝上堤》,在釜山电影节获得过最佳原创剧本大奖,李玉自己创作的时候,也觉得其中有各种独特之处,激动不已。但她说,认真地想了那个德国人的话,就觉得电影不能这么拍,“它可能很像一部文学,从头到尾地叙事,有很打动人的东西,好像是没什么缺点的。但我反思,缺少的就是冲动”。

到了《苹果》里,就有这样很让李玉自足得意的场景。譬如一场戏是在凌乱的高楼天台上,梁家辉跟佟大为为卖孩子算起血型,他们就拿石头在地上画,什么血型什么价钱,是很闹剧很讽刺的场景,正起劲儿的时候,一个女孩儿上来了,抽着烟看了一眼这两个人,他们也望了她一眼就低头继续算,可再回头,女孩儿不见了,两个“丑恶”男人却同时爆发了善意,跌跌撞撞地冲过去看女孩儿是不是跳了下去。“你看见了吗?”“底下也没有!”俩人竟松了口气搂着肩膀走了。

“这是电影的东西不是电视剧的东西,它不依赖文字,去掉台词,也能触动到观众。电影最重要的是看的过程。”李玉玩笑着借韩寒的“警句”来说明问题:电影的好坏,标准在于情怀,有情怀的电影,就像是有身材的姑娘,无论脱衣快慢,美得各有千秋。“所以我觉得电影不是学来的,情怀是真正的精神性的东西,它给你一种水到渠成的走向。当然,技术必须学,就像是画家要会拿笔,也要通晓颜料,但谁用得好,谁跑到前面,要靠悟性,靠对电影的理解,我宁愿自己大部分时间用来寻找这样的精神所在。”

所以李玉很肯定,自己的职业生涯里,根据市场出发去考量,按需“定做”的拍片思路,不可能拥有存在的空间,即便写出的是一部相对商业化的电影,她也要留住那些能扎到人的棱角。她说:“对我而言,电影就像是挥出去的一拳,打不到人或者无关痛痒,都不是我期待的反应。”

她也不期待别人用“坚持”这类听上去就崇高的词语来形容,她说,只不过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格她从小就有,“即便明知道前面就是悬崖,我也敢冲过去,因为我总相信,下落的时候也能长出一双翅膀”。

或许只有这样的执拗,才能从聚光灯下女主播的光环里逃跑,辞公职,丢房子,顶着大到满嘴起大泡的压力,去“东方时空”做起临时工,日日剪片剪到天亮。纪录片拍得功成名就,不仅在国内收获过纪录片协会的大奖,甚至曾经在国际纪录片研讨会上,让美国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激动地赞其“像是苍蝇一样紧紧叮在现实之上”,而她又投身存亡法则更加严酷的剧情片领域,执起导筒,不吃不喝,不休不眠。
第一次见到李玉的人,常惊讶导演能有这般形貌,李玉却发自内心觉得:“皮相并不重要,过几十年,人跟人就都相差无几,但电影能留下来,那是身为一个导演真正的面子。我的期待是,如果今后有人说,我要看看2007年的中国,那么他能在《苹果》里找到他想要的;如果说看看2010年的中国,那么《观音山》能有所帮助。”

她说,终究电影还是拍给自己的。为了说明这点,她不讳谈这样一些往事——6岁时,她躲在门口听父母争吵;16岁生日那天,母亲手里的一纸离婚协议判决书曾经有过的惊恐万状;18岁时初恋的男友在雨中说要离开;27岁一段7年的恋情随风飘远,失眠到怀疑自己大脑的杏仁核出了问题,甚至检讨自己人格上定有些缺陷。

好在,摄影机成了她的治疗器械。“拿起摄影机,我就找到了一种安全看世界的方式,就像是有了童年时的那扇门,而相比童年,自己的进步是,我终于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因此电影就是我的表达,一种非常本能的生存需要,我很幸运一路走到今天,但如果有一天走不下去了,那么我就像当初一样继续写小说,我需要的是表达自己眼里的世界,如果不再纯粹,那么对我而言,就失去了全部的意义。”李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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