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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之后,国际视野下的南海

2010-11-22 15:28 作者:吴琪 徐菁菁 俞力莎 2010年第46期
1968年10月,54岁的美国学者肯尼斯·埃默里和日本学者新野弘在中国东海与黄海进行了6周的地球物理勘测,埃默里和新野弘期盼良久的愿望,终于有了一次体面的机会。

在南海钻井平台作业的越南石油工人(摄于1995年)

“在过去60年中,美国对南海的政策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它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利益。但在这60年里,南海的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1950至1960年期间,欧洲国家的海军离开了这一地区;1975年苏联在金兰湾建立了海军基地;第三个变化的因素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在婆罗洲和越南内陆发现了大量石油,这激起了人们对南海争议地区存有大量石油的猜测;第四个因素则是国际法的发展。”

重识南海:埃默里报告

1968年10月,54岁的美国学者肯尼斯·埃默里和日本学者新野弘在中国东海与黄海进行了6周的地球物理勘测,埃默里和新野弘期盼良久的愿望,终于有了一次体面的机会。

这次联合了美、日、韩和台湾地区12位专家的考察,在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成立的“联合国勘探亚洲海底矿产资源协调委员会”赞助下,催生出了1969年4月著名的“埃默里报告”。报告中明确提道,“在台湾岛与日本之间的这片浅海海域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世界规模的产油区”,使得南中国海域作为能源产区的价值,第一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猜想。

埃默里作为美国海洋研究支柱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一员,所获得的研究便利远远优于一般同行。这个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海洋研究机构,成立于1930年美国试图开展全球规模的海洋勘测背景之下。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本主要在北大西洋西部进行考察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开始全力转入军事课题的研究。

其实对于埃默里来说,当时国际社会陌生的东南亚周边海域,他早已通过军方有了初步的研究。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刘锋告诉本刊记者:“海底油气资源勘探,应该从1947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钻成海上第一口商业性生产井算起,其实也就半个多世纪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马拉开波湖、墨西哥湾、加利福尼亚沿海和里海等区域发现油气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北海、波斯湾、墨西哥湾、非洲近海、阿拉斯加北坡、黑海等海域开展了大规模勘探工作,发现了许多海底油田和气田。”

刘锋告诉本刊记者,比较起北海、墨西哥湾当时的勘探热,“当时亚太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环中国周边海域,依然是处女地。虽然1959年9月,苏联学者A.H.司拉尔斯基曾在《中国广东沿海地带的含油问题》一文中指出:‘可以(在墨西哥湾和波斯湾之外)划出世界第三个世界油气聚集中心,其边界是中国南海沿海、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菲律宾群岛及台湾,它们围绕着作为南海的南中国海。’但是因为缺乏实地验证的确认,这一大胆预言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二战”前,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一半以上的研究员是进行生物学研究的,其次是物理海洋学研究。“二战”时伍兹霍尔海洋所全力转入战时服务,正式人员猛增到100多人,差不多是战前的10倍。常规的海洋考察中断,主要科研力量集中于研究飞行员入水后的漂移、潜水艇压舱材料、潜水艇的探测、海洋中的声响特征、登录时的波浪预报等课题。

随着战争结束,战时发展起来的科研力量和设备开始转向较大规模的海洋调查。上世纪60年代后期,海洋调查达到了全球性规模。1968年开始的深海钻探,几年内在大西洋、太平洋、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和地中海完成了170个钻孔,发现了不少惊人事实。国际海洋勘探10年计划(IDOE)是60年代后期由联合国发起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科学基金会,旨在集中世界上的主要的力量来研究海洋,以改写人们对海底的了解不如对月球了解的事实。

于是“二战”后西方一些地质学家就对东南亚周边海域的大陆架地质结构和沉积物分布产生了浓厚兴趣,埃默里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埃默里报告出来的头几年里,1961年,他协同日本东海大学教授新野弘通过对“二战”期间日美潜艇在钓鱼岛海域收集到的海底资料,研究了东海大陆架的地质情况,而后在《美国地质学会会刊》发表了《东海和南海浅水区的沉积物》的研究报告,文章首次暗示这些地区(包括钓鱼岛附近)可能蕴藏石油资源。1967年,两人又在《朝鲜海峡及中国东海的地层与石油远景》一文中,确认在我国黄海、东海及南海大陆架上有可能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埃默里报告也成为国际上第一次提出南海可能有丰厚石油资源的起点。

埃默里报告的出炉,只是这股全球性海洋资源勘探热潮中,一个注定会对将来政治和资源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发现。

美苏抗衡下的南海意义

从18世纪美国商船的最初远东之行开始,南中国海航线已开始关乎美国利益。由南海西边或南边来的油轮和其他船只一般是经三条主要航道通过南海,即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龙目-望加锡海峡。使用最多的当数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经越南与南沙群岛之间的航道,然后经吕宋或台湾海峡出口。对于美国而言,南海作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远超于当时还处在启蒙阶段的能源探索的意义。埃默里报告给了国际社会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南海的依据,只是这种能源的昭示,对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意义,在当时大于地理上并无优势的美国。

美国有自身认识南海的标准。马六甲海峡是美国海军进入印度洋的主要通道,南海则是沟通两大洋和三大洲的重要枢纽。“自由航行权是美国在南海的主要利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东南亚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学者艾玛纽尔·尤兹科告诉本刊记者,美国在亚洲的基地与在印度洋和波斯湾的基地之间的军事调动与装备运输要以南海为枢纽。

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中国海作为美国“冷战”政策的前沿,该航线对美国至关重要。1965年美国国务卿迪安·拉斯克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讲话《为什么要打越南战争》中曾提到,东南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在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约两亿的人口”,在于其“战略上的巨大重要性”,越南战争是为了满足这种巨大的战略需要,因为“东南亚控制着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通道”。

越南的金兰湾也因其地理位置,很早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金兰湾位于越南东南海岸线弧形凸出位置,背靠中南半岛,面向南海,三面被山峦环绕,港湾深入内陆,是由南北两个半岛合抱而成的葫芦形港湾。它扼守太平洋通往印度洋航线的战略咽喉,距离连接两大洋的国际航线仅1小时航程,地处马六甲海峡至中国、日本等地的亚太重要国际通道的中心位置。湾中平均水深16.25米,最深处达32米,可停泊航空母舰和上百艘军舰。

从1951~1955年,美国通过《美日安全条约》、《美菲条约》、《美澳新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建立了一个由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所组成的弧形军事链条。

“根据1951年的《美菲条约》,美国通过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主宰了南海。”澳大利亚国防学院教授卡利尔·塔耶尔在接受采访时提醒本刊记者,“在‘越战’期间,美国的飞机就是从这里起飞空袭越南的。”1961年,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南海变成了美国向越南战场运送军队和军火物资的通道以及对中国本土进行军事挑衅甚至入侵的捷径。

“越战”时期的1965至1967年,美国斥资3亿多美元对金兰湾进行扩建,使其成为美军在东南亚的巨大陆海空联合军事基地和后勤补给基地,包括两个喷气式飞机机场和一个直升机机场,每个机场都可容纳上百架飞机。美国还凿开了金兰山脉,在山内修建了飞机库,修筑有供B52飞机使用的大型跑道。

但是,当1969年埃默里报告关于南海蕴含丰富石油资源的预告出现时,并未在当时立即引起美国政策的重大反响。60年代末期的美国,正处于“越战”后期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际,美国在越南已有超过50万的驻军,并且根据上届政府在1968年4月制定的计划,还要持续增加到54.95万人的最高限额。1969年越南战争财政年度军费已经达到了300亿美元。

“‘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美国一直很幸运,不用在其道德观念和军事战略分析之间做抉择,它所有的重大决定都立即被视为推进民主政治和抵抗侵略行径。”曾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曾这样说。但随着战争伤亡人数增长,抨击美国外交政策,从攻击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价值取向,转向了对美国价值取向的攻击。甚至不仅仅在越南问题上,还包括美国在全球的行为,“越南这个国家,再怎么牵强想象,也不能被描述为一个民主国家”。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张明亮向本刊记者介绍,美国对于南海价值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直到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冷战”的重点一直在欧洲,在亚太采取守势,以防御为主。也就是说,在“二战”后的初期,南海并不在美国布防的重点之列。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就美国的亚洲政策发表长篇演讲,曾明确指出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在东南亚,到菲律宾为止,要在保证日本的前提下,守卫菲律宾。“那么在菲律宾之西的南中国海就不在美国的防御线内。”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份根据五角大楼的参谋报告所作的美国作战计划也强调在亚太实施“防御战略”。

按照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布热津斯基的解释,围堵苏联的地缘战略也应在这三个方向上展开,其中远东线,“形成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通过3年朝鲜战争,美国守住了南朝鲜,进而扩大了它的重大战略利益范围,使之包括日本、南朝鲜、台湾(地区)和菲律宾”。这条布热津斯基称之为欧亚大陆的远东边缘线,北起北海道以北,南至马六甲海峡,美国是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这条战线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地区,美国与太平洋盆地国家的贸易已经超过了与西欧国家的贸易额。在地缘战略上,它控制了苏联通往太平洋的通道。”

事实上,正是两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南海在美国全球战略版图上的位置。

50年代初,美国在东亚开辟了朝鲜战场;在东南亚,从1950到1954年,美国积极支持法国在越南镇压胡志明的革命,到1952年,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支出,1/3已由美国援助。而这两场战争的结果都让美国大失所望。1953年7月,美国失掉了持续3年的朝鲜战争;次年12月,胡志明领导的越军先后集结4个步兵师、1个炮兵师及其他兵种部队共4万余人,从南、北合围奠边府,然后向奠边府法军发起攻击,共歼法军1.6万多人,击落、击毁法军飞机62架,俘虏法军卡斯特里准将及其全部参谋人员。同年7月,在中国斡旋下,相关各国签订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

朝鲜战争后,美国在亚洲地区越来越重视中国,不仅因为意识形态要遏制共产主义,更因为朝鲜战争的胜利显示出了中国的某种“力量”。而从更大的背景看,早在1948年,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始作俑者乔治·凯南就提出,美国必须完全抛弃“普遍主义”的任何幻想,全面采纳另一种思维哲学——“特殊主义”,其基本原则就是美国完全按照自己“特殊”的国家利益要求,对国际事务做“现实的、有利于我”的“特殊”运作,核心则是为了安全利益构建国际间的“实力均衡”。凯南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调研参赞,1946年因为一份长达8000字的论述美国应该遏制苏联的电文,一时轰动华盛顿朝野。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张明亮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奠边府战役和日内瓦会议,美国认为自己之前较为忽略的亚太地区“共产主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措施之一就是组织地区性国际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应对共产主义。1954年9月8日,美、英、法、澳、新和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八国外长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其“条约区域”的界定明确指出:“‘条约区域’是东南亚的一般地区,也包括亚洲缔约国的全部领土,以及西南太平洋的一般地区,不包括北纬21度30分以北的太平洋地区。”南中国海虽然在《东约》中无明确定位,但事实上,两群岛以及南中国海已经进入《东约》的防御范围,成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围堵中国的一部分。一旦在南中国海发生所谓“共产党扩张或侵略”事件时,是可以引用《东约》采取行动的。

为了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向亚太地区的“扩张”,美国向东南亚地区提供大量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的援助,加大在东南亚的军事基地的建设力度。有资料显示,“二战”后直到70年代中期,美国对世界各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额约达1640亿美元,其中有370多亿美元投放在东南亚,约占其外援总数的22%。如果加上越南战争的开支,美国对东南亚的军援和经缓总额超过了1380亿美元。

“没有哪个单独地区不可或缺”

“美国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的手伸得太长了。驻在这里的第七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美国有12艘航空母舰,第七舰队就占了一半——6艘。它还有一个第六舰队驻在地中海。”1964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中间地带有两部分”讲话中提出,“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不满意美国的,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人依靠美国,但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日本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赶走。”

而美国的战略决策者意识到所谓“中间地带”的真实存在,则是始于“越战”后期难以避免的败局。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尔夫·克拉夫无奈地提到,尼克松决定收缩美国全球义务,多级均衡外交,但是“填补新旧政策之间的间隙,在东南亚将是极其困难的,因为那里要填补的间隙极大,过去所采取的行动留下的势头也非常显著。任何一个政府在对政策进行微妙的调整时,都必须允许留有含糊不清的余地。美国的军事力量最好在70年代退居幕后”。

对于美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形势,克拉夫发现,“日本往往不像美国那样关心亚洲各国政府的意识形态状况。日本既是中国又是苏联的主要非共产党贸易伙伴,日本人对此是满意的。他们认为,即使共产党在东南亚国家取得政权,也不一定会使贸易中断”。根据埃德温·赖肖尔在《越南之外》的说法,1965年美国决定对越南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时,大多数日本人倒是担心美国会把日本拖进一场对华战争中去。大多数日本人并不认为北越在南越的进展,会增加中国对日本的威胁。“越战”后期,日本官方更倾向于认为,美军巧妙地脱身,可以博得美国国内广泛支持对东南亚的主要方针,这比在印度支那取得的最后结果还要重要。

而1969年埃默里报告在日本决策中发挥的重要性,却十分显著。与埃默里一起全程参与了调查的,是日本东海大学教授新野弘,他也是第一个对中国沿海石油资源进行研究的外国人。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刘锋分析说,正是由于新野弘的建议,直接触动了日本抢占钓鱼岛和插手东海石油资源开发的敏感神经。

1968年7月,日本总理府组织“尖阁列岛视察团”在钓鱼岛海域进行实地调查。从1969年6月到1970年6月,日本总理府又先后组织“尖阁列岛周围海域海底地质学术调查队”和“尖阁列岛海底地质调查团”前往钓鱼岛海域做海底资源调查。1970年下半年,日本通产省就制定了在东海大陆架南部寻找油气资源的五年规划。与此同时,在美国控制下的琉球为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和争夺其周边海域的石油资源,于1969年5月在钓鱼岛上设置了标桩。而日本政府(佐藤荣作内阁)也从政策层面积极配合,加快了同美国关于“收回”冲绳的谈判工作。

而在“越战”的阴影下,反观东南亚地区对于美日同盟的重要性,美国人开始觉得“在东南亚,日本比美国有更大的直接利益”。

“尽管绕过马六甲海峡的经济负担可能相当大,但是比起建立一支为控制这个海峡所需要的军事力量的花费和要冒的风险,却是小巫见大巫了。”按照塞格利·哈里斯1971年在《华盛顿邮报》上的分析,“日本人并没有像在‘二战’以前本来会做的那样,花钱建立一支海军来保护来自波斯湾的石油供应,也没有谋求美国保证用其海军提供必要的保护,而是正在为获得能源进行大量投资。一面在全世界寻找新油田,一面寻求浓缩铀的新来源以供应他们新生的原子能工业。”

在美国意识到必须收缩全球攻势后,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尔夫·克拉夫曾有些自我宽慰地分析:“鉴于东南亚民族和语言的繁多,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经济和政治水平发展普遍很低,美国在这里的利益发展恐怕是缓慢的。由于同样的原因,不管中国还是苏联要想把这个地区组织起来为自己做出重要贡献,也会是困难的。”他认为:“地理政治学的论点,也没有过去那样有说服力。苏伊士运河的封闭已经证明,在拥有巨型油船的时代,有时绕过早先曾是‘生命线’的航道,走远道会比集结必要的军事力量来维持它通航还要容易些和便宜些。担心重要的海路可能被切断,似乎是以假定大国之间会打一场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常规战争为前提的,而这种假定在核时代却颇值得怀疑。不管对东南亚的战略重要性如何估价,显然日本和澳大利亚比美国更加关心这个地区。”

显然美国非常清楚,东南亚海洋国家比东南亚大陆重要。“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居民和资源使它们对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重要性更大。这也因为,美国和菲律宾有着历史上的关联。”

能源价值与美国的“回归东南亚”

此后,经济利益作为南海的另一大意义,开始更为突显。殖民统治时代给东南亚构架留下了严重的领土纠纷,在东南亚各国的边界中虽然也存在沿自然地貌延伸的边界,特别是沿山脉以及河流走向的自然边界,如越南和老挝之间的安南山脉,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扁担山脉,泰国与老挝之间的湄公河等,但大部分国家之间的边界是殖民者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形成的。1958和1962年首届和第二届国际海洋会议的召开,各国海洋意识增强,也越来越重视本国的海洋权益,东南亚国家又增加了海洋纠纷。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与邻国之间都存在着领土或领海争端。而埃默里报告之后,原本从未被提出的南海主权问题,也成为周边国家纷争的焦点。

早在70年代美国就开始与当时的南越在南海合作勘探石油,积累了大量资料,为后来90年代美国公司重返南中国海油气市场奠定了基础。越南统一后与苏联在南中国海合作开采石油的地方,几乎就是原美国公司勘探的地方。南中国海也关系到美国的盟友——日本、韩国等的利益。
本刊记者查到的一份1975年中国国家海洋局的报告中提到,在美国、日本援助下的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沿海岸国家对我国黄海、东海、南海各自的近海区进行了磁力测量、人工地震探测地层等调查,以海底石油为目标,各国都先后宣布其岸外大陆架的范围,颁布海底矿物资源开发法,划分了海底石油矿区。在南海周围海域进行勘探的有十几个国家的40多家公司。

随着中美建交,“美国不再反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1974年,中国和南越当局在西沙群岛发生冲突,中国政府曾被迫采取军事自卫,在打败南越海军的挑衅后迅速收复了金银、珊瑚和甘泉等岛屿。尽管当时美国在南越和南海地区驻有很强的军事力量,南越当局也一再请求美军干预,但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无意卷入这一争端,其舰队也一直没有靠近冲突地区。当时美国开始大幅收缩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大量削减在泰国和菲律宾的驻军规模,1976年关闭了在泰国的军事基地,1977年东南亚条约组织宣布解散。

但这一时期的南海依然是美苏争霸的舞台。70年代末,苏越签署同盟条约,越南金兰湾成为苏联在东南亚的前哨,与早已经在菲律宾苏比克和克拉克基地存在的美国海军隔南海对峙,双方军舰不时在南海发生小规模冲突或碰撞。

在埃默里报告公布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相继通过单方面立法主张所谓的“采矿区”。1970年,台湾地区与4家美国石油公司签署了合作开发协定,其中,划给海湾石油公司的采矿区范围包括钓鱼岛。为此,1970年7月18日,日本照会,声称在台湾地区与日本领土(包括钓鱼岛)之间的矿区只是片面主张,在国际法上并无效力。与此同时,韩国也对东海海域提出了权利主张,并于1970年6月与美国海湾石油公司签订了租让合同。这就导致对东海海域的权利主张及采矿区大部分重叠在一起。为此,三方财界人士于1970年11月成立了“联络委员会”,目的是在有关各方达成协议前,率先商议合作开发东海的石油资源。

对于1975~1998年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美国学者麦克马洪认为:1.经济利益已经超越地缘政治因素,成为推动美国对东南亚外交的主要动力;2.强大的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成为东南亚外交的主要动力;3.东盟在建构地区秩序和地区认同上发挥了作用;4.东南亚国家较过去更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中心教授斯坦·托内森告诉本刊记者:“在过去60年中,美国对南海的政策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它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利益。但在这60年里,南海的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1950至1960年,欧洲国家的海军离开了这一地区;1975年苏联在金兰湾建立了海军基地。第三个变化的因素是五六十年代,人们在婆罗洲和越南内陆发现了大量石油,这激起了人们对南海争议地区存有大量石油的猜测。第四个因素则是国际法的发展。”

在中国学者陈欣之看来:“虽然‘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做出了由东南亚撤军及不再维持固定军事基地的决定,但是美国在东南亚仍以外交的承诺、武装力量的存在及军事联盟与协定等方式,继续维持东南亚现状的稳定及美国在此一地区的利益。”

德国学者、《石油战争》一书作者威廉·恩道尔对本刊分析说,以英国石油公司和最大的美国石油公司雪弗龙为代表的欧美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地区十分活跃。“回溯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你就会看到,在上世纪70年代‘越战’期间,他们就在南中国海钻探,并告诉越南人这里什么都没有。但在美国军队离开越南以后,苏联的地理学家和地球化学家就和越南建立合资企业,就发现了包括九龙盆地白虎油田在内的两块油田。于是美国人又想回到这里。”

自90年代以后,美国积极加强和南海相关利益国家的往来。随着美越军事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美国想重返其在‘越战’期间曾耗巨资建成的金兰湾基地。有些美国战略分析家指出,重返金兰湾,重返越南,不仅能加强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扩展其反恐战线,而且能达到在军事上牵制中国的目的。从越南方面看,由于其目前在军事改革进程中已大大落后,为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摆脱落后,提高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很需要像美国这样超级军事强国的支援。

实际上,美军1992年被迫撤出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最后堡垒——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后,美国政府就感到,如果不能在东南亚建立必要的后勤基地,美军将很难在东南亚地区采取干预行动时有所作为。

而日本对南沙群岛附近航道安全的关注甚至大过美国,因为日本的石油进口和其他贸易的70%是航经南沙群岛。“必须注意的是,美国和中国对这条航线的依赖并不像日本和韩国那么严重。”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中心教授斯坦·托内森告诉本刊记者,“中美两国自身都有大量的资源,他们进口大量石油,但并不依赖进口石油,在战时是能够找到替代来源的。但日本和韩国则完全不同。”一种计算是,假如南海航道因领土争端而中断,日本的航运就将被迫绕道澳大利亚,其结果将使运费增加60%。以科威特和横滨之间的距离来说,使用不同海峡的航程差距很大,如航经马六甲海峡是6755海里,航经巽他海峡是7275海里,航经龙目海峡是7635海里,而绕道澳大利亚则是11800海里。且在南海的所有声称国中,日本也是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它努力介入南海的石油开发合作和投资。

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再次改变了世界格局。随着苏联威胁消失,美中战略联盟的基础也随之而去。“‘冷战’结束至今,美中关系进入波动期,南海在美国牵制中国战略中的位置再次突显。从1995年第一份公开政府声明,到2010年国防部长、国务卿高调阐明美国在南海的要求,都是在美中关系不和谐时发生的。”张明亮说。

今年7月23日,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希拉里公开宣称,南海涉及美国的重要利益,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保持高度关注。美国于是在“重回东南亚”的政策下高调介入南海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奥巴马上台以后,很快就在一个发言里声称自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洋总统”,至少说明奥巴马这届政府对亚洲的重视程度上升了,全球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一个结果就是重视南沙争端,“美国开始调整自己的亚洲政策,南海问题就更为复杂化了”。

(实习记者林楠、张冉,记者丘濂对本文亦有贡献。主要参考书目:《基辛格越战回忆录》,亨利·基辛格著;《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亨利·欧文主编;《冷战以来的东南亚国际关系》,李一平、庄国土主编;《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郑先武著;《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张曙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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