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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斯·吉泰的电影“乌托邦”

2011-01-04 15:22 作者:李东然 2010年第51期
此行北京,以色列电影导演阿莫斯·吉泰为中国观众带来了《禁城之恋》、《菠萝》、《自由地带》、《救赎日战争》、《岁月慈心》等经典作品。阿莫斯·吉泰是个极其认真的人,无论影院规模大小,凡他到场的放映活动,他都要坐回观众席上,看上十几分钟,待确定了画面到字幕全都完美无误,方才起身离去。

阿莫斯·吉泰

此行北京,以色列电影导演阿莫斯·吉泰为中国观众带来了《禁城之恋》、《菠萝》、《自由地带》、《救赎日战争》、《岁月慈心》等经典作品。阿莫斯·吉泰是个极其认真的人,无论影院规模大小,凡他到场的放映活动,他都要坐回观众席上,看上十几分钟,待确定了画面到字幕全都完美无误,方才起身离去。

被战争改变的人生

阿莫斯·吉泰是建筑师维恩劳布(Munio Weinraub)和以色列政治活动家玛格丽特(Efratia Margalit)的第二个儿子,他的父亲曾是名噪一时的“包豪斯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阿莫斯出生那年,父母把德文姓氏“Weinraub”,改作“Gitai”,也就是这个姓氏的希伯来文翻译。

阿莫斯在大学时也选择了建筑专业,1973年应召入伍,参加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母亲送他一台超8摄影机,阿莫斯带它上了前线。1973年10月11日,阿莫斯的23岁生日,他服役的直升机被叙利亚的导弹击落,他幸运生还,却因此改变了人生。

战后阿莫斯留学美国,读取了伯克利大学建筑学博士后学位(PHD),他告诉本刊记者:“曾经的伯克利留下很多有趣的经历,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中心,聚集着新法兰克福学派的人们,那是刺激的年代,很多时候,咖啡馆和派对上的给养比在课堂上的教条还要丰盛。马克思、弗洛伊德、费耶阿本德对我影响至深,他们告诉我一些人生应该遵循和寻找的精神,而不是急切地实现所谓的成功。”

阿莫斯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战场归来的纪录片《救赎日战争的记忆》,7年后,他又用同名剧情片《救赎日战争》完整了自己的诉说。那是一部相当与众不同的战争片,开场在救赎日假期的早晨,青年温劳布(Weinraub)穿过假日里死寂的小城去和恋人相会,他们在混合了各种颜色的画布上做爱,聆听战争的警报由远及近,青年参军到了前线,泥泞血泊和壮美自然的对照割裂了一切,时间的感觉渐渐失去。几经生死,终于归来,再见昔日的恋人,已经无法肯定自身存在的真实。

阿莫斯告诉本刊记者:“战争回来,我只想找到合适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有些事实亲身经历后的内心感受是任何幻想、规则、美学所不及的,那场战争叫我意识到我需要拍电影,相对建筑,它给我一种更加激进而强烈的表达可能。”

这段具有自传色彩的战争往事,于是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阿莫斯·吉泰的电影里,甚至被用成喜剧色彩的桥段和插曲。《流离家族》(Désengagement,2007)里,阿莫斯客串了一位以色列军人,为了让士兵放朱莉娅·比诺什进门,讲起的也还是这段经历:“我试图用电影解决很多问题,既然问题至今存在,那我的诉说就没有理由停止。我呈现的战争,都在说同一个观点——战争是对生命的浪费。我常想,如果我被杀了,我也就不会拍电影,而我要拍电影,也因为我要对抗被战争消耗掉的自我。我们应该警醒,应该找到更好的解决冲突的方式。如果冲突不可避免,那可否不一定要互相厮杀。”

纪录如考古,剧情如建筑

以战争作为起点,自然会有“家园”、“边界”等主题进而成为关注对象。1979年阿莫斯·吉泰导演了他的第一部长篇纪录片《房屋》,那本来是一部受雇于以色列公共电视台的作品,但年轻的阿莫斯却执意记录了耶路撒冷第14街上一所房屋的历史——1948年前就拥有了那所房子的阿拉伯大家庭,还有聚集在周围劳动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的犹太老板,最早的犹太占有者,以及随着时间推移,房子如何面临永无止境的纷争,一些人的希望,就是另一些人的恼怒。

以色列当局自然拒绝了这部电影在电视台上的播放,甚至销毁了电影胶片,阿莫斯千辛万苦保存下来VHS格式的母带,并带它游历了若干国际性的电影节,也因此收获了属于年轻以色列导演的声誉。

1988到1997年,阿莫斯·吉泰又花了几乎10年时间去记录那幢房子的故事,房子四周的犹太邻里,曾经阿拉伯家族的后人,甚至那些由暴动(1987年底爆发的以色列占领区内巴勒斯坦人的暴动)唤醒的巴勒斯坦劳工们的生活。

又10年后,阿莫斯再次把摄影机对准那所房屋,他找到了曾经阿拉伯屋主的女儿,在她弥留之际,请她讲述了自己的人生,这位阿拉伯老妇的讲述,照应出的是来自土耳其、比利时、南非的犹太迁移史,于是,《来自家园的消息,来自房子的消息》(News from Home,News from House,2006),震撼了世界。

“虽然看上去这是一系列在探讨领土问题的电影,用到了地理学、伦理学,甚至是生物学,界定和讨论也是越来越庞杂,但结论显而易见——边界是多么现实又多么虚幻的概念,几乎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命题。电影不解决实际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记录就是一种考古,发现一些东西,也毁掉一些东西,不同的是,电影相比古迹,更像是一棵树,它能在环境中生长,我觉得终于有一天,人们会因此而看到什么。”阿莫斯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阿莫斯·吉泰对于所谓民族导演身份的否定,是决绝而鲜明的,他说:“我只关心现实本身和现实的出路。纯粹民族主义的观点很愚蠢,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是高度混杂的,‘民族’只能是个代表乡愁的词语。观察一下西方的影响,在所有地方,乃至整个世界并没有差别,看看我们的周围,建筑、服装、任何东西,我们都无法得到一个纯粹的民族的概念。这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伤感,但对我而言,绝对不足以作为电影的主题。我自己出生在以色列,父亲来自柏林,外祖父母则来自华沙,我成长在中东,可以讲阿拉伯语,但我到过美国伯克利大学学习,定居在巴黎工作,所以我认为我的文化应该是开放的,因为这就是现实。也只有如此,我们可以寻找途径去人性地看待问题,并且以这种方式来制作电影,而不是炮制纯粹民族主义的作品,虽然那么做显然更加简便。”

因此,阿莫斯·吉泰更愿意把自己的剧情片创作形容为建筑的过程,他告诉本刊的理由是:“建筑是和他人一起合作的过程,剧情片尤其也是这样。”

与阿莫斯合作了差不多20年、共同完成作品超过10部的编剧玛丽·乔诗(Marie Josee),是一位美丽优雅的法兰西女性。她对本刊记者说:“阿莫斯可以把剧本写得很好,但他的知识分子气质体现在,唯恐自己的任何偏见干扰了一部作品本身的完整和表意,所以他选择和我一起创作。通常是这样,阿莫斯提出问题,我们一起思考,我很清楚阿莫斯需要我什么,因为我是女性,成长在完全和平优越的欧洲社会,对于以色列和中东生活怀有情感和一定程度的了解(曾在法国驻以色列使馆工作过4年),更重要的是又同时保持着距离,必要时,可以谨慎地抽离于问题之外。我想,阿莫斯期待的就是,我能提供另一个视角中所看到的世界。你能在他的创作中看到他如何时刻提醒自己,要克制地卷入作品中。”

甚至,诸如此类的审慎而克制的态度,也延伸成为对观众的某种要求——理性地观看。携手法国女皇级老牌影星让娜·莫娃的《岁月慈心》,恰是最好的佐证。故事发生在“里昂屠户”的盖世太保头目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接受审判的日子,有关于此的新闻是那日母子晚餐的背景,儿子想就此解开有关身份的心结,了解父亲所签署的那份雅立安人种的声明的前因后果,而母亲只在抱怨,竟把豆子煮得像菠菜一样软烂,一次次地搪塞回避,更激起儿子的好奇和不安。影片里让娜·莫娃所扮演的老妇,有老派法兰西女人的妩媚讲究,她乐于把羊肉烤得恰到好处,并装饰典雅,或者给儿媳展示件件引以为傲的首饰,私下却郑重地把孙辈们带去犹太教堂,认真地要孩子们发誓:“永不忘记,保持宽容,拒绝偏见。”

拍一个犹太家庭对于历史的面对,没有煽情,没有控诉,甚至不见一滴眼泪,在这部电影里,阿莫斯·吉泰那种招牌似的水平移动镜头被发挥到极致,很多细节似乎是误打误撞中被拍进了摄影机。“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理性观看,我不希望观众被卷入的程度过深,让娜·莫娃是魅力四射的女人,但我想她也会同意我的说法,没有必要非请她来只是演一位慈祥祖母,镜头表达着复杂的情绪,不忍触碰与铺陈现实,相对于故事本身,我更看重电影给观众带来的理性层面的思考。”他说。

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显然,当下世界,这样的电影形式,绝对不是主流,但不仅仅是诸如让娜·莫娃,经历过法兰西电影最光荣时代洗礼的女星,或者朱利娅·比诺什(《撤离加沙地带》,2007)、娜塔丽·波曼,这些红遍世界、无论在艺术电影领域或者好莱坞商业体系,都站稳了脚跟的演员们,甚至诸如贝尔托鲁奇、菲利浦·加莱尔,或者马赛琳·洛里丹(Marceline Loridan,伊文斯的妻子)(《哥连,放逐的灵魂》〔Golem,the Spirit of Exile,1991〕),这些已然功成名就的导演、艺术家,也常常出现在阿莫斯·吉泰的“边缘电影”里。

有些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为此表现出令人感叹的坚持。比如娜塔丽·波曼,曾经给阿莫斯·吉泰发了整整6个月的邮件来推荐自己,阿莫斯·吉泰说他对这位好莱坞大明星的了解并不多,所以并没有处理其中的任何一封信,直到他的制片人跑来说:“得了,你必须见见这个女孩!”当然,因此《自由区》(Free Zone)里就有了那惊世骇俗的侧脸长镜头。

至于这种吸引力的原因,玛丽·乔诗用“乌托邦”的比喻为本刊做了解释:“阿莫斯·吉泰就是一个用电影实现自己乌托邦梦想的人,因为他一直如此,从不妥协,所以吸引着抱有同样幻想的人们。”

1991年,阿莫斯·吉泰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取名AGAV,希伯来语意为“顺便”,但这并不是一个实体的办公室,因为大家分散在很多地方,阿莫斯说自己偏爱和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工作,但他并不愿意用办公室圈住别人的生活。“比如我的助手名叫桑德琳,是一个单身母亲,有时候她想和她的女儿去动物园,她就没时间来给我打电话。当她要陪女儿去学校,她也不会来接我电话,我不介意。因为我知道至少晚上,她就会帮我处理邮件,每个人可以安排自己的日程。玛丽不仅给我写剧本,她同时也是杂志的编辑,我喜欢这种状态。每个人都会有其他的事情,都在生活,因此我们的创作也生机勃勃。”他说。

玛丽·乔诗如此描述“乌托邦”里工作的趣味:“通常阿莫斯提出问题,我们会在咖啡馆,在任何时候聊起,可能围绕着一个想法,各自去查找资料、历史,寻找出头绪。之后阿莫斯会请我写出文学剧本,但这绝对不是结束,直到电影拍完最后一个镜头,甚至直到剪辑的最后一分钟,创作才最终完成。他总是会和我们在一起,把很多想法分享给我们,并且十分尊重别人的意见,那是一种智者的尊重。”

“阿莫斯·吉泰是理想主义的,这毫无疑问,因此,他的电影、他的乌托邦是很多人的向往,但是支持这种理想主义成长和生存的,恰恰是阿莫斯·吉泰的现实意识,他有能力利用非常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方式去对抗现实本身。比如,任何人都明白拍电影的现实常常是一场和金钱的搏斗,但是阿莫斯似乎从来不会被其困扰,他总是很明智而清醒地利用现有的条件,无论是较大的预算,还是较小的预算,他都能游刃有余其中。”

阿莫斯坦言,年轻时也经历过找不到投资的尴尬,但是他关心的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比如和电视台合作等)去解决问题。当时,很多电影界的前辈劝过他走另一条道路,比如先在商业片领域成功,再回头展开自己想说的话题,但阿莫斯的态度向来坚决:“电影于我是一种媒介,其中的关键是我对它的操控和利用,进入商业流程,这种本末倒置就难纠正。对我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商业和艺术的区分,我不这么想,所以即便我请来很大牌的明星,有很大预算地制作一部电影,但只要我自己的处理方式和主动地位没受影响,那么这就是阿莫斯·吉泰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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