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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互联网离中国有多远

2010-10-12 10:48 2010年第42期
胡泳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掀起数字化狂潮

1996年春天,北京中关村零公里处悄然竖起了一块硕大的广告牌,上书“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瀛海威信息通讯公司创始人张树新的这一豪言壮语,在写稿还基本依靠纸笔的那个年代,能清醒意识到其价值的人其实并不多。

但当时刚入职周刊不久的胡泳却敏锐地意识到了:互联网将把世界联为更紧密的一体,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年1月30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了他近7000字的专题报道——《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在详细介绍了互联网的发展脉络与社会影响后,胡泳提出的疑问是:对于当时家用电脑只有70万台的中国来说,能够一转身就跨入信息时代并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吗?

于是,胡泳成为1996年《三联生活周刊》实际的主角。虽然这一年方向明一个人写了6个封面专题,但胡泳依靠他的外语能力,在一年内既向《三联生活周刊》的读者介绍了互联网,还介绍了默多克(《默多克:为传媒领航》,刊第6期)、巴菲特(《世界首富巴菲特》,刊第9期),在第22期做了一期专门介绍盖茨与他的微软公司的封面故事《1996年环球第一商战》。这一年,他还翻译出版了尼葛洛庞帝在当时大名鼎鼎的《数字化生存》,在年底独自一人撰写了一本十几万字的增刊《时代英雄》(与海南出版社合作),专门介绍盖茨、乔布斯等15位推动数字化时代的企业家和思想家。他成了数字化时代的启蒙者,这年底,他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专栏“数字化生存”,这是继王小波之后,《三联生活周刊》开设的第二个专栏,这个专栏的第一篇文章标题是《风云突变,人机重开战》。

这一年,苗炜、王锋与刘君梅也开始崭露头角。第12期,苗炜写了一个在当时特别重要的封面故事——《奥运会,更快更富更残酷》,提出了体育商业化问题。刘君梅在第15期写了一个《牙病困扰中国人》的封面,又与舒可文在第16期合作了《比基尼50年》,这是一个穿三点泳装健康奔跑的美女形象。而王锋在第27期操作的封面故事《罪恶之花》,则自己设计了一个新颖形象,用了两条很长的导题:“鸦片·可卡因·冰毒·幸福哲学·政权利益·经济支柱;一名记者与一位吸毒者度过的24个小时”。他很追求形式感。这一年,还有一个值得炫耀的封面故事是第23期的《诺贝尔奖:带我们走过了100年》,特约了陈迈平与张钰在瑞典采访当时所有的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这在中国媒体史上大约也是仅有的一次。

一年过去,《三联生活周刊》总算顽强地存活了下来。第一年邮局征订,居然就争取到了8000多个订户,全编辑部欢呼雀跃。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掀起数字化狂潮

“瀛海威”这个颇有点仙气的名字,其实不过是“Information Highway”的音译。也就是说,我后来在网络方面能够有一点作为,除了占尽199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天时”以外,也不乏“地利”的作用,因为我“身体上”(Physically)住在一个虚拟时空的入口处。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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