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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家兄弟与他们卷入的“军牌生意”

2011-02-28 14:13 作者:吴琪 2011年第7期
“农民逃天价过路费案”中,被判无期徒刑的时家老二在媒体关注下引来了同情,案件很快被发回重审。达成军牌交易的老三浮出了水面,他的细心让人印象深刻:保存着军牌交易的合同,留下了从银行给利益人存钱的单据,录下了双方多次通话的内容,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

时建锋在看守所内

“农民逃天价过路费案”中,被判无期徒刑的时家老二在媒体关注下引来了同情,案件很快被发回重审。达成军牌交易的老三浮出了水面,他的细心让人印象深刻:保存着军牌交易的合同,留下了从银行给利益人存钱的单据,录下了双方多次通话的内容,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在媒体关注前,他始终不敢拿出“证据”,去掀开背后的利益链,老三担心,自己这条“鱼”死了,背后的网也未必会破……

老二:乡村生活的失败者

2008年,老三时军锋在平顶山折腾着弄起了“时风沙场”时,拉来二哥帮忙,老二时建锋以为自己终于看到了发财的机会。当时已40岁的时建锋,实际上是个现实生活里无可逃遁的失败者。老二没怎么出过远门,在村里最大的标志是老单身汉,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当中,仅此一例。不结婚不是为了像城里人那样搞什么独身主义,因贫穷娶不起媳妇,对时建锋来说还真不夸张。

时建锋的家在河南禹州市无梁镇,距离新郑机场50公里,本刊记者要打车去,司机开价却惊人的高,“那是全河南省最癞的两条路之一,被大货车给轧烂了”。豫103省道上大货车鱼贯而行,不少路面被轧得像干旱后开裂的土地,高低不平,车像开到了棉花堆里,左右摇晃,艰难前行。50公里的路,走了1个半小时。祈王村就紧挨着103省道,处在地级市新郑市和禹州市之间。虽然有一条平行的郑尧高速在旁边,但是货车基本是交不起高速费的,都绕着省道走。祈王村里剩下的瓦房不多,有条件的人家早就盖起了两层水泥楼房,时家的老瓦房变得显眼。

两个弟弟因为“农民偷逃天价过路费”案子接连进了看守所,老大时银锋成了出面斡旋的人。兄弟三人长相相似,每人之间相隔4岁,都继承了屋子里父亲遗像上高高的鼻梁和线条有些坚硬的脸。老大将本刊记者领进了母亲家,70岁的母亲与老二、老三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屋子里的地面没有涂过水泥,墙面斑驳,冰箱是屋子里最显眼的家电。

在已经被媒体关注后,时家将本刊记者看做“来帮助我们的人”,老大坐在矮凳上,询问记者还关心什么问题。不过要细问到老二和老三的情况,老大最常说“这个我不知道”、“我还真不清楚”。2009年12月老二被带进河南平顶山的鲁山看守所时,老大时银锋正在山西晋城高速公路上打工,对于极为老实的弟弟突然被捕,老大说:“确实也感到奇怪。但是你说我赶回家能有用吗,我们也就是个农民,走到哪里说话都算不了数的,是不是?”2010年春节一家人团聚时,老大也曾问起老三,老二的事情怎样了?他问了问,并不想要个明确的答案:“你说我问多了合适吗,老三或许会想,就你关心兄弟,我就不关心了?再说我也帮不上忙。”话说得似乎没有错,却也让人感觉不到热络。或许是经济上一直不富裕的缘故,老大明显对自己小家以外的事情兴趣不大,“哪有那个多余的力气?”

老大的家就在百米之外,20多岁成家时,他继承了家里的老瓦房,提出分家。家里其余的几口人搬进了如今老二居住的小房子里,男男女女挤在一起,晚上只能拉起帘子睡下。老三是个比较活跃的人,年轻时学了驾照,外出到温州、上海给人开大车。隔壁邻居看着这家人可怜,自己要新盖楼房时,就把前些年盖的瓦房以一两千元的低价卖给了老三,成为他和母亲现在的居所。

兄弟三人中,老二积攒的财富最少。老大说:“他是那种整天忙忙叨叨,到头来却总是两手空空的人。”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老二为生存所经历的生活,哥哥只能说出一二,“你去问村里他的朋友,比我清楚多了,反正他是个没有手艺的人”。老大带着本刊记者去找老二的朋友时文举,时文举却马上避开了。老大于是说:“你看见了吧,我过去了反而不好,人家有啥话也不方便说。”

时文举是老二时建锋的“发小”,两人年纪相当,他却尊称时建锋一句“大哥”。时文举夫妻俩在村门口开了一家五金商店,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比老二简陋的小瓦房气派得多。20来岁时,时文举也和老二一起,做一些卖苦力的活。无梁镇十几里外的山上产青石,没有本钱的农民做不起石头生意,能做的就是去山上炸石头,一天挣一二十元。有一次,两人用火药炸开悬崖边的石头后,一块四五吨的大石头突然砸下来,两人吓坏了,赶紧扔掉被整个压扁了的手推车。时文举说,自从那次之后,时建锋就不敢再上山炸石头了。后来他去了河南省灵宝县当装卸工人,一个袋子200斤重,他也出得了力气扛,每年能挣下1万块钱。村里人说,被老大看做迂腐的老二,最照顾家里,钱基本给了父母和兄弟。老二没攒下钱,却十分义气,村里凡是有人要帮忙,只要人家开了口,他绝对尽力。

但是在上门说亲的人看来,老二仍旧是个穷光棍。母亲赵俊说,也曾有姑娘家愿意出去盖房,但是倔强的老二不愿意,说“我没有的,我也不花”。老二在相亲多次后,立下誓言,盖不起房就不结婚。年纪渐长,出不了苦力后,他开始卖小鸡。祈王村一带祖辈传下孵化小鸡的生意,前些年村里人多数都把养小鸡当产业,不用外出打工。老大也曾经孵化小鸡,一年能挣下一两万元,他的两间宽敞的水泥厂房挨着老二的小瓦房。比起村里做生意的人,老二卖小鸡是最低端的方法,不是搞批发,而是骑着自行车到稍远的地方去贩卖。父亲的小砖窑亏了钱,后来父亲生病去世,这些事情累加到一起,老二的新房始终没有盖起来。生活从来没有给过他额外的机会。这个老实巴交的固执农民,没有抱怨过生活,也毫无能力去享受生活。在生存线上挣扎,他除了对人付出情谊,一无所有。

2006年,当在外闯荡的老三回到家里做运输生意,2008年他弄了个小沙场让老二帮忙看守沙场和押车时,对于没有特别手艺、连车也不会开的老二来说,算是个不错的机会。

老三的能量与胆量

今年39岁的老三时军锋是个不一样的人物,用母亲的话说,“三兄弟,一人一个性格”,老三显得最外向圆润。老三出外闯荡早,性格活络,极少回村里,在村里人看来,“他在外边有能量,也用不着看得起我们这些人”。在外地给人当了若干年长途车司机后,2006年老三回到禹州,自己买车跑起了运输。

时军锋一开始确实老老实实做生意,他贷款30多万元买了两辆“前四后八”的货车,挂着民用牌照。一趟跑下来赚个几百块钱,利润比较少。后来老三的车出了两次翻车事故,修车花费的钱使他不仅没发财,还赔进了本。自2008年实行超载罚款之后,货车基本都走低速的国道或省道。做运输生意的人面临着一个悖论:不超载,光靠运输两地之间的利润差,肯定是要亏本的;如果超载,遇到罚款,也可能赔本。

虽然运输生意难做,但老三是个场面上比较讲究的人,买了小轿车。2006年第二个女儿出生后,老婆因为身体原因没法再生孩子,老三不高兴自己没儿子,这时又认识了一个在平顶山做运煤生意的离异女人,据说经济条件不错。老三办了离婚,与后来的女人好了。

李金良何时出现在老三生活里,其他人并不知道,老三也不愿提起。李金良穿着“一杠三星”的武警服装,老三通过他还认识了自称武警某支队副参谋长的张新田,有了办军牌的路子。所以当老三2008年运沙的时候,他跑动了“上面的关系”,搞到了军牌,还特意在山东泰安某厂家那里,订下两辆喷成部队军绿色的“斯太尔”大货车。同样做运输生意的蒋力(化名)一再告诉本刊记者,自己跑车之后,才知道这门生意有多难,“如果我有门道弄得军牌,那当然愿意”。

按照时文举的说法,老三时军锋的信誉不好,贷不到钱。时家穷,银行也不肯贷款给他们。时建锋的信誉好一些,于是贫穷的他这次起到了作用。他向高利贷借了一两万块钱,付了那两辆车的首期。后来向堂弟时留申和另外一个人借户口本买车,以及雇用司机,也都是老二时建锋出的面。从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这两辆挂着“WJ19-30055”、“WJ19-30056”的大货车,2362次超载运输沙石通行郑石高速公路,直到被河南省武警总队派出军检部门在郑尧高速下汤段带走,作为车主的老二时建锋年底被拘押。

2009年初两辆车刚刚被扣的时候,老三没有太当回事,因为此前这两辆车也被拦下来检查过,军车需持的“三证一单”(士兵证、行车证、驾驶证和部队的派车单)他都有,非常齐全,检查过后车就被放行了。老三琢磨着自己手上有非常清晰的合同,部队的李金良和张新田两人能够保证他的利益,所以一直催促这两人帮忙。半年过后,老三还拿到了一份加盖部队公章的放行通知单,要求河南省治超办给予放行。

然而直到今年1月,被羁押1年多的老二得到了无期徒刑的判决——他被法院认定为用假军牌诈骗了368万元。兄弟俩完全没有料到这样的结局。老三说他当时正在吃饭,听到这个消息,捧着碗就哭了。

戏剧性来得毫无准备。“我有苦难言,生不如死。”在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看守所,一向木讷寡言的时建锋,含混地蹦出了几句前后不连贯的话:“都是内外勾结”,“我在保护我的一名直系亲属”。他已经成为“农民因偷逃368万元过路费被判无期案”的主角,坐在铁栏杆里侧,对面坐着的几位记者一再追问,时建锋却眼神闪躲,很少回答。

老二不敢确定,事情有没有可能出现戏剧性的变化,眼前的这些媒体是不是他的一次机会。2011年1月13日,几家媒体在平顶山法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去看守所采访,法院希望以时建锋为反面例子教育大众。案子一经报道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网友有一种直观的计算方法:如果说时建锋8个月偷逃了368万元过路费,而自己盈利才20来万元,那么如果他不偷逃过路费,岂不是8个月就要亏掉340多万元,他该怎么活?

这天上午采访的记者感觉到时建锋有很大的隐情,却没法探明。到了下午,另一拨记者来采访时,时建锋几次询问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你们能把我说的播出去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终于开了口,大意是说自己在替弟弟时军锋顶罪,过路费背后涉及自家和武警部队、高速公路的交易。记者们揭开了意想不到的新闻,牢狱中的时建锋看似有了转机。第二天,平顶山市中院马上宣布,对该案启动再审程序。

既然老二坦言是在为老三顶罪,那么老三就在众人面前被推上了台前。媒体又联系上老三,欲言又止的他提到“后边牵涉的人太多了”。老三的谨慎给人印象深刻,他原本提出去异地自首,在媒体给他推荐了一位郑州的律师后,老三特意上网查了查律师的信息。确保自己能够安全去自首后,1月15日夜里在律师和记者的陪同下,到镇上的派出所投了案。

打工回家准备过年的老大时银锋,此时被动地卷入了事件。老三自首前,将与武警部队签订的军牌合同、存钱给武警人员的银行存单、双方通话的录音资料等等,都留给了老大,嘱咐他交给律师。面对本刊记者,老大感慨了一句,老三这人“胆小、心细”。如果按照外面的报道,老三敢于冒用军牌,怎么会给人留下“胆小”的印象?老大顿了顿说:“这得看怎么说,有人撑腰他就胆子大,没人撑腰就胆子小。”媒体的曝光,反而让老三感觉有了撑腰的人,他之前不敢公开说的隐情,此时才被打开。

老三的隐情:真军牌,假军牌?

老二2009年底被拘捕后,老三开始的个人“营救”之路,恰好从另一个侧面,将“军牌生意”所牵涉的人物,一一拎了出来。

在老三自首前向记者们出示的合同里,里边明确写着:“甲方义务中规定,如果乙方悬挂支队牌照被武警部队、收费站、高速公路、平顶山军分区查扣时,甲方必须保证做到派车派人及时排除。”这里的甲方是武警许昌支队,乙方是时家兄弟。也就是说,如果时家经营的这两辆车被扣,乙方李金良、张新田两人要保证派车派人及时把车拿回来。接下来的条款写着:“若张、李联系不上,乙方可以直接与支队长联系……罚款由甲方负责,扣车按每天8000元补偿乙方。”按照条款,扣车的罚款应该由部队缴纳。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时军锋必须缴纳足够的费用,包括三条。一是“协调关系费”:乙方在车辆正式投入运输前3个月内预付协调关系费24万元;二是甲方工资:乙方每个月3日前支付8万元给甲方,合同期一年,共96万元;第三条为,平顶山下汤收费站正副站长月工资5000元。

李金良、张新田两人以武警部队修建营房需要运沙为由,弄到了给时军锋的两个牌照,运沙有效期为半年。按照时军锋的说法,他每次是给张新田的老婆张宇打款,然后由李、张两人打点高速公路平顶山下汤收费站正副站长王欢、李占峰两人。2009年1月两车被扣后,老三对李金良、张新田能把车捞出来的能力深信不疑。然而这次的举报人不是别人,正是被老三称作每个月交5000元打点费的李占峰——高速公路下汤收费站的副站长。

这也成为案件暴露后,李占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严词否认曾接受好处费的说辞。“如果我拿了钱,为何还要去举报时军锋呢?”而时军锋告诉媒体给他找来的律师常伯阳,因为李占峰自己也弄了一个部队的牌照在跑车,曾与时军锋发生纠纷,所以要整他。

于是在媒体关注案件前,老三突然感觉自己信任的“关系”,起不到作用了。他开始有意识地用手机录下与李金良、张新田的通话,又去买了一支录音笔。李、张两人是老三的直接关系人,在老三眼里代表的是部队关系;王欢、李占峰两个站长,是高速公路公司上的利益人。只有老三自己,在有着公权撑腰的交易人面前,感到越来越惶恐,除了电话中互相要挟,他悉心留下证据,预备着“鱼死网破”的那天。

在老三开始跑军牌之后,平顶山又冒出了一个名叫唐传杰的人,据说是煤矿上退休的干部,希望加入老三的生意。老唐说能帮助老三“捞人”,自己的小舅子有办法。老三认定这位小舅子能量很大,因为“见过几次,他穿着警服,开着警车”。小舅子开口要钱,老唐便说自己拿钱出来,让小舅子去跑关系,就算自己借钱给了老三,算做生意上的合伙钱。老唐这样子“借”了老三将近100万元,老三写了一堆借条,却仍没见到老二能够出来的希望。直到媒体参与后,老唐不得不主动现身,承认小舅子并不是公安局的人,借着朋友的警车和警服,让老三相信了他。

2010年四五月份,老三重新去找前妻段娟(化名)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段娟慢慢才知道老三的困境,在他自首后,也成为最积极奔波的人。段娟比一般农妇显得含蓄而客气,警惕心强,在详细问过本刊记者是哪家媒体之后,才犹豫着决定见面。见面后也要先看记者证,确定自己的讲诉是安全的。“他那时打电话就朝着对方吼,一整条街都能听见,基本都是在谈钱的事情。”老三告诉段娟,老唐那边曾说,再拿10万元就能“捞人”,老三实在拿不出钱了,认为李金良、张新田两人应该帮忙给钱,因为他之前“孝敬”了那么多钱,对方却没能按照合同尽义务。这场几方纠纷变得越来越激烈,老三与李、张两人也闹翻了,老三说对方给他放话,“你要是进了看守所,肯定搞死你。”虽然老三当初抛妻弃女并不仁义,但是在走投无路时回到段娟身边,让这个女人在绝望中有一种特别的满足,尤其是老三自首时将手机留给了段娟。“我打开一看,里边还有我夏天拍的一张照片,我的那个心啊!”提起这个细节,她仍旧涨红了脸,泪流满面,身体微微发抖。这个细微的理由也成为她决定等老三出狱,并且每月给他送上生活费、还上债务的无怨无悔的动力。

二哥被判无期徒刑,让老三变得急躁而绝望。段娟说他犹豫着要不要去自首,但是一来已经花了将近100万元去走关系,心有不甘;再者听说“黑监狱”太多,怕进去被人整死。没想到荒唐法官判的这个荒唐案,无意中给老三“帮了一个忙”,虽然不是计划中的,他却找到了最为放心的方式,走进了公安局。说起法官娄彦伟,也在几天内经历了过山车式的人生,在媒体曝光后被迅速免职。他的同事透露,娄彦伟是法院前领导的儿子,是从狱警一步步变为助理审判员的,在此案中并不具备审判长的资格。

律师常伯阳在这时接触到了老三,他说:“他也算一个农村中的能人吧,能够顺应潮流,想发财。在一些人的理解中,这个社会就得靠关系赚钱。老三说话比较实在,并不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但是过于迷信权力。”而在老二被判无期之前,老三一直没有找律师,他始终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中间人来“捞人”。

老三不愿相信司法机关,从当时的办案过程来看,也并非没有道理:检察机关在调查案件时,武警部队出示证明,表示没有李金良这个人,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都没有再追查;高速公路公司虽然将站长王欢、李占峰两人调离了原工作岗位,却矢口否认他们在其中有经济利益。所有的过错,都加到了老二时建锋身上,他成了拿着假军牌的诈骗者。

“军牌是假冒的,这个可能性太小了。”律师常伯阳看到了老三与武警部队的合同,马上明白了老三的“坚持”——他坚持认为拿到手的军牌是真的。案子被审成了一个假冒军牌案,过错变得简单,“但是如果这个军牌就是真的呢,那就得牵出背后的利益人”。常伯阳说,合同上明确写着,如果时家的车被扣,时家是可以直接找武警支队的领导解决问题的,并且他们的军牌经过几次检查,都安全放行了。“其实1998年前部队通过资源来盈利,是比较普遍的。后来国家规定部队不能参与经商,这些事情就变得少了,但是不能排除个别部队依旧通过军队资源来盈利。这个案子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当地部队半公开的创收行为。”

现在案件的关键,到了李金良和张新田这个环节,在武警部队的态度依旧不明朗前,老三的前妻段娟一直在奔波,希望能通过调查找到这两个突然消失的人。她查到张新田于去年从部队转业,今年初在案件闹大后与老婆办了离婚,“老三的钱都是打到他老婆账户的”。时家人仍然希望牢牢抓住媒体,害怕关注消失之后,事情的真相永远是团迷雾。时家母亲坐在寒冷的家里,一遍遍地问记者:“你说我家老二出来后,还能娶上媳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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