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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宏声: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青春终结

2010-08-02 14:28 作者:王晓峰 2010年第29期
“我会觉得他纵身一跃,是我们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愤青’,作为一个曾经对某些东西——无论是对艺术,还是对中国文化精神领域的东西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青春时代的终结。”

“我会觉得他纵身一跃,是我们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愤青’,作为一个曾经对某些东西——无论是对艺术,还是对中国文化精神领域的东西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青春时代的终结。”

贾宏声走了,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要么他想明白了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这是我们没想明白的,他明白了这个世界就这样。要么是他根本什么都没想明白,因为他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他不是一个能看清楚很复杂事情的人,这是我和他从小在一起的印象。”

贾宏声当年走向演艺之路在别人看来是一帆风顺的。他上高二的时候就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当时他所在的表演系的那个班里,女生后来出名的有很多,比如巩俐、伍宇娟、史可等,相反,男生出来的不多。贾宏声是班里第一个接戏也是第一个还没毕业就走红的人。毕业后,他演了很多戏,很多导演,尤其是后来的“第六代”,几乎都跟贾宏声合作过。如果他能继续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他会成为当时最红的男演员。但是,就在人们想看到贾宏声一步步走向辉煌时,他的人生之路拐了一个弯,他突然喜欢上摇滚乐,开始接触大麻,变得越来越偏执。最后他不得不进精神病医院治疗,出院后,他干脆把自己封闭起来,几乎与世隔绝,在很长时间里,与他最熟悉的朋友都不知道他的情况,直到他最后出事。

关于贾宏声,过去媒体少有的一些关注也仅停留在他吸大麻这件事上,对于他过去的演艺经历,似乎是很久远的事情,已经不足以让人们产生兴趣,倒是每每演艺圈出现吸毒事件,总是把贾宏声扯进来。人们只是习惯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不会对一个人的全部产生兴趣。贾宏声的死,也许让我们有机会更详细地去了解他的一生。

京哈线将四平市一分为二,东部是工业区,西部是行政文化区。贾宏声出生在艺术世家,父母都是四平话剧团的演员,父母遗传给了他一副英俊的面容。上小学时,他的身高就凸现出来,担任体育委员。他周围的朋友,不是能打架的就是被打的,贾宏声从来不打架,学习成绩也不突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帅气也渐渐突出出来。同学回忆,他走在街上,总能引起人们注意。

在那个年代,贾宏声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是让人羡慕的,他的性格也不内向孤僻,平时有说有笑。至少,他在中戏念书时接触过的朋友回忆他时,都会用一个词来形容他:阳光男孩。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85班的李骏形容贾宏声是“作为一个演员,他身上有种危险感。全世界的男星起来都有共同特点,身上有侵犯性,像个危险人物,不知道什么时候失控,这本身也像一个炸弹,他脱颖而出,最大原因就是这种特质。很多年后我第一次看到孙红雷,第一个印象就是像贾宏声,当然路子不一样,但身上的危险感、侵犯感很像”。

至少,在贾宏声的人生走向拐点前,他给人的印象是充满朝气、单纯,甚至很纯粹,但人们会理解成那是一个演员身上正常体现出来的艺术气质,而绝不会想到他一步步走向封闭。

贾宏声有一个妹妹,喜欢唱歌,他把妹妹接到北京,帮妹妹发展,然后想让父母退休就过来陪他,想一家一起好好过日子。

贾宏声毕业后拍的几部电影多是跟后来的所谓“第六代”导演合作的,比如娄烨、王小帅。也正是这几部电影让他声名鹊起。如果从时间上看,会发现,他的电影生涯基本上在1995年到了一个停止点。之后只是在1998年拍了一部《苏州河》,2000年拍了一部《昨天》。实际上《昨天》已经不是在贾宏声最佳状态下拍摄的电影。

与很多演员不同,贾宏声追求体验式表演,对于有时候表演“戏过”,导演也拿他没辙。所以,与他合作的导演都是他在上大学期间熟悉的那些人,他对当时经常在一起玩的那拨人比较信任,这些导演虽然对贾宏声的表演风格也不能完全接受,但也能理解他。与他不熟悉的导演合作,就会让他感到不快,这很大程度上让他在当时风生水起时期错过很多机会。有一部让贾宏声很郁闷的电视剧叫《新梁祝》,制片人吴涛去上海探班,发现贾宏声拍得很不舒服,“他和导演关系也不好,整个戏他差不多是晕过来的,没事就找一个角落开始抽烟”。

对于他的体验式表演,吴涛说:“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艺术家的敏感,一旦入了戏,非常难出来。比如让他演一个什么人,从接剧本到演完这段时间,他都会和剧中角色一模一样。他入戏比较深,大夏天拍穿皮夹克的戏,40摄氏度的天气他可以一直穿皮夹克出门,也不是为了扮酷,他觉得他应该这样。包括他自己演自己都这样。生活中他扇过他爸一个大嘴巴,拍《昨天》时,他真扇,手上还戴着戒指,扇过去一下子血道子就出来了,他妈在一边哭,想起以前的事了。我赶紧去安慰说现在是假的不是真的了。”

每一个演员的表演天性都要被激发出来才能把戏演好,但在别人看来,贾宏声不但被激发了,而且激过了,对他就会产生副作用。但是贾宏声似乎从天性的激发中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纯粹。

“我会觉得他纵身一跃,是我们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愤青’,作为一个曾经对某些东西——无论是对艺术,还是对中国文化精神领域的东西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青春时代的终结。”李骏在接受采访时说。上学期间,李骏因为娄烨拍电影作业认识了贾宏声,并且和贾宏声成为朋友,虽然他们并没有在影视作品中有过合作,但是他们彼此间的了解很深。

李骏说:“他的形象很特别、很酷、很反叛,他的‘各’够形成这样。那个时代对我们来说正是反叛的时代,我们经历过一阵阵痛。我们这些上学学艺术的孩子,都是小时候因为对文学、绘画、音乐都抱有一定所谓精神上的崇高感,当你进这个学校一定觉得骄傲和崇高。我们上学的时候价值观正在产生非常大的裂变,之前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年没有招过本科生,学生觉得自己很有才华,电影学院本身也总给你呈现安东尼奥尼这些大师,纯精神的东西。物质是当你每次要拍一个作业的时候都会发现,处处面对的是钱钱钱。这时就会产生一些愤懑,我们的反叛既不敢抢劫也不敢别的。宏声那时是很阳光的孩子,从四平到北京,带着父母的期望,很快演上戏,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一片美好。我们认识了,一起玩,他对我们电影学院学习的东西很感兴趣,很兴奋,对他来说这是另一个世界。那时候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还不太一样,戏剧学院更传统一点。他开始不愿意和戏剧学院的同学一起,认为给不了他新东西,而愿意和电影学院这一拨儿人一起玩。天性里我认为他好奇心很强,有任何年轻人都有的虚荣心,他有这样的条件。他非常积极,我们能够感受他,他在努力寻找共同的语汇,能够参与上谈论东西的节奏,有一点累,但是很兴奋,很开心,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和我们产生一些争论。几年后,大家该奋斗都奋斗完了,各自都在考虑这有什么意义。包括我们出来后,不像‘第五代’已经成功,正在享受胜利果实,绝对不愿意又一拨儿出来,所以我们那拨儿状态很糟,大家很少有机会真的拍戏,各自在为自己的生存状态做出重新选择,这就会有失落感。我想宏声也是这样,刚刚经过几年觉得大家已经互相理解,突然大家后撤了,他会有一些失落感。”

北京,这个文化多样性的城市,对于偏僻点地方来的人,有完全的侵略性,能完全控制你。你要是内心没有特别坚定的东西,不知道就被什么击中,暗合了情绪中什么东西,就被带走了。

这时的贾宏声,正好演艺道路走向一个新阶段,几部电影拍下来,让他逐渐感受到艺术表演的纯粹性,他喜欢这种纯粹,这可以让他在对表演艺术追求过程中感到更快乐。他打开了探索之门,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当他发现,那些常常跟自己泡在一起的朋友们纷纷转身离去,各自干起过去他们鄙视的事情或者慢慢被这个行业边缘化,他是无法接受的。在那个整个社会价值观出现裂变的阶段,多数人开始务实,以不同的方式向现实妥协。纯粹的艺术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慢慢被商业消解,在后来的20年间艺术逐步变成商品的标签或包装。那个他们起初所构建出的纯粹艺术世界破碎了,但恰恰贾宏声钻进了这个世界,这让他很痛苦,每当有外力想把他拉回现实世界中,他都会用相同的力量去抵抗这种侵蚀,唯一能排斥这种力量的自身动力就是他表现得越来越偏执。

李骏说:“艺术领域几乎从不在体制中,它允许自己有机会狂放到不接受任何体制的现实。我一直觉得有趣的是,对我们这代人,可能最大不一样的是,这个国家价值观裂变的同时不可否认带来了物质丰富,物质诱惑对我们前一代人和后一代人都不一样。物质勾引感,我们有饥渴,我们小的时候供给制的时候,谁都是一样的。但是一瞬间,到我们进入社会要展示自己能力时,这东西破了,瞬间贫富分化,国门打开了,诱惑和我们曾经希望追求的东西产生了巨大强烈的冲突。我也愤懑,源头是我没有物质上的东西来保障我的权利和话语权。跟今天不一样的是,今天的人们不会羞耻,不会因为对物质的向往有原罪感,我们的世界观是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这对贾宏声影响更强烈,他本身是演员,需要更光鲜的,他可能是比我们稍微晚了一个节拍找到艺术时,倒过头来追求,造成我们今天很多人不理解。也许他真的是想通了。这点上我会特别崇敬,今天的我已经很久不会思考纯洁的艺术是什么,曾追求过什么。今天我觉得我从事一种特殊的商品行业,你学习过的对艺术的理解、对人文的理解只不过是对商品的包装,这是我的认知。有没有痛苦?还会有,有隐隐放在角落的价值观和今天的做对比,但这个痛不是锐的,是钝的,作为40多岁人,是自己的事情,和你的社会行为没什么关系。贾宏声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有关系,他也很清楚自己是不可能改变的,就让自己安静地待在角落里。”

可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贾宏声在排演话剧《蜘蛛女之吻》期间,接触到了大麻。贾宏声一生没有接触过除大麻之外的任何硬毒品,大麻是他唯一接触过的毒品,它让他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贾宏声是一个身体极其敏感的人,对很多人来说,大麻的作用可能相当于香烟,但对贾宏声来说,大麻就相当于海洛因。甚至,贾宏声不能喝咖啡和可乐,沾上一点,他就会兴奋。而且,每每兴奋起来,他都会让这种兴奋持续下去。也许是在他接触大麻时有人暗示过他,这东西可以开启他的直觉之门,让他能更纯粹地体验艺术真谛。每当他High的时候,都会有意识去体验,这也是人们不解大麻为什么可以把他摧残成这样的原因。吴涛说:“他很擅长模仿人,比如吸毒,刚开始他可能没有感觉,他看别人有感觉,他会想办法进入别人的感觉,把自己架在那儿。如果没感觉就不对,就不是在吸毒,有可能他本身就敏感,要把自己带到一个高度,证明自己在吸毒这件事上是成功的,我有感觉,我有幻觉,就把自己越带越深了。”

李骏回忆说:“我在广州做生意时,知道他开始抽大麻了。有段时间他就在摇滚乐、大麻里变得非常兴奋,那段时期我到北京,他在我的酒店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因为这产生分歧。我屡屡跟他说,它只是一种植物,不可能带来太多东西,抽没事,不要神话,不要变得形而上,这个形而上有一天会害了你,有一天你一脚踏空会觉得什么都没有。他觉得哥们儿你已经铜臭了你根本看不懂,你以前也没看懂,因为只有你抽了以后才能发现原来你看的片子其实讲的是另一个意思。我说宏声你想飞我理解,你一直都想飞,但这个东西不能飞。这样的分歧之后他很坚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生活方式,只是我看着你已经不能引起我觉得更多的兴趣时候,我最多就是走开避开。我觉得朋友,如果你确实需要我,我又能给你的时候,是有意义的。如果你需要的是那个,我已经不能给你的时候,就没有意义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贾宏声又接触到摇滚乐,他发现,摇滚乐的原始和纯粹让他很着迷。他对摇滚乐的痴迷让他有一段时间对演戏失去了兴趣,有什么演戏的机会他都放弃了,全身心投入到摇滚乐中,甚至他还与人一起玩起了摇滚,每天把自己关进屋子里练。但他终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摇滚乐非但没有让他找到另一个自己,反而这种痴迷让他产生了幻视幻听——约翰·列侬是自己的父亲。但现实无时无刻都在提醒他——你来自哪儿,但现实不是他想要的。他是敏感的,强烈追求体验的,这个矛盾对他来讲,对他的撕扯是巨大的,这些东西不断把他拽回现在的世界。大麻对他来说并非身体上的快感,而是他在精神上借助大麻作为桥梁,让他相信他不是出生在四平,而是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具有反叛精神、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庭里,但他的痛苦在于,一转眼当他醒过来他就发现他不是。

摇滚乐既没有让他找到什么,也没有把他在追求纯粹艺术的道路上推进一步,相反,他很痛苦。吴涛说:“后来,我觉得跟他交流也困难了,他关在屋里,一片漆黑,有个沙发,一张床,很暗的台灯,坐在那抽烟,听歌,不说话。”后来,贾宏声的父母常常提醒他的朋友,千万别让他听“披头士”。有一次,有个朋友带贾宏声回家,让他听“披头士”,结果,他坐在那里听了一天。

贾宏声因为幻视幻听进了精神病院。从此他戒掉了大麻,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再没有碰过大麻。并且,他很勇敢地将他这段经历拍成电影《昨天》。之后,他的生活变得简单很多,平时就是待在家里,几乎不再与外界接触。他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脑,平时就是陪着父母遛遛弯,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他在2007年接演了话剧《失明的城市》。

从他复出出演话剧,人们看到另一个贾宏声,他开始不善言语,但是做事很认真,每天最早一个来排练,最后一个走。口袋里只有从家到剧场往返的公交车费,但他的表演仍无可挑剔。共事的同事都觉得他非常温和善良,一个同事说:“一个到了中年的男人,会让人感觉他可以把成长去掉,保持单纯的本性,永远保持鲜活状态,他不能带着紫色去体验白色,自己必须是透明的。自从戒毒后,他就觉得自己干净了,要永远干净着。他觉得抵抗的办法就是自己待着,不和人待着,也不伤害任何人。剧院发的工资已经够他消费了,他根本花不了,他在家里就穿一件浴袍,看一个片子能看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可以一直吃方便面,他基本上零消费。”

《失明的城市》又让贾宏声看到了重新回舞台的希望。过去,他认为电影比戏剧真实,后来他认为戏剧比电影更真实。所以,他经常跟国家话剧院的人联系,希望有一天能复排《失明的城市》。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减肥,有一段时间体重到了180斤,后来减到了160斤。对贾宏声而言,这么多年的独处,已经让他对这个社会和世界的理解停留在10年前,他唯一能与这个世界产生交流的方式就是他站在舞台上。

今年6月,贾宏声开始与他过去合作过的朋友、同事联系,表达了复出的愿望,只要能有工作,无所谓主角配角,他都可以接受。6月中旬,他在父母陪同下与一些朋友见面吃饭,希望能有机会表演。但时隔不久,他便坠楼自杀。

对于贾宏声之死,人们有很多这样那样的猜测。最后与贾宏声一起吃饭的同事、朋友在分析他的死因时认为:他这些年开始感觉到,父母都老了,那次吃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贾宏声的父亲已经变得非常苍老,言行都是迟滞木讷的,甚至无法完整表达一句话的意思,从中能看出这些年父母所经受的煎熬。李骏说:“对父母来讲,人生的幸福无非是儿子在社会意义上挺有成就,可以赚钱养家,可以娶妻生子,父母的良好愿望无非这样,这些愿望曾经很强烈而且眼看着就看到了,突然没有了,而且是彻底没有了。宏声所要追求的东西,无论父母多么想要理解,却是无法真正理解的。”

那次聚会吃饭,贾宏声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在给人们传达这样的信息:你们现在都老了,该我来工作养活你们了。那也是贾宏声给人感觉状态最好的时候。

但是,贾宏声可能始终没有在他的艺术与生活之间找到一个适合他的接口,做出这一步的抉择是痛苦的,他变得不知所措,他已经无法回到现实世界,去面对父母、家庭。在这种煎熬中,他想到了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所有人都解脱的方式——自己离开这个世界。
(实习生魏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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