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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海寺大火追问

2011-03-07 10:42 作者:贾冬婷 2011年第8期
或许只是一盏被野猫打翻的长明灯,顷刻间让福州千年法海寺大半付之一炬。伴随着都市寺庙越来越社会化的路径选择,僧人们要面对的不再只是青灯古佛。

2月7日,福州法海寺火灾事故现场,消防官兵奋力扑救

或许只是一盏被野猫打翻的长明灯,顷刻间让福州千年法海寺大半付之一炬。伴随着都市寺庙越来越社会化的路径选择,僧人们要面对的不再只是青灯古佛。

易燃的寺庙

2月6日大年初四,在福州人从初一一直过到十五的春节概念中,喜庆的气氛才刚开了个头。处在福州市中心的法海寺虽然门面不大,可是历史也得从五代算起,现在又是福建省和福州市佛教协会的所在地,佛教地位不言而喻。这天的新春祈福法事格外热烈,信众们一大早就涌入寺中。福建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告诉本刊记者,他初一早上曾来过这里,“人太多了,好不容易挤到香炉前,插一根香下去,马上就被拔掉了。不一会儿门前就堆了很多香,一层层地拿水泼”。

比平日忙碌很多的一天下来,僧人们早早睡下,周边居民区传来的爆竹声也渐渐稀落。香灯师临睡前查看了一下大雄宝殿佛前供桌上的那盏长明灯,还稳稳跳跃着烛火。隐隐有野猫和耗子的声音,因寺庙不杀生,供桌又总是丰盛,这里便成了它们的天堂,僧人们也习以为常了。

3点10分左右,一个僧人早起准备4点钟的早课,一开门就看见法堂屋顶的火光,短短几分钟就蔓延到南面的大雄宝殿。“天都烧得红彤彤的!大雄宝殿屋顶塌了,木梁还在不断掉落,只有中央的三座佛像还在火光中立着,真像电影里一样。”赶到现场的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宗教一处高闵处长对本刊记者说。

“整天烟熏火燎的木结构寺庙像一堆架在一起的干柴,再加上涂满油漆的佛像和柱子,还有四处悬挂的布幔,不烧则已,一烧就是毁灭性的。”福州市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处长陈秉安对本刊记者说。起火的两座佛殿在法海寺中央,其南面是天王殿,北面是观音堂,藏有珍贵经书。因此,消防员们从北面、南边同时架设水枪,阻止火势,而木构佛殿传统的马鞍式“封火墙”将大火从东西两侧“封”住。最后,大火终于在燃烧了一个多小时后逐渐熄灭,吞噬了400多平方米的大雄宝殿和法堂,这座千年古寺几近焚毁。

大火两天后,从街面的杏黄寺门望去,看似这里什么也没发生过,除了紧闭的寺门,徘徊的信众,警惕的保安不太寻常。不知谁在两把铁锁旁系上了红布条,似是无声的护佑。

古寺周围并无想象中的清幽僻静,东侧是警备区大院,西侧则是一片密密匝匝的居民楼,只有一圈高高的院墙将周围的喧闹阻隔开。北侧外墙有被熏黑的痕迹,墙下的芭蕉树叶也被烤焦了大半,无精打采地耷拉着。从对面的一处制高点窥见的墙内景象更让人震撼:寺庙中央像是被掏空了,几根大殿支撑柱孤零零地戳在灰烬中,独矗其中的“华严三圣”像被烤得灰白,立于中央的毗卢遮那佛的佛头也倒塌了。

“见顶礼膜拜的佛像这么缺胳膊断腿地裸露着,僧人们心里着急,急着把佛像请走处理,哪怕包上红布遮盖也好。”福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刘晓强对本刊记者说。他们被劝住了,一方面现场倒塌可能发生次生灾害,而消防部门也要保护事故现场。

“是因为周围居民燃放的烟花,院子里满地的香火,某段裸露的电线,还是殿内经久不息的长明灯?”陈秉安说,每一个都有可能是罪魁祸首。他们询问僧人,将几种可能一一排除:“半夜没有听到声响,应该不是烟花;电气开关没有切断,不是因短路引起的,而且据说去年刚刚改造了电线;香火早已没有了火星。”听一个早起煮饭的僧人说,半夜听到猫叫,后来发现供桌上供着长明灯的碗打翻了。“后来大火现场的物证也发现碗在最下层,应该是最先跌落的,初步认定这场火灾是因为野猫或老鼠打翻了供长明灯的碗。碗翻了,灯油流了出来,浮在上面的火苗却没有灭……”

庙越“烧”越旺?

法海寺被焚让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楼建龙觉得太可惜,他在去年参与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就发现,在福州市级以上文物建筑中,寺庙已经所剩无几了。“经过多次重修重建,大多寺庙改为仿木结构建筑,多用成本更低、更易维护的混凝土,仅在斗拱处用木头。或许重修后佛教地位有所提升,但文物意义也丧失了。”楼建龙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寺庙中文物价值最高的当属华林寺大殿,主要构件仍为千年原物,是我国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不过它保存下来有一定偶然性,虽经明、清两朝多次重修,但主要是增建周廊下檐,内围没怎么动。

因为法海寺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楼建龙对这里很熟悉。它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初名“兴福院”。福州有“三山现,三山藏,三山看不见”的民谣,法海寺就建在“三山藏”之一的罗山,寺后还可以看到“罗山”的摩崖石刻。寺内文物还有明、清石碑3块,南宋至北宋时期的《毗卢大藏经》复印本,幸好这些没有被烧毁。楼建龙说,法海寺的建筑并不像华林寺那样延续了千年,而是随着寺院命运更迭不断重修重建,现在的几个大殿是1988年按清同治格局恢复的,依旧保留了木结构。

被大火吞没的大雄宝殿和法堂是这座古寺最重要的建筑。楼建龙说,法海寺依照中国化佛寺传统,中轴对称,以殿、堂、楼、阁搭配组群,每个殿皆有闽东特色的防范火患及祈福镇邪的马鞍形封火墙。主轴线上建筑等级高于两翼,主轴上,又以大雄宝殿等级为最高,其后依次是法堂、观音阁,大雄宝殿前的天王殿虽然称“殿”,但只取“门”的规格,在中轴上等级最低。

火灾向来是木结构寺庙的天敌。开元佛教研究会副会长、原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管理厅政策法规司研究员张善荣对本刊记者说,他的工作地开元寺就是一个“死在火灾上”的例子:“别看现在的开元寺面积小,你无法想象它曾是福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家寺院,面积占整个福州城的1/10。但历经五六次大火,到清朝那一次更是烧得荡然无存。”

“寺庙古建筑的火灾负荷量,要比现代建筑的火灾负荷量大31倍。”福州消防支队的人对本刊记者介绍,火灾危险性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可燃物的多少。寺庙古建筑由梁、斗、柱,层层叠叠搭筑而成,每立方米平均需用木材1立方米,按每立方米木材重630公斤计算,每平方米木材就达630公斤。而在现代建筑中防火要求,火灾负荷总平均每平方米不宜超过20公斤木材。而且,由于古建筑木构件受自然侵蚀多年,含水量较低,极易燃烧,以木柱、木梁、斗拱等支撑巨大的屋顶严实紧密,整个结构如架满干柴的炉膛。再加上殿堂相连,廊道相接,很容易“火烧连营”。

古寺不仅易燃,木材一旦失火也难以扑救。“一般来说,100斤木材燃烧进度,需要200斤水才能将其熄灭。也就是说,水的消耗量比燃烧物的重量大一倍。”

除了检查电线、增加灭火设施等物防设施外,陈秉安认为,更关键的是人防,比如香炉、焚纸炉应在殿堂门外的安全地方,采用不燃材料设立,并有专人值班巡查,经常清灰;这次引起火灾的长明灯可以换成电灯,如果在佛殿内必须点明火,也可以把灯放置在玻璃罩内,专人巡逻看管。

“之前福州一个寺庙着火好多次,都没酿成大灾,一次次整改,但过一段时间又着火了。”楼建龙觉得,僧人们不觉得古建筑特别重要,甚至觉得与他们现在住的三四层新建筑不协调了。

他感觉,寺庙的佛教地位越高,反而文物介入就越低。“华林寺能历经千年保留下来,也和它的佛教上没那么重要有一定关系。佛教的庄严需要金碧辉煌来衬托,需要信众们的捐献能看得到,需要一次次重修佛堂,重塑金身。”

“福州是佛教之都,寺庙名气都很大,但文物却很少。一部分原因是,寺院们也不希望上升到很高的文物级别。初级的文物,就可以享受到不能异地迁建等好处,而越往上申报,所受的监控也随之增多,比如,省级文物建筑的重修需要征得省和国家两级文物局同意,重建基本不可能。”

楼建龙分析,高级别文物的好处是政府拨款多,但是这一点显然并不吸引福州的寺庙。福建寺庙并不缺钱,相当一部分施主发财之道在海外,出去心里没底,信仰尤其执著,也舍得投钱,寺庙越修越新,越修信众越多。这与北方寺庙形成对比,比如山西有上百座留存千年的古寺,文保等级高,由国家出钱,但维修慎之又慎。

法海寺重建容易,甚至是寺庙早就盼着的,只是之前受市级文物保护制约。楼建龙说,他几天前和文物局专家一起讨论了法海寺重建的事,只是寺庙原图纸没留下来,只能根据测绘的高度、间距、形制等大致复建了。“法海寺会焕然一新,但文物价值就大大丧失了。”

“某种程度看,寺庙越‘烧’越旺。寺庙总是希望制造一个事件,最好是一个神话来吸引信众,这样,寺庙、法师、信众联合体才能持续运转。”甘满堂说。

一座寺庙的社会化之困

风风火火的陈秉安不知道怎么跟“出家人”打交道。“他们对修行以外的世界并不上心,包括消防检查,仿佛都要听凭菩萨保佑。这次出了事要录口供,和尚们也推三阻四地不想来。”他说。

消防支队对火灾现场的勘察表明,寺内缺乏消防水源,消火栓已经锈蚀。另外,法海寺为省、市佛教协会办公场所,未登记为宗教活动场所,香烛等明火进入殿堂未落实专人管理。

张善荣称他经常到佛教协会所在的法海寺来,对这座寺庙的印象是“有点三不管的地方”——“半是佛寺,半是办公场所。僧人大多是比丘尼,在庙里修行,有些也是佛协的工作人员。这里并没有住持,平时在这里办公的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释本性法师算是主事者。”

因火灾从外地赶回福州的释本性回避了采访。张善荣说,目前福建省佛教协会是“60年代挑大梁”,三个副会长都是40多岁,也是福建佛教复兴的象征。在三人中,释本性虽然按主持寺庙等级所代表的佛教地位来看排在末位,但他是福建第一个出国留学的法师,又年轻有为,本是最有希望接替常驻北京广济寺的释学诚法师当选会长的。

张善荣形容,一座寺庙的管理就像下围棋,普通人和大师都是同样多的黑白子,局面却差异很大,释本性还是下了一手好棋。曾在开元研究所实习的厦门大学博士生张文学在他的论文里分析了开元寺案例,作为都市寺庙的社会化转型样本:“与传统山林寺庙相比,在城市中弘法的寺庙具有更多的‘人间佛教’特征,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信众的信仰需求。”

张文学对本刊记者说,尽管城中心的开元寺曾有辉煌的历史,但本性法师1998年接手这里时早已经败落了,百废待兴。他重整了开元寺,并在泰宁重建了庆云寺,使其成为开元寺下院。照他的设想,一个实践佛教社会化,一个回归传统清修。而法海寺更多作为一个管理机构存在,依靠开元寺供养。

开元寺如今正在计划征地建二期。寺门口明码标价写着,捐资1000元到100万元各个层级,分别可以获得刻碑、佛龛位、树碑立传,直至立专室纪念。楼建龙曾看了二期的规划图,计划很宏大,中轴线上每一座殿堂都要高于一期,为了超越周边楼房,还打算在北侧建一座佛塔。

甘满堂说,一般寺庙的收入主要来自三方面,门票、香火钱、供养。开元寺不收门票,中午可以免费吃斋饭,主要靠供养。“一期刚修的山门花了60万元,办一次水陆法会几十万元,大功德主几十万元……每一次名目总是可以筹得更多的钱,比如修一尊佛像可能需要20万元,但信众们可能会捐出100万元。”

“其实开元寺在福建算不得财力雄厚的,像厦门南普陀,因元宝灰可以炼金,一年积攒的元宝灰就能卖得二三十万元。”张善荣说,开元寺在积累财富的同时,比较多地把剩余的钱投入社会。比如给长期依附寺院的“菜姑”办养老院,开免费中草药店,还有这个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本性法师说要拿建一座大雄宝殿的钱,编写50本《福建高僧大德传》”。

甘满堂认为,这是寺庙的社会资本积累,也是维系寺院、法师、信众共同体所需。张文学说,佛教社会化是时代特征,在与“向台湾佛教学习”的福建尤为突出。不过,社会化的方向应该鼓励投向传承、教育、慈善,但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慈善法律,对寺庙的社会功能也有政策限制。他今年在新加坡交流期间发现,一个宗教团体出钱办教育,政府也会拿出同样多的钱出来。对寺庙开展慈善,也会有相应的税收减免。

某种意义上,在逐步社会化过程中,开元寺大火投射出寺庙体系与外界对接的困境。张文学在开元寺做义工期间也感觉到这一点:“比如开元法会要相关部门审批,这对僧人来说是一头雾水的,需要义工来充当桥梁。台湾的佛光会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由认同佛光理念的义工们在全球帮助寺院开展传播、公共关系等。”

他认为,佛寺内至今遵循的唐代百丈法师立下的丛林制度,虽然各个职位也是各司其职,不过,大都是为了寺院内部的修行所设,与社会化过程中要应对的现代社会公共生活并不能完全对接。“开元寺的一些外围组织,比如研究所、书画院、图书馆就引入了现代管理制度下的‘科层制度’,便于沟通交流。在寺院组织内部,也有一些外请专业人员来处理公关、财务等。”

福州的涌泉寺、西禅寺已经配上了专业的保安。刘晓强说,民宗局更倾向于保持寺庙系统的相对封闭,正在内部对僧人进行培训,内容小至穿衣戴帽,大至房产、文保、外联、财务、消防、文物等现代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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