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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火凶猛

2011-01-04 15:22 作者:魏一平 2010年第51期
对于山多雨少的道孚县来说,12月5日的山火,最初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它出人意料地夺去了22条生命,其中还包括15名扑火官兵。某种程度上讲,是这些牺牲的烈士,让这场山火获得了广泛关注。在这个遥远而贫瘠的地方,悲痛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面而已。

村民西热倾批(中)在火灾现场,脚下就是陡峭的呷乌沟

对于山多雨少的道孚县来说,12月5日的山火,最初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它出人意料地夺去了22条生命,其中还包括15名扑火官兵。某种程度上讲,是这些牺牲的烈士,让这场山火获得了广泛关注。在这个遥远而贫瘠的地方,悲痛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面而已。

司空见惯的山火

午饭刚摆上桌,亚玛泽绒家里就来了人,是镇上的干部。“山上着火了!”他看了看表,刚过12点,没来得及端起饭碗就冲了出去。身为道孚县鲜水镇子龙村的村长,每年的10月份一过,防火就成了他的头等大事。这个只有43户人家的村子就位于县城边上的一座大山脚下,鲜水镇是道孚县城所在地,镇政府在一个小山坡上。看到对面山上升起的烟雾,“不用犹豫,肯定是山火,这么多年都有经验了”。亚玛泽绒告诉我们。

亚玛泽绒说,他赶紧招集村民们打火,村里没有大喇叭,他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喊话,“每户人家至少出一个劳力”。突发的山火在这里不新鲜,站在子龙村里,抬头环视四周那些海拔三四千米的大山,绵延不绝,不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闪烁。道孚海拔3000米,灰蒙蒙的大山上,远看只有土石的颜色,少许零星的松林点缀着,但是,走近了才知道,山上覆盖着一层不足10厘米高的野草,像一床密实的棉被,不留一丝缝隙。亚玛泽绒告诉我们,每年直到7月,山上的草才会变绿,可10月一过,又成了一片枯黄,雨雪不多,气候干燥,“每年的防火期长达8个月,山火几乎年年都有”。

亚玛泽绒很快招集了第一批十几个村民,喊来村里仅有的两辆车拉上人出发,他们带的扑火工具,就是家里常用的拖把和扫把。27岁的卓玛也是放下手中的饭碗一起出发的,按理说打火这种事一般都是男人干,可家里5个哥哥都已成家单过,只有她和妹妹照顾两个老人,平日里热情豪爽的她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从村子出发上山,以前都是手脚并用地爬,至少也得半个多小时,好在去年刚刚修了一条土路,旁边还是陡峭的悬崖,但总算节省了不少时间。起火点在离山顶不远的一片经幡附近,他们到的时候,山顶上居住的5户人家已经下来了好几个人,同时到达的还有镇上组织的十几个职工。但是,这些踩上去吱吱作响的干草,就像是发了黄的老报纸,一旦引燃,就会迅速蔓延。“火苗贴着地皮窜得飞快,人是根本追不上的。”亚玛泽绒向我们分析说,这也是高山草原着火与森林火不同的地方,“火烧得更快,灭得也快”。

很快接到通知的还有在村子不远处驻守的甘孜军分区某独立营。每年的11月底12月初是这里老兵退伍的日子,代理营长杨正学正好带人去成都送老兵了,留守的营教导员李列很快集合了62名官兵。他在营区院子里简单做了一下动员,大家带上打火常用的“2号工具”和军用铲、水桶,分乘两辆军车出发,到了山脚下,由于前方路窄坡陡弯急,只好徒步急行军和指挥车分批转运上山。大家带上打火常用的“2号工具”和军用铲、水桶,分乘两辆军车出发,到了山脚下,由于前方路况不明,只好徒步急行军上山。后来我们在营区见到了所谓的“2号工具”,其实就是根1米多长的铁棍,顶端绑着十几根橡胶做成的皮带,旁边焊接着一个小铁钩,用来起那些已经烧过的枯草清理余火。

陆续接到消息的还有道孚县林业局、森工局和农牧局。林业局的森林防火办副主任郭涛告诉我们,他带着30多人到达现场是13点多钟,火势已经蔓延,几百米长的火线被先前到达的人截成了几段。虽然是专业防火部门,他们携带的装备也是“2号工具”和“3号工具”,后者与前者不同的只是在铁管顶端绑了钢丝。据他介绍,对于燃烧更快的草原火来说,扑打面积更大的“2号工具”更好用。森工局的局长龙波向我们回忆,防火办主任罗约呷还招呼人背了水桶,但是山上并没有水源。

按照道孚县的通报,先期抵达火场的职工群众一共是121人,加上独立营的62名官兵,在与大火赛跑的初期,看上去人手已经够了。到了14点半左右,火线在距离山顶人家几百米远的地方被控制住了,由于有环山路的阻隔,山脚下的子龙村也安然无恙。到这时候,这场山火看上去跟以往并没什么不同,甚至远算不上严重,起火的大半个山坡基本烧完,大概有500多亩。“比这大的火多的是,甚至烧十几天都不算稀罕。”郭涛告诉我们,县里专门的防火部门,除了林业局和森工局的森林防火办,以及农牧局下属的草原防火办,还有更为专业的森林武警。这支100人左右的队伍,配备了更先进的吹风机和灭火弹,但是,“一般是在火情严重,控制不住的时候,才会请求森警支援。现在只剩山沟里的一点余火了,也就没必要再请森警”。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大家不过是虚惊一场而已。与山坡上低矮的野草不同,山沟里的灌木丛有1米多高,一旦零星余火引燃这些灌木丛,会顺势波及对面的山坡,虽然山的背后只住了一户人家,而且得知着火后已经跑了出来,但更远处还有一片树林。“如果说有风险的话,就是怕那片林子烧起来,那样麻烦就大了,一星期都灭不完。”郭涛说。

夺命的“怪”火

15点钟,现在再说起当时情景,参与灭火的村民都会对这个时间记忆清晰。当时,灭火人员已经自发形成了两支队伍,其中,独立营教导员李列带着17名官兵,经两山之间的呷乌沟爬到对面的呷乌山监测火情,同行的还有森工局的罗约呷、一名林业职工和几个村民。一个60多岁的扑火村民告诉我们:“15点过后,正是山里要起风的时候,尤其是在春节前后,每天下午都会刮起呜呜的大风。”

如果不是到现场,很难想象这里的地形。我们在现场看到,这条名为呷乌沟的山沟,远看就像一把刀在两座大山之间劈出来的,深达几十米,两侧山坡是70多度的陡崖。从山顶往山脚下,呷乌沟逐渐变宽,呈漏斗状,不远处山下就是开阔的鲜水河。在几名藏族村民的带领下,我们顺山坡往下走,根本没有路,踩在已经烧焦的草地上,即便手脚并用,还是在离沟底20多米的地方再也无法前行,由于越往下越接近直角,甚至连沟底都看不到。

李列一行通过沟底爬上呷乌山坡,沿山横向运动。沟的这边,村长亚玛泽绒也带着人在清理余火,不同的只是他们脚下的草已经烧完了。看到对面山上有人,亚玛泽绒赶紧掏出电话,第一个打给了队伍后面他的儿子,叫他赶紧回来。“草原打火,一定要背着风,千万不要在迎风的一侧,火来了根本跑不及。”他向我们分析说。儿子掉头回来了,又陆续打了两个电话,叫回了三四个村民,都是平日里爱玩手机的小伙子。但是走在前面的村民,没有手机;部队官兵的手机号码他又不知道,喊话已经听不见,亚玛泽绒着急地摘下帽子使劲挥舞,还是没有反应。

山里的风说来就来,而且方向没有规律。亚玛泽绒的预感不幸应验了,一阵大风从鲜水河边刮过时候,队伍刚好在距离沟底20多米的那条小路上一字排开。“就像汽油爆炸一样,轰的一声,沟底的灌木丛蹿出十几米高的火苗。”亚玛泽绒向我们描述,前后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大火已经爬满了对面整个山坡,“回头一看,山都黑了”。

呼喊声持续的时间极短,很快就陷入了一片死寂。现在,站在最先烧过的山坡一侧,还能看到对面山上,小路旁的崖壁上挂着5个已经被烧黑的“2号工具”。突来的大火与浓烟,让正处于上风口的这一队人马,几乎全部跌入沟底的火海中。人群开始忙乱,救火变成了救人,但是,除了几个没有跌下去的人被拉出来之外,大家束手无策。等村民和战士们下到沟底的时候,看到的已经是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村民西热倾批记得,那一天他们下到沟底,已经分不出谁是官兵谁是群众,只好靠着仅剩的水壶和军用皮带来区分,“有的叠在一起,分都分不开”。包括教导员李列在内的15名官兵不幸牺牲,战士们脱下身上的野战服做了简易担架,有人背着,有人抬着,抓着绳子慢慢爬上来。代理营长杨正学是连夜赶回来的,回忆起当时场景,这个身高1.8米多的汉子不免哽咽:“都是天天在一起的兄弟,死的时候也没分开,教导员手里拉着一个战士,还有四个士兵叠在一起,被压在最下面的一个,抬出来的时候还有呼吸,可是送到县医院就不行了……”

68岁的洛绒倾批从外面赶回来时候,看到的却是女儿卓玛的遗体。他认不出女儿的模样了,看了半天才记起那天她穿的鞋子。当时正在山这边的多吉才19岁,看到父亲地巴掉进火里,就想往下冲,被村支书拉了回来,捡回一条命。多吉15岁才走进学校,只上过3年小学,基本不会说汉语,他一直沉默着,周围亲戚七嘴八舌地问他当天的情况,末了,他只是摆出了一个手脚并用攀爬岩壁的动作,那是父亲去世时的样子。

“那阵风太奇怪,太突然”,“像是遇到了鬼火”,“完全没想到”……几乎所有参与灭火的干部职工都会给出这样的解释——意外。很难说经常参与灭火的官兵们没有经验,更何况还有当了3年防火办主任的罗约呷随行。但是,意外之余,也并非完全没有可反思之处。

卓玛的父亲洛绒倾批在子龙村做了34年的村支书,直到前年才退下来,带领群众打火已是家常便饭。跟我们聊起这场意料之外的惨重伤亡,他始终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只是不断地感慨:“现场指挥太关键了。”风险也并非毫无征兆,火烧过后,对面未燃的山坡已经被炙烤了两个多小时,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连成一片;更何况,从鲜水河谷吹过来的风,越往沟里气流越受挤压,很容易形成旋风,再加上如此陡峭复杂的地形,想脱身难上加难。

遗憾的是,不管是村长、群众,还是林业部门的扑火人员,都不记得现场有过统一指挥。“不同单位的人也不认识,大家基本各救各的,专业的扑火队伍没来,县里领导也没来,谁能指挥谁呢!”这是群众的意见。我们以此向林业部门求证,得到的解释是:“火不等人,尤其是刚开始烧的时候,来不及坐下来研究部署,看到哪里有火就往哪儿打,一般也是自己单位的人在一起,能够招呼一下。”森工局局长龙波说,至今他们上山扑火,基本还是靠扯开嗓子喊,声音传播最远不过200米,罗约呷遇难的时候,身上带着当时唯一的一部对讲机。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坐在为女儿燃起的酥油灯旁边,洛绒倾批沉思了片刻说,“女儿不会再回来了,只是希望将来再有山火时,领导能够更重视一些。”出事后,陆续赶来的各级领导和专业灭火队伍,连夜对救火工作做了统一部署,终于在第二天11点过后将山火彻底扑灭。山火让三座大山变成了黑色,后来的统计是过火面积3000多亩。村民们告诉我们,这些被烧焦的野草在第二年春天还会重新长出来,只是,逝去的人已不能重生。

在这贫困的山村里

杨正学说他夜里3点赶回营地,看到的是15口棺木。那是当地民政局连夜从附近的村子里找来的,很多还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为自己准备的,听说官兵遇难,有的就开着拖拉机送了过来,不要一分钱。我们获得的一份道孚县通报显示,也是在当天夜里,从中央到省里再到州里,各级批示和领导陆续到达,通知遇难人员家属、荣誉追认上报工作等同时展开。

陆续赶到道孚的还有各级新闻媒体。“我们都不明白他们是怎么这么快就都知道了。”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忙碌过。牺牲的15名官兵很快被追认为烈士,家属接到当地武装部的通知,从山东、河北、重庆、广东等各地开始赶往甘孜州州府康定县。15位烈士中,有3名军官、6名士官和6个新兵,年龄最大的是少校李列,38岁,年龄最小的李长银来自重庆农村,刚刚18岁。

12月6日下午,15名烈士的灵柩被送往康定,在体育场接受民众吊唁一天后进行了火化。我们9日到达康定的时候,在县城情歌广场举行的追悼会刚结束,亲属带着烈士的骨灰随后离开,路上还撒着黄色的纸钱。赶往道孚的独立营驻地,一进大门就看到该营荣获2008年成都军区集体一等功的照片,合影者大部分还是青涩稚嫩的小伙子。

与此同时展开的是另一条战线——抢救伤员,也因关注而高效运转起来。当时,有3名士兵和1名群众被从火海里救了出来,其中两位伤情严重。成都军区总医院烧伤科的老主任刘德贵12月5日下午接到任务的时候,还在广汉老家为自己兄弟奔丧。他马上赶到成都市郊的凤凰山机场,准备乘坐直升机去道孚,但是当天大雾,一直无法起飞,只好乘车前往康定,道孚的伤员也同时起程,在康定会合。

一路上不断电话联系,刘德贵叮嘱前方护送伤员的医生一定要注意保持伤员呼吸道畅通,“把下巴和肩膀垫起来,注意输液补充”。他告诉我们,烧伤一般会造成病人脏器衰竭,48小时内都属于抗休克期,长途转运是大忌,但是,道孚县医院根本没有能力收治这样的病人,只好冒险转运。

刘德贵一行人深夜1点多到达康定的州医院,伤员2点多到达。“几乎没有尿,少量一点也是血尿,呼吸很急促。”刘德贵说,他看到第一个重伤员的时候,病情已经非常危急,他赶紧与其他十几位专家一起为其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算稳定住了生命体征。但是,即便是州医院,医疗条件也很有限,烧伤病人的危险期有时候长达一个多月,随时可能出现险情。为了更好地救治,7日,军方派出的直升机把他们转运到了成都。

与这些被广泛关注的烈士和伤员不同,遇难的5名群众,他们的名字却几乎没有出现。12月10日下午,我们来到着火的山顶时,村民家中空空荡荡,原来他们运送死者去西藏泽当的桑耶寺举行天葬去了。在这次山火中,住在山顶的5户人家就有3人遇难,而且都是各家的顶梁柱。

22岁的尼玛是多吉的大哥,他们的父亲地巴在此次灭火中不幸遇难。去年母亲也因病去世,现在家里只有3男3女,6兄妹相依为命,最小的妹妹才8岁。因为曾经出家做过一年和尚,尼玛是这个家里唯一能够说些简单汉语的人,他告诉我们,本来出家就是为了减轻一点家里的负担,但现在自己必须要挑起一家的重担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亲戚,帮着尼玛写了一份家庭情况的呈诉,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把这6个孤儿转为城镇居民户口,“使我们有条生活的出路”。

另外一位去世的藏族妇女叫亚洛,女儿出家当了尼姑,丈夫也去山里念经了,家里大门紧闭。藏族村民告诉我们,按照藏传佛教的礼俗,家人去世后要在家里燃起至少100盏酥油灯,请来喇嘛诵念七七四十九天的经,以求逝者能够顺利转世。两层的藏族民居是木质结构,二楼的厅堂里整齐摆放着一列列酥油灯,低沉的诵经声环绕着,亲戚们赶来陪伴,表面看上去并没有太多悲伤。女儿遇难的老支书洛绒倾批向我们解释说,他们的内心也是悲伤的,但仍相信平静的超度才是送别逝者的最好方式。

道孚县93%的人口是藏族同胞,子龙村也不例外。其他4户遇难人家都选择了到桑耶寺去天葬,单程就要颠簸整整一天,只有卓玛例外,选择了比较罕见的火化。洛绒倾批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老党员,他不想再给政府添麻烦,“更何况,女儿很爱美,已经被山火烧成那个模样,相信烧尽才符合她的心愿”。洛绒倾批拿出一张卓玛的照片给我们看,她脸庞清秀,眼睛明亮,穿一身尼姑的服装。洛绒倾批对我们解释说,儿子们成家后,大女儿卓玛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耽误了婚事,29岁了还没有出嫁,加之她热心善良,这两年索性就有了出家为尼的想法。我们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一家30多口人刚刚从40多公里外的水葬台赶回,他们把卓玛的骨灰撒向了大山中间的江水里。洛绒倾批说:“水葬也是很隆重的安葬方式,希望这样能够弥补她一些。”

这几天陆续有政府部门的人前来慰问,记者倒是不多。每逢有陌生人来访,全家都会热情围拢过来,男人们推举出一位能够说汉语的人,除了诉说家世之外就是不断表示着感激,妇女们则默默守候在一旁,倒满酥油茶,端上青稞饼,她们几乎都不会说汉语,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示感谢。除了偶尔感叹当初救火时没有统一指挥外,洛绒倾批表情平静,眼里却一直噙着一层泪水。他说女儿卓玛是个高尚的人,紧接着又操心起我们前来采访的差旅费来,对我们说:“你们也是高尚的人。”他虔诚的表情真让人感到无地自容。

一个遥远而贫瘠的地方

从山脚到山顶,那段尘土飞扬的盘山路至少要七八公里,旁边就是悬崖,司机说一到下雨天就泥泞得不能走车了。仅仅为了山顶的5户人家,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看起来耗资巨大的路呢?他们为什么不能搬到山下居住?我们把这个困惑说给住在山顶的西热倾批时,他很快给出了答案:“祖辈生活在山顶,房子是全家积蓄,更何况庄稼地也在山上,种地能填饱肚子,除此基本再无其他收入来源,山下没有地啊。”后来,我们在老支书洛绒倾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原来这条路并没有耗费巨资,是村里百姓花费三四个月的时间自己开出来的,总共只争取了县里1万多块钱的支持。

遥远、贫瘠,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道孚,一个如果不是因为灾难而极少为人所知的地方。此次采访,路途之遥远超乎想象。虽然甘孜州府康定前年修了机场,但每到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就停航了。从成都到道孚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先走6小时的车程到康定,康定汽车站有发往甘孜州另外17个县的车,每天只有一班,早晨6点出发,距离道孚虽然只有220公里,但崎岖的山路却要耗费8小时。如果到更远的那个与青海玉树相邻的石渠县,则至少要走3天。另外一条线路,是从成都出发经丹巴、八美到道孚,所需时间也至少是整整一天。我们的回程选择了这条线路,但路上遇到山体塌方,一堵就是8小时,司机说这已是家常便饭。

甘孜州面积15.3万平方公里,大小与整个山东省相当,不足5万人口的道孚县,面积则要大过一般内陆地区的地级市,防火压力非常之大。县林业局防火办副主任郭涛告诉我们,林业局226名职工管辖着超过11.9万公顷森林,其中一半还是离退休人员;而曾经辉煌的森工局,管护面积多达36万公顷,职工290人,防火办的正式编制只有3人,另外101人的扑火队员分散在18个护林点上,每逢火灾时都要用仅有的一辆东风车去拉人。森工局局长龙波向我们介绍说,在1998年由伐木为主转为造林为主之后,单位收入日益减少,现在每年国家拨款的400多万元连工资都不够发,只好发动职工自己承担一些造林、棚改工程节省资金作为补充,今年刚刚挤出30多万元添置了一辆依维柯客车,拉人扑火时能够暖和一些。“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这里没有铁路、高速公路,甚至进了山连公路都没有,不具备开发的基本条件。”

这还不包括像这次着火的高山草原。按照划分,草原防火由农牧局负责,道孚县草原面积多达625万亩,但是,农牧局下属的草原防火办却是一个没有经费、没有编制的空壳机构。因此,每逢山火来临,不管是森林火还是草原火,林业部门和农牧部门都会不分你我一起扑救。2008年,道孚县实现地方财政收入2110万元,县财政累计负债高达8446.7万元,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1773元。以这样的财力,显然难以支撑沉重的防火任务。

简陋的医疗条件在灾难中表现更为直观。道孚县医院住院部是一座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二层老砖楼,救治能力可想而知,尼玛的妈妈去年生病去世,到现在尼玛也不知道妈妈得的是什么病。即便是在更高一级的康定,甘孜州医院虽然在前年新建了一栋11层高的大楼,但并没有专门的烧伤科,成都军区总医院烧伤科的护士长范毅也是当天赶来抢救伤员的主力,她感慨说这里甚至连ICU(重症监护室)都没有收治过这样大面积的烧伤病人,护士们对她发出的指令不知所措,只好亲自上阵。

四川汶川、青海玉树、甘肃舟曲……因灾难而被发现,似乎成了这些地方无奈的命运转折。山火过后,农业部拨付给道孚县农牧局防火办369万元,用于购置防火防备和培训、宣传等。但是,对于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道孚来说,防火宣传更是难上加难。除了宗教用火这一主要的野外火源,由于山高路远,藏族群众一般外出的时候都会背上干粮和酥油茶,饿了就随地在野外生火做饭。在子龙村,居住在山顶的5户人家,每家至少有五六个孩子,但上过小学的总共只有两个人。洛绒倾批告诉我们,以前村里还有个小学,但前些年县教育局规定离县城5公里之内的村子撤掉小学,想要上学的人只好去山下的一座孤儿院。道孚县没有高中,初中毕业读中专的人已是凤毛麟角,要想考大学,只好去康定或成都上高中。

媒体对悲情故事的关注,很快就会淡去,一切重归日常。虽然政府早在火灾当晚就成立了调查组,由当地森林公安负责调查起火原因,但直到一周过后,我们得到县里的答复还是正在调查中。只是,很偶然的,我们在最后一次到山顶采访的时候,在一户藏民家中得到了这个令人唏嘘的答案。

不幸遇难的她姆今年40岁,她丈夫是个29岁的听力残疾人,也在救火时烧伤了头发和大腿。她姆家中只有姊妹3个,没有兄弟,而且家族遗传的肺结核早早就夺去了父母的生命。丈夫是入赘过来的。12月5日那天上午,她姆带着自己的3个儿子,到半山腰上去整理自家的风马旗(经幡)。信仰虔诚的藏民,对自家的旗子备加呵护,如果风吹歪了要赶紧去扶正,这是他们向上苍祈求安康的信使。整理时,还要烧些青稞或糌粑作为仪式,山火就是调皮的儿子们玩耍时引燃的。她姆一直冲在救火的最前线,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在她姆家时,这3个分别为4岁、5岁、6岁的小男孩只顾在院子里追逐打闹,亲戚告诉我们,孩子们对于这场夺去母亲生命的山火还没有概念,只有稍微懂点事儿的老大隐隐觉得是自己闯下了大祸,偶尔沉默下来。“他们还不懂得悲伤,只知道晚上哭着找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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