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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之间:生死暌隔的一天

2010-12-06 14:42 作者:王恺 杨璐 2010年第48期
从11月15日赶到火场采访,数日内我们见到了无数大楼里的居民,他们有的目睹自己家被大火慢慢吞噬;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很幸运,全家都从火场中逃生。对于他们,灾难还没有完结,现在一闭上眼睛,他们就能看到大火在眼前燃烧。

11月15日,上海静安区胶州路火灾事故现场,爬上脚手架等待救援的居民

从11月15日赶到火场采访,数日内我们见到了无数大楼里的居民,他们有的目睹自己家被大火慢慢吞噬;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很幸运,全家都从火场中逃生。对于他们,灾难还没有完结,现在一闭上眼睛,他们就能看到大火在眼前燃烧。

除了他们,我们还尽力采访了大火中逃生的农民工,感谢一些不愿意署名的朋友的帮助,我们终于在截稿前一天,找到了“无证电焊工”——江苏建湖县25岁的吴国略的家属。除了大楼居民,这些农民工同样是这场火灾的受害者。

堆满了胶州路周边的花朵,似乎给这场火灾带来了唯一的一点安慰,按照一位逝者家属的话:“他们在天上的灵魂会看到的。”

“无证电焊工”吴国略的11月15日

“我在八楼脚手架上,风很大,不和你说话了,晚上我们再打电话吧。”11月15日,上海高空大风凛冽,胶州路728号的高空建筑工地上,终日寒冷。这天中午12点多,现在已经被拘留的“无证电焊工”——江苏建湖县25岁的吴国略,和他的妻子薛敏通了这些天以来的最后一个电话。随后,大火,逃生,躲藏,和几名同伴一起被拘留,现在,他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处,指代他的,还是“无证电焊工”。

在建湖县找到了吴国略的家人,昨天拘留通知书刚寄到,一家人正在发愣,完全不知所措。薛敏清秀、简单,和吴国略结婚5年,两人还是每天都通一个很长的电话。“说的就是夫妻的话,关于孩子啊,家里房子怎么样啊。”两人是5年前在上海认识的,当时吴国略也在工地上当电焊工。按薛敏的说法:“他是技校毕业,在盐城一家技工学校学的电焊,职业等级证总是随身带着,因为找工作要用。”而她在服装厂工作,虽然两人在上海认识,可打工者的生活简单而机械,加上在一个地方待不上多久就会离开,上海的繁华地段她没去过,这次大火发生地点胶州路一带,薛敏完全没有印象。

10月15日,正好一个月前,吴国略离开了小夫妻当时打工的浙江平湖,去上海胶州路工地。因为那里工钱高,“每天有130元”。而在平湖,两人月收入刚过2000元,完全攒不下钱。薛敏告诉本刊记者,吴国略心细,也爱干净,每天早上起床就把平湖那间8平方米的出租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临走时,还帮薛敏加装了几把锁,每天电话里都叮嘱她注意安全,防火防盗。薛敏完全不能相信,丈夫是不小心引起火灾,然后就撒手逃跑的那种人。她说:“他的心比我还细。”

小镇上这个家庭的贫困一望可知,两层小楼没有装修,吴国略的父亲在底楼开了一个电器修理铺。他和薛敏一样,当天都不知道吴国略就在出事的工地上。薛敏说:“15日晚上再打电话就没有人接了,我没看电视,也不知道他的工地具体在哪里,每次打电话给他,说的最多的是让他添衣服、吃饱饭。”

这几年,吴国略在各个工地换来换去,情况很少和家里说,只告诉家里人,当下这个工地还不错,是让家里放心的意思。电焊工每天要工作9~9个半小时,薛敏说,他刚找到胶州路工地的时候,说很累,不过挣钱多一点,所以还高兴。这就是关于他的工地生活的一切信息。
因为他不愿意薛敏过多干预他的生活,所以他被谁介绍去的工地,在上海住在哪里,家里一概不知道,现在拘留书来了,家里甚至无法去找和他一起在工地上的朋友问情况,这些朋友的联系方式也没有。

薛敏告诉本刊记者,当晚联系不上后,她很惊慌,但是她还不知道上海工地大火的消息,第二天,她回到建湖老家,看电视后,全家人一起有了不祥的预感,不知道吴国略生命是不是安全,还是全然没想到他会被抓。

从另外的渠道我们获知,吴国略和他的几个电焊工朋友一起租了一间廉价的房子住,因为工地狭窄,没有住的地方,而他们被抓住也是在这间小而破败的出租房里。寄往家中的拘留通知书上,写了抓捕时间,11月17日凌晨,零点18分,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现在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薛敏她们想去上海看看他,可是,全家人连第二看守所在哪里都不知道,上海又没有熟人可以查询,拘留书上的信息非常有限。

9月20日,胶州路工地开始施工,无数农民工来到这里。所谓的层层转包,已经是中国工地的一个基本现实,而转包链末端的农民工,也很清楚这个现实,有工地了,他们就会聚拢而去,并非一般人设想的有个包工头带队。当然,一些灵通的工头,手中也会有多个熟练工的电话,哪个工地找人,他就能召集到尽量多的人,不仅4名“无证电焊工”如此,包括各个工种都是如此。按照11月15日16点多才从楼顶逃生下来的重庆农民工颜高义的话来说:“你给我钱,我就帮你做。”

老颜50多岁,他告诉本刊记者,当天16点多,从楼顶逃生下来后,他没敢与老婆通电话。“她会生气。”因为老家的小女儿和69岁的老母亲,包括妻子,都靠他和儿子在上海工地的工钱为生,妻子屡次告诫他,不要做危险的工作。可是,除了工地,“我还能找到什么工作?”

老颜的脸上、手上还有脖子上都有火星烧到的痕迹,不大,可是密密麻麻,极为醒目。

2006年,颜高义来到上海工地做架子工,没有公司,没有工头,甚至也没有常伴左右的工友,哪里要人,得到信息后他就赶到哪里。他自己花了500元租了工地附近的一间民房住,是上海老式弄堂房的小阁楼,屋子一点点大,里面有水池,堆满了他全部家当——扳手、简陋的头盔,还有若干双解放鞋。所谓架子工,就是搭脚手架的工人,所有的工具就是一把拧螺丝的扳手。“在这个工地待了一个多月,一天工作9个半小时,算下来,已经有了4000多元的收入,可是找谁要去?”这些农民工不签合同,做一天算一天收入,有专门的统计,一般小工地,老颜只能干上五六天,这次算长的,所以他顾不上火场逃生后的头晕和四肢无力,只惦记这工资能不能拿到。

提及认不认识被抓的几名工友,老颜根本没有印象。11月15日从火场逃生后,晚上又去现场凭吊,结果被公安人员调查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放出来。老颜于是对提及工友的话题都很回避。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了:他们也是受害者。

老颜联系的工地工头电话终日不通,再往上,承包商上海佳艺建筑工程装饰公司已经人去楼空,老颜去了几次,都没有结果。而总承包者静安区建设总公司的大门在哪里,老颜都不知道。

戛然而止的幸福

11月13日,火灾前两天,住在六楼的李洁一家搬进了这幢大楼,毫无疑问,他们是这幢楼最晚入住的一家。李洁家是典型的新上海人,在上海漂泊了9年后,贷款买下这套房子,才搬进来两天却被烧成了灰烬。

她告诉本刊记者,大火烧进她家的时间她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婆婆正通过视频跟外地的姐姐聊天。14点40分的时候,她姐姐提醒她到时间接孙女放学了。婆婆站起来收拾东西出门,发现着火了。”李洁坐在逼仄的宾馆里接受采访,仿佛又回到了初来上海的时光。“2001年来上海工作,住在公司的宿舍里,3间房住6个人,我们因为是夫妻才被安排在一间屋子。后来我怀孕生孩子,把住宿舍的费用折成现金,自己又添了钱,开始在外面租了房子。”李洁告诉记者,在买房前,他们一家在上海9年辗转7个住处,其中有一次因为旧房子到期新房子没有租到,还在宾馆里住了一个月。

今年才有了新变化,她和丈夫到了一家新公司,领导器重,收入也不错。浙江老家的那处房子涨了许多,卖掉老家的房子再贷款,全家终于可以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了。“孩子在静安区上学,将来也想在这里扎根,我们春节之后就在静安区看房子。这套房子户型不是很好,但是地段好,1平方米2万多元,价格也比周围便宜。”李洁说,5月份拿到钥匙后,她和丈夫着手设计装潢新家。“有一间房的房型不规则,我们就给它加了一个背景墙,客厅和餐厅的吊顶都不相同。我们还装了中央空调,有两个通风口,客厅和餐厅可以分别开。每个房间的风格都是根据喜好设计的,连里面的床单都是挑选来搭配装修风格的。旧电器旧家具全都不要了,都换了新的,因为我觉得新房子就是新生活的开始。”

11月13日周六,全家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家。因为房间的细节和摆设还要慢慢弄,夫妻的计划是等买了单反相机后,再把新房子拍成照片给老家的亲戚们看。婆婆等不了那么久,11月15日星期一,她上网跟亲戚聊自己的新房子,直到14点40分发现窗外的火光,对新生活的憧憬戛然而止。“我先生打电话给婆婆,要她找条湿毛巾捂住鼻子赶紧逃生。可是,刚刚住了两夜,对地形一点都不熟悉,慌乱中找不到毛巾在哪里,直接开门逃了出去。她一开门,有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妇还以为这里是安全门,开着手电筒照了进来,我婆婆就随着他们一起逃生,还多亏了这对老夫妇,否则我婆婆也找不到安全门。”

李洁告诉本刊记者,她再见到婆婆的时候,已经是在静安中心医院里。“她的鼻孔周围都是黑的,脸色也不好,因为没有防护措施,吸入了大量有毒气体,切开了气管。”李洁的丈夫告诉本刊记者,这一定会留后遗症的。“火灾当晚我们睡不着,把这些年在上海的生活一幕一幕过了一遍。这房子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就是将来让我再装潢一次,可能我也没有这个心情了。”找来找去,这个被叙述出来的新家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李洁只从手机里找到一张结婚10周年的全家福,她说:“孩子快换牙了,为了纪念照好看,我特地提前拍了这张照片,还放大成24寸挂在新家里,也都烧光了。”

很多人,最心疼的是家里的照片和录像,因为那烧毁了一个家的全部记忆。童航和他的爱人就是这样,他家住在706号,也是几年前刚买的房,这里地段好,可是房型老点,所以性价比很合适。他告诉本刊记者,13点50分,他在静安区体育馆当游泳教练的妻子刚离开家门,一点没有觉得自己家会有什么变化,她唯一不高兴地是,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装修还将持续下去,“说是要有180天”。有时候,她不得不避开楼外道路上的电焊工,四溅的火花差点烧到她的裤脚。

童航说,他妻子大概是这幢楼里和装修公司打交道最多的人了,因为自己4岁的儿子有过敏性哮喘,所以,从开始听说大楼的外立面要装修,她就非常关心。

她告诉我们,开始就不是很愿意装修。“对面的小绿地要修建经济适用房,修起来后肯定要遮挡我们这幢楼的阳光,所以,有部分邻居就起来反对。为了安抚我们这幢楼的居民,区政府决定给我们整修外墙,不仅是外墙保温材料,包括窗户都更换,业主委员会就同意了。”
童航的妻子告诉我们,因为儿子的身体,所以她对装修材料极其关心。“就看见他们用一种打泡沫似的机器整天打出泡来,奶油色,然后涂在墙上,我还觉得很简单。那些记者报道的什么泡沫板没用在我们这里,记者偷拿去做物证的,是更换窗户的时候,挡在窗户和这些泡沫之间的泡沫板。”她说,这种泡沫的味道非常古怪,“形容不出来,不是家里装修的味道,直觉有毒,儿子只要一回家,就会犯病,加上又吵,早上5点起就来施工了,轰隆隆的,加上电钻钻墙,儿子害怕就哭”。

没几天,窗户上的玻璃又被撞碎,为这些事,童航说他与妻子一共找了下面的施工队负责人两三次。“他们每次态度都很好,可是不管用,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去,就告诉我,噪声是下面的施工队负责,他们管不了;而玻璃碎又是什么管子工负责,他们也管不了。让我们电话打到总部去投诉。”

童航的妻子说,后来就算了,“反正忍也能忍,想着楼要是整修得好,我们也是受益者”。每天下班时,和电梯里蜂拥而出的农民工面对面对视一下,就是他们之间的唯一联系了。没想到,11月15日14点20分就赶回来的她,看见的是自己家熊熊燃烧的情景。她说:“还没到大楼,就看到黑压压的一群农民工跑出来,一楼的楼道里全是大火。那时候要不是消防员使劲拦住,我就冲进去了,我最难受的是,儿子从小到大,我给他拍的所有照片、所有的影音资料全没有了。”

童航的妻子说她当时一边哭,一边看着自己家这面所有的消防救援。“一会儿长消防梯到了,大家一阵欢呼,可是立刻又停了,因为发现连14层都够不到。那个从脚手架爬下来的人,我看到了对他的整个救援过程,脚手架很烫,先是消防车浇了很多水上去,他又用棉被垫着,可最后离消防车还有1米多的距离,那是最紧张的时候。”

还看到直升机飞来数架,楼顶上的农民工呼救,可来了又飞走了。“火在最高处是一层层上翻的,呼的一声,就把最高层吞没了,也不知道那些农民工被救援下来没有。”我们告诉她救出来了,她才放了心。

没有人准确知道起火的时间,童航的妻子说她13点50分才离开家,那时候似乎还风平浪静。有人说起火在13点53分,更有人说13点30分就起小火后被扑灭。最终的准确结果,还要等待消防的报告。

当然,更不知道,11月15日的这场火,将把多少人的幸福生活烧毁。邓子惠就是这样,她家在1403号,1998年大楼刚盖好就买在这里,是最早的居民。“没有人比我家更倒霉了。”她告诉本刊记者,父亲一年前,也是在11月份,心脏病突发去世;母亲林美琪心情一直不好,迟迟恢复不了。“父亲去的时候才50多岁,实在是个打击。”一直到了最近,母亲才慢慢恢复,子惠安排她和阿姨们去云南旅游,回家后又张罗参加表弟的婚礼,陪母亲去买参加婚礼穿的新衣服,就在几天前,还出门给母亲过生日,一家人在外面吃饭,母亲的脸上才慢慢有了笑容,本来以为有漫长的时间可以陪母亲度过。“这段时间唯一的烦恼,就是整天拉窗帘不舒服,洗澡也不方便,脚手架上全是人,我家浴室的窗户又有点透。”邓子惠说。

“14点半知道消息往家赶,车还在成都路口,已经看到窗外的黑烟,还有穿越黑烟的直升机了。”邓子惠说,那时候,只盼着母亲没事,可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当天下午,楼里还有很多访客。夏渝在松江上班,家在浦东,按说和这幢楼没什么关系,可是他家的好朋友——一对58岁的老夫妻住在这里的2201号,老夫妇年纪大了,都退休在家,很喜欢夏渝16个月大的双胞胎儿女,一旦夏渝两口子忙,他们就把孩子带到自己家帮助照料。夏渝告诉本刊记者:“儿子特别乖,所以我就让他们把儿子带走,女儿比较爱哭,我不好意思麻烦他们,就说只带儿子走吧。”没想到,一去竟成永别。

14点40分,夏渝说他赶到了现场,但他没法冲上楼去。这时候,他看到2202号的男主人在楼下焦急等待,因为他常去2201号,所以大家都认识。男主人安慰他,说夏渝的老婆和夏渝的那对老夫妻朋友都在往下逃呢,刚还拨通了电话,电话里面还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当时他说,“肯定是你的儿子”。

高楼居民逃生记

在几所医院里,我们找到了从火场中逃生的幸存者,许多人还没有从惊慌中恢复过来。

搭到25层的脚手架几乎把整幢楼都包了起来,教师公寓的居民已经门窗紧闭地生活了许久,平时他们看不到外面发生了什么。所以非常不幸的是,许多人都是在大火烧到自家窗玻璃时,才知道发生了火灾,慌乱下逃跑还是等待救援、爬脚手架还是走安全通道,几乎都是下意识的选择。

住在23层的顾晰告诉本刊记者,她在14点多一点发现了火灾,但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逃生,而是躲到了自己的房间里,用湿毛巾捂住鼻子和嘴,趴在地上等待救援。她说。“我以为消防员很快就能赶来,把火扑灭。完全没有想到火会烧得这么大,把整栋楼都烧掉了。”

她说,大约过了15分钟,眼看着玻璃就要碎掉,火烧到窗帘时,她才往门外跑。让她现在想来还害怕的是,就是这等待的时间里,本来很容易打开的防盗门却怎么也推不开了,她几乎是用尽了全力,才为自己打开了逃生之门。

楼道里的黑烟刺激得眼睛很疼,她说她索性闭上双眼,全凭记忆寻找道路。她告诉本刊记者,平时锻炼身体的时候,她经常是坐电梯到10层再走楼梯爬上23层,因此对地形很熟悉。“每段楼梯有8级台阶,我一边数着数往下走,一边给我妈妈打电话,开始还通着,后来妈妈在电话里就只能听到嘶嘶的声音了。”让她觉得奇怪的是,一路奔下来,楼道里都是静悄悄的,既没有遇见人,也没有听到呼救。“我当时很担心这条路是不是走不通了。特别是逃到大约十一二层的时候,温度特别高,我差一点就不行了,如果不是有湿毛巾就要窒息在那里。当时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一片空白,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安全出去。”

也许,最热的那几层,就是大火最先烧起来的那几层,大楼四面在燃烧,只有中间的消防通道还保持完好,不过也早就是浓烟滚滚。

过了最热的这几层楼,温度慢慢降下来,也终于遇到了逃生的人们。他们一起来到一楼,可是出口已经被火封住了,消防队员引导他们从地下室逃了出去。

25岁的顾晰是少数从高层逃下来只受轻伤的居民,甚至她的家人都不相信这个奇迹。她告诉本刊记者:“我爸妈分别给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报了平安,他们不相信,非要听到我讲话。老人们第一时间冲到医院来看我,奶奶还不放心,我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奶奶一把掀起了被子,看我的腿还在不在。”

14点刚过,19层的顾崇超家也发现了火情。他告诉本刊记者:“那天施工队要给我家换窗子,奶奶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来我家帮忙照看。吃过午饭后,窗子都卸光了,屋子里面都透着风。然后不久,看见窗外的脚手架上有人跑过,黑烟也飘了上来。”顾崇超说,当时家里一共有7个人,顾不上商量如何逃命,全家人穿着拖鞋就翻窗上了脚手架。“我奶奶有160斤重,双腿换的是人工膝盖,平时需要拐杖,腿脚不方便。我的两个舅公在外面拽,我和爸爸在里面推,总算是把奶奶推到了脚手架上。”脚手架是围绕着大楼用钢管和竹条搭成的大约1米宽的工作平台,一个农民工在最前面,顾崇超说,他的舅公紧跟在后面,其余家人都跟在舅公后面。“最开始的两层很顺利地找到规律,大约转到一个厨房的位置就有一个斜坡下到底下一层,有时候不够规范,就是一个直上直下的洞口爬下去。”

到了第15层,顾家的7个人分成了两路,在最前面的顾崇超的舅公带着妹妹紧跟着农民工继续顺着脚手架往下走,顾崇超说,他和爸爸架着腿脚不便的奶奶速度很慢,等他们绕到15层的脚手架时,大火已经烧断了前面的路。“大约是1503或者1504号的位置,邻居把窗子开了一半,让我们进去,如果不是他们,我们就走投无路了。”顾崇超告诉本刊记者,当时这间屋子空气还是流通的,躲了十几个人,有老人,也有抱小孩的妇女。“我们刚刚躲了一会儿,火就把这房子给围了起来。我让大家把三条被子都弄湿。一条被子给抱小孩的妇女披上,另两条给老人披上了。我把身上穿的运动衫脱下来弄湿给我奶奶披上,又脱了袜子弄湿给我和爸爸捂住鼻子和嘴。”顾崇超估计,这前后也就只有两三分钟的时间,火就把玻璃给烧爆了,碎裂的声音非常恐怖,几乎是同时,他们撞开门逃进了楼道。“我就喊蹲下、蹲下,烟都是往上的,下面安全一些。我们这些人就蹲着一边往前走,一边找消防通道。”

顾崇超的奶奶因为膝盖不好蹲不下去,一出门口就摔在地上。顾崇超告诉本刊记者,奶奶当时筋疲力尽,要自己留在楼道里让我们父子快走,“我爸爸不答应,说奶奶不走我们也不走。其实也不是商量,就是大家嘶喊出来的”。

顾崇超说,等到父子俩把奶奶再次架起来,跟前面的队伍又走散了。“楼道里伸手不见五指,有那么一两秒钟,我们迷失了方向。”顾崇超说,当时想电梯的面积大容易辨识,以电梯为坐标就能找到它旁边的楼梯。“安全出口的门好像是白色的,我们赶快找到里面的楼梯,楼梯里非常呛,栏杆烧得很烫,手放上去就能听到嘶嘶的声音,当时我们唯一的心思就是架着奶奶赶紧往下走。”

走到10层左右,楼梯的窗玻璃已经碎掉了,外面全是火。借着火光,顾崇超说他看见一个老爷爷趴在烧红的碎玻璃上,一个老奶奶呼喊着救命。“我猜可能是老奶奶背着老爷爷逃,背不动摔在了地上。”他一手搀着奶奶,一手抓着已经没有行动力的老爷爷的脚往下拖,有意识的老奶奶则抱住顾崇超的爸爸往下走。父子俩带着三位老人又走了两层,所有的力气都用光了。“差点就绝望了,觉得要跑不出去了。”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消防队员呼喊的声音,他和爸爸还有行动力,就赶紧跑下楼去把消防队员带上来。每两个消防队员架住一个老人,带着父子一起从停自行车的地下室逃了出去。

我们见到顾崇超时,他光脚躺在病床上,逃命时穿的拖鞋早在脚手架上就烧掉了,打着赤脚在烧红的碎玻璃上跑了几层楼后,脚下全是烫出来的水疱。但是他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逃出大楼松了一口气才感觉疼。逃生时候虽然很冷静,可是住到医院的第一晚,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说他怎么都睡不着,他说:“闭上眼睛就全是火,我也不让关灯,我怕黑也怕一个人待着。”

他一点也没想到,自己就是这幢楼里的救火英雄。

从脚手架逃生的舅公跟他住在同一间病房,因为逃得早,顺着脚手架,一层层环绕着往楼下逃生的路线很顺利:“最开始我和妹妹跟着农民工跑,后来他也不敢往前了,我就超过他走在第一个。只用了几分钟,就从19层下到了脚手架的第二层,那时没有了路,直接跳下来,摔成了骨裂。”相比之下,舅公受的伤最轻微,顾崇超的奶奶因为摔跤坐到了烧红的玻璃上,包括走不动的时候用屁股在地上挪动了几步,被滚烫的地面造成二级烧伤,现在住在医院的烧伤病房里。

702号的何老先生也许是火灾中自己逃生的居民中年纪最大的一位。84岁的他,躺在病床上向本刊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就激动得要哭:“本身已经84岁了,不想多活,但是也不能自杀啊。”他的女儿何珍告诉本刊记者,何老先生平时连50步都走不了,出行全部依靠轮椅。火灾发生后,家里人完全没想到老人能逃出来。

“屋子只有老两口居住,那天中午儿子来看我,我很兴奋没睡午觉,躺在床上看窗外,开始看到的是火星,我以为是电焊,一会儿就冒烟了。”何老先生说他赶紧穿鞋拿着手杖往门外跑。楼道里烟火弥漫,他喊了两声救火了,可是没人理他。“下面总比上面安全,我想还是下楼吧。楼梯的栏杆已经烧烫了,我用棉袄袖子垫着手扶栏杆,一手拄着手杖,楼上跑下来人撞到我,我也不松手,楼梯上都是碎玻璃,我要是松手,摔倒就起不来了。”他说他蹒跚着走到了第二层,被消防队员背了下来。何老先生几乎没受伤,他躺在病床上念念不忘的是大火烧掉了儿子刚从北京内联升给他买的新鞋:“新鞋有点紧,为了逃命,我就穿着旧鞋出来的。”那双鞋要300多块钱,更重要的是儿子的孝心。其实,大火烧掉的何止是一双鞋呢?

顶楼农民工,最后的逃生者

15点39分,颜高义的手机上接到儿子的短信,几乎绝望的口气:“你在哪里呀?”那时候,老颜在楼顶东躲西藏,觉得自己不一定能活着出来了。

颜高义和他的伙伴们是在16点多时候从大楼顶撤退下来的,大概也是最后一批楼里的幸存者。他们和楼里的住户经历了共同的凶险,唯一不同的是,下来后,老颜和他的工友们没有去医院,也没有人组织农民工的治疗,他这两天觉得头很重,总觉得头顶有东西,一说话,嗓子就疼,显然也受了伤。

“14点刚过没多久,我还在28层干活,当时就听见对讲机里讲,着火了,快跑。”老颜告诉本刊记者,他蒙了,不知道往哪里跑,跑到楼梯口一看,滚滚的黑烟已经上来了,他就和周围跟着他的人说,不能下去了,这得呛死,得上楼顶。可是上了楼顶,并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就太平了,境况一点也不好,周围烟雾弥漫,连身边的人都看不清,得用手去摸,没毛巾,没水。50多岁的老颜就成为楼顶11名工友的指挥。“我告诉他们,撒尿,用尿把衣服和袜子打湿,然后我们就可以捂住口鼻了。”有的人用衣领捂嘴,可是一会儿就不行了,倒在地上哭喊。老颜说,一位20多岁的工友一直在哭泣,他觉得自己这么年轻就死亡,太可惜。

“快要死了,快要死了。”周围的人一直呻吟,老颜说他自己也难受,可是他还在拨打“119”,拨打儿子的电话。儿子在另一个工地上,电话不通,周围竹子、玻璃崩出朵朵火花,衣服很快被烧得都是洞。虽然风大,又是顶楼,可是,“就像在一个烟囱顶上似的”。眼泪一直掉,老颜那时候就想,自己老家的母亲和女儿怎么办。

“119”接通了,回答是:“我们已经很多人在那里了。”事实上,14~15点多的时间内,下面的人和顶楼的人一直是互相无法看见的,四周全是烟雾。到15点多钟,楼顶东南角的毛竹片和安全网燃烧完了,楼顶突然有了光线,老颜心想,得救了,他们跑到那个角落,下面的人群立刻发出了惊叫,这是下面的人第一次看到,楼顶还有那么多人。就在这时候,一男一女两个居民跑上了楼顶,女的还抱了自家的狗,人和狗全部熏得漆黑,话也说不上来。老颜就说,站过来,站在一起,这边烟雾小。

直升机在15点多的时候出现,老颜听见了下面的欢呼声,也听见了楼顶上方传来的飞机的轰隆声。“那时候,又觉得我们得救了,心里一下子高兴起来。”可是飞机转了几转就走了,站在楼顶的老颜明白,飞机根本没法降落,周围黑烟滚滚,降落下来的话“说不定有危险”。他说他于是又给“119”打电话,说飞机落不下来,能不能想别的办法。“不一会,飞机又来了,希望到绝望,一轮轮的转换,终于到了16点多。老颜记不清楚准确时间,大概是儿子回自己短信后约半个小时,砰的一声,通往楼顶的门撞开了,两名消防队员冲了上来。“那时候心里踏实了。”老颜明白,他们能从楼下上来,我们也能从楼顶下去。

上来的是消防局特勤支队彭浦中队的副队长焦晓阳和壮族小伙子杨江,老颜当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后来看了报纸才知道他们姓名。他说,这几天一直想和工友们一起去看看救命恩人,可是工友们散居在闵行和青浦,很难凑齐。

也是后来得知,如果是平时,消防队员上这么高的楼顶,只要3分钟,那天花费了5分钟,因为大楼内火并没扑灭,情况复杂,滚烫的地面,破碎的玻璃,滚滚的黑烟,都使如何使这13名幸存者下楼成为难题。老颜他们被告知:手牵手,抓成一队,谁都不能放开,前面走老人,后面走年轻人,老颜排在第四个,那个抱着狗的妇女,在队伍的中间,大家紧紧抓住,从消防队员上来的道路下去。

“消防队员开路,手电给了我们,让我们排一长队,队长严厉地再告诫了一遍‘不要松手!’我们就走进了黑烟里面。”从28层下到20层,因为烟雾浓重,所以速度不快,到了15层左右,烟雾已经少了不少,“感觉空气也有了,我们觉得是消防队打了氧气,上下一直在哗哗地落水,也许是水把烟雾压下去了”。鼻子这时候才轻松起来,开始呼吸空气。到了8层,老颜看见了第一具遗体,身上没什么烧伤的痕迹,一看就是烟雾呛死的。老颜不敢再看,赶紧下楼,心里就记得,不能停,也不能害怕。

到了楼下,老颜居然很顺利地看见了自己的儿子,儿子没说话,笑了。后来才知道,开始在对讲机里听到的几名往下跑的农民工,熏死在18层的楼道里面。一直到现在,有多少农民工死亡,老颜还不知道。

根据消防总队静安中队的队长胡保洪的回忆,那天他们14点21分接到警报,冲进去的时候,路上还堵塞。“到达现场时候看到的大火的场面,是第一次看到,也希望是最后一次看到。”当时,怎么上楼救人还是未知数,门厅内大火熊熊,完全进不去,胡保洪他们发现,地下室有一处通道通往楼体上方,但是,由于外部防护网在燃烧后材料堕落,直接引燃了楼体下方的火点,通道也因此被封。胡保洪带着队员们用水龙冲击楼道,最初,没听到呼救声,但是两条水龙一冲水,就听到了声音,男女老少都有,此起彼伏。顺着声音,这20多名找不到出口的居民,成为最早被消防员救出的人员;而老颜他们这13人,则大概是最后从大楼中救出来的人员。

胡保洪他们最后撤离现场已经是第二天中午,车快开的时候,一只白色的狗趴在地面,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只狗一晚上都在地面趴着,哀鸣,胡洪保抱小狗回到了静安中队,小狗现在只认识他,别人一走进,它都会狂吠,只有胡洪保能靠近它,抚摸它。到现在也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只知道它的家也毁灭在这场大火中。

死亡的大楼

张鑫告诉本刊记者,时间到了17点,他已经在大楼西北角待了两个多小时,他姐姐家在1106号,火起时,家中只有母亲宋学斌一个人。他听说大楼起火的时候,就开始从人民广场往家赶,最后几条街因为拥堵,是靠跑步进来的。进来后,他就盯着姐姐家的窗口看,看一会儿,回头,蹲下,哭一会儿,因为不忍心再看,可是隔几分钟又转回头看。他说,14点50分他到的时候,大楼燃烧了一半;两个多小时后,整个外立面百分之百在燃烧。

水能喷到18楼高的位置,可是水进去作用似乎不大,每个窗口都还在往外冒火。

“你可以想象我的绝望,可是又心里不断侥幸,觉得母亲电话不通只是暂时的,也许她手机没电,或者混乱中跑出来,没带手机,我们只是暂时不见而已。”张鑫说,直到17点看着熊熊燃烧的大楼,心里第一次明白,煎熬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也是楼下所有家属的心态。

大楼似乎是一支永不会熄灭的火炬,不过消防队员知道,底下几层楼里基本被控制了火势,内部通道可以行走,17点冲上楼去的是701号住户的亲戚王贤伟,毫无疑问是一个奇特的见证人——在消防队员的陪伴下,他从1层走到了7层,并且帮助消防队员把701号两位老人的遗体搬运了下来。这两位老人,在死者编号中为第一和第二,是最早清理出来的遇难者。

701号里住着两位老人,王贤伟是他们女婿的弟弟,家住在不远处的海防路上。“我那天下午15点知道消息就过去了。”王贤伟告诉本刊记者,两位老夫妻一位86岁,一位85岁,王贤伟的哥哥王贤钧是他们的二女婿。当天,只有两位老人和一个照顾他们的亲戚在家中,这位亲戚得知火灾后,打电话给了老人在国外的女儿们,消息辗转传给王贤钧的时候,已经是15点了。他当时在舟山上班,开车往回赶,边赶边打电话给所有亲戚朋友。事实上,知道他岳父家住在这里的朋友们没等他说,都已经主动过去了。

回到上海,弟弟告诉他,两位老人的遗体已经被发现。“也算符合中国人的愿望,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王贤钧长叹了一口气。

实际上,15点就赶到现场的王贤伟一直想上楼,被保安员和消防队员死死拦住。“我和他们说,701号两位老人救了没有?他们告诉我在救。”两位老人虽然年岁已高,可是身体还好,经常下楼晒太阳,所以,楼里很多人认识他们。

到了17点,没有任何老人的消息,传来的消息是让大家去各医院寻人。王贤伟觉得,老人不太可能在医院,也不太可能在安置中心,老太太身体很好,脑筋也清楚,如果没事会打电话给亲戚朋友的。他从小区另外一个门进入,绕到了楼梯口,被消防队员拦了下来。

“我就大闹,一定要上去。他们见我执意要上去,叫了两名队员陪我,给我一个湿毛巾捂住鼻子,队员带着强光手电,大家一起往楼上爬。”

王贤伟告诉本刊记者,以前多次来过这幢大楼,可是当时的场景还是让他惊骇:“一片黑,烟气浓厚,就是那种能让人窒息的烟味。不过这还不算什么,上上下下全是水,也不知道是消防队洒的水,还是楼里的消防栓自己喷洒出来的水,反正楼道里就像是瓢泼大雨,我把手机藏在衣服最里面,想着出来还要打电话,不能弄湿了。”

路并不好走,因为楼梯上布满了消防队员的水管。“感觉不是楼梯,像是走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也容不得仔细思索,憋足了气,几分钟冲上了7层,701号门大开,可能是那位亲戚在逃亡的时候没关上门,两个老人都遇难了,整个房间里的红木家具全部烧成灰烬,房间已经空无一物。王贤伟说他听到同上去的一位消防队的领导大声叫队员:“还不快搬!”两名队员和王贤伟搬着遗体往下面走,这个活很难做,大概是裹遗体的被单上浇满了水,队员很快搬不动了,喊王贤伟帮他们拿呼吸机,王贤伟说他帮着拿起了呼吸机,才发现,光这个家伙就有十几斤重,队员们戴着这个上楼,可见救人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但遗憾的是,这次火灾中,没有人称颂这些不顾自己安危救人的消防队员。

下楼路上,道路还是艰难险阻,数次差点被管子滑倒,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他看到了不少人家门户洞开,里面的东西被烧得奇形怪状,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就是这幢楼也死亡了。

残火一直到傍晚还在继续。住在25层的居民告诉我们,22点15分,从安顿他们的宾馆向大楼望去,20层、21层还有火光,零点之后火才全部熄灭。

凌晨2点,几名上海本地摄影记者曾找机会进入了大楼,此时电梯旁边的楼梯间里一片漆黑,空气里弥漫着烧过的刺鼻气味,虽然窗玻璃都烧碎了,四下透风,可是楼里的温度明显高于外面。搜救人员的强光手电晃来晃去,照到的地方可以看到垂着七八条消防水带,楼梯间里就像水帘洞一样,上面像瀑布一样流水,脚下的水也至少没过了脚面。

安静的楼道里只有消防队员随身携带的对讲机里传出的指挥员的声音:每3人到5人一个小组,带着撬棍负责3层楼的搜寻。7层以下西北方向的房间里还有一点颜色,7层以上的所有房间都被烧得一塌糊涂,就像刚刚打过仗,有些屋子的墙都裂开了。“最恐怖的是,进到一个房间里,看到地上有一个圆柱形的玻璃,开始我以为是花瓶,后来看到旁边的支架,才知道这是一个电视柜,因为燃烧温度太高了,玻璃就被烧卷了成了异形。”一位当时进楼的摄影记者告诉本刊记者。

方圆10公里的城市寻人记

很多人与这幢大楼有着奇异的关系,张鑫和他的哥哥张敏都是这样,他们的姐姐买了这里的1106号,母亲住在姐姐家照顾姐姐的孩子。今年2月份买好的房,10月30日,姐姐和母亲才搬进大楼,因为想和母亲在一起,哥哥张敏找外地的朋友借钱,也打算买下同幢楼的2401号。“就是因为靠近母亲,加上了解房型,所以我连房都没看就付款了,中介说不可思议,没见过你这么急的人。”张敏告诉本刊记者。

11月13日,把170万元首付转给了对方,双方打算11月16日办理过户手续。15日14点多,他在大楼附近的中国银行办卡,准备和对方交易起来更方便,就在办卡的瞬间,听见外面的喧哗,回首,大楼着火,一瞬间,母亲的房间,和自己打算购买的房间,都在火中了。

和弟弟一样,张敏也在楼下煎熬了3个小时,兄弟姐妹四人分散在楼下各个角落,17点钟的时候,听说有部分伤员送到周围医院了,几人分散了,开始在各个医院疯狂地寻找。

张敏说,他骑电动车,迅速把兄弟姐妹做了分工,有的去华东医院,有的去华山医院,他自己则去两个稍微远一点的普陀区中心医院和人民医院,几乎是跟着救护车同步奔驰在焦灼的上海马路上,在普陀区中心医院门口等着,来了4个,但都不是母亲,一个个电话打到各个医院,名单上都没有,也没有昏迷不醒者。

张敏说,他到现在还很感激普陀区中心医院的一位护士,那护士看他焦急的样子,承诺他自己在医院帮他盯着,让他把母亲的外貌特征、姓名写下来,这样张敏可以腾出身去其他医院再找。张敏后来果然接到了她的电话——母亲没有送到那家医院。

此时的他正在长征医院里,因为听说这里被送进9个病人,长征医院距离出事地点稍远,这里的烧伤科很出名,所以是重症患者送往这里。可是追随着救护车到了那里,张敏说他的心也凉了——救护车下来的,是若干装在黄色袋子里的遗体。

这时候,在苏州的父亲打电话来吼道,一定要把你妈妈找到。张敏说,什么叫心碎了,那一刻自己特别明白。听说有病人在8层抢救,他冲上去,看到的这个病人身上插满了管,30多岁,不是自己的母亲。又听有位老人正在抢救,在3层,快不行了,结果冲进去一看,是位60多岁的陌生老人。长征医院一共14个黄色的袋子,张敏坚决不相信母亲在这些袋子里,他和兄妹们心里一直觉得母亲还活着。

21点,全家人在安置中心寻找自己的母亲。“听说二层是失踪人员登记的地方,我们去了那里,可是两个工作人员说不出所以然来,一直叫我们不要着急,再去医院找找,可是,方圆10公里内所有送伤员去的医院,我们都找遍了。”22点,23点,零点,凌晨1点,和家人失去联系的家属们在那种紧张而无力的空气里几乎窒息。终于,张敏领头写了黑板。他说:“我们通知他们,马上要把信息通报给我们,否则就要上街了。”

原来这是那个流传很广的黑板的照片由来。第一条就是找出负责人,所谓负责人,仅仅是现场的负责人,能够向大家通报医院的救治情况,包括现场的搜救情况,至少进展能让家属知道。当时在场的所有家属有200多人,气氛越来越焦灼,特别是发现门口还有警察拦阻的时候。

凌晨3点30分,第一批遇难者的8张照片来到。张敏说自己一眼就看到了母亲,觉得轮廓什么都很相象。“可是不承认,不相信,照片上那件衣服我没见过。我问妹妹,你早上上班的时候母亲穿什么衣服?母亲有没有这件衣服?她哭着拼命摇头,再打电话给我老婆,问她给没给妈妈买过这件衣服,老婆也说没有。”是还是不是,张家一家人躲藏在角落里,哭声中带着侥幸。后来又拿了两批照片,可都是医院中的危重病人,并非失踪者,这些病人,不少家属下午在医院已经看到过,家属们持续焦灼中。

6点半,一走出临时安置的静安区体育馆大门,就能看见已经被烧焦的黑洞洞的楼,晨光中格外的死寂,张敏的父亲这时已经从苏州赶回来,一下子跪倒在地,开始号啕:“你是个好人啊,宋学斌啊,你是大学老师,现在都桃李满天下了,我们一辈子熬过来了。我们都在找你啊,你答应一声。”旁边陪着的子女和工作人员一起落泪。

还是没有消息。不过有车接他们离开,说是去找人,车到了徐家汇,家里人才明白,这是往龙华殡仪馆去。到了那里,张敏清楚了,已经有50多位遇难者了,为什么凌晨给他们看的仅仅是那8张照片,因为很多遗体烧伤更重,很难辨认出来,而这8张照片最清晰。显然工作人员也是怕家属们过于伤心,所以延缓了辨认遗体的时间,可是张敏觉得,那一整夜,无边无际的等待中的煎熬更加难以忍受。

全家人认真辨认,已经弄清楚那个很相似的照片就是母亲。唯一让家人觉得安慰的,是母亲走得还算安详,头发眉毛都好,就是面颊有点灼伤。1947年出生的宋学斌就这样突然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她是四川宜宾人,一辈子都在当老师。

不过,即使见到了真人,张家人还是不愿意相信。张敏告诉本刊记者,看到母亲就躺在那里,鼻子黑黑的,自己不知道怎么涌起的劲头,大喊着,我们要做DNA。“其实就是不接受母亲突然离开的现实。”直到确认后,张鑫痛哭失声,“没想到,母亲的新房,就是她的棺材”。

与张家的情况类似的家庭很多,邓子惠也是14点40分就冲到那里,一直站在昌平路的转角上,目睹着朝南的自己的1403号的家烧完,明火向外,消防车只能打到六七层高的水龙对此无能为力。14点45分,母亲接了她最后一个电话,说是“不和你说了,我已经逃到11层了”,之后就杳无音信。

邓子惠告诉本刊记者,从17点到21点,她一直等在静安区中心医院的门口,男朋友陪着她,这个父母亲在一年内相继离世的女孩子再经不起打击了,所以,每当有救护车到,男朋友都不让她去看,而是自己冲上前去看。看到那些露出的烧伤的腿和面部,他更紧张。19点30分开始,没有新的救护车来到,说明火场上的伤员大概都已经送来了,两人又待了一个多小时后才离开。“离开了也没地方可去。”邓子惠说,当时完全是空白。当晚和张家人一样,手足无措地等待失踪者情况的通报,直到第二天中午,家中的亲戚才在殡仪馆辨别遗体,看照片还看不太出来,可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迟疑着不愿意让他们去看遗体,说:“你们真要看吗?我们做这行的,都不太有勇气去看。”后来也是做DNA,辨别出了母亲的遗体。

邓子惠说,没有地方安放灵堂,她和男友在自己临时被安置的小旅馆的房间里为母亲布置了一个简陋的灵堂,母亲的照片也是仓促的旅游照片,不过笑得很舒展。

16、17日两天,50多具遗体的DNA陆续做出,夏雨晨的爸爸夏渝把自己16个月大的儿子辨别出来了,儿子16个月大,手机里有很多他的照片,他一张张翻开给我们看。

尾声:胶州路上的第一片鲜花

回家路上,张敏想,应该让已经确认了遗体的家属们有个祭奠活动。“如果逝者真有灵魂,他们会在天上看到我们在找他们,在祭奠他们,光自己家设立灵堂太简单了,那么多灵魂是一起上天堂的。”张敏说,他从16日中午开始,就陆续给一些确定了死亡的家属打电话联系,大家约好18点一起去胶州路上,买些祭奠用品和鲜花,希望逝者的灵魂不要停留在那冰冷的地方,而是早日上天堂。

本来只是几个人的私下行动,可是走到路口,张家兄弟就呆住了——冰冷的泥水中,已经摆放了不少鲜花和纪念卡,都是市民们自发送来的,有人在默默地拍摄,想留下这些稍微温暖的画面,几家人跪倒在已经死亡的大楼前面。随后几天,花越堆越多,一直到11月21日的头七,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片花的海洋,张敏打电话给我们,希望我能拍摄到他们一家人祭奠的场面,分配给他家的时间,是10分钟。
(部分逝者家属采用了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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