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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安顺滑坡灾害

2010-07-19 10:31 作者:葛维樱 2010年第28期
山谷里每日高温,巨龙已经被翻捡多遍,成了乱糟糟的大土堆。站在土堆上戴着口罩,本刊记者的眼睛被尸解散发的硫化氢和氨刺痛到不断流泪。然而现场封锁线却拦不住一直等候在土堆四周的村民们。李树森突然失去了7位亲人,奶奶和婶婶的遗体还未找到。然而6天以来的挖掘、查看、分辨,李树森还是无法平静叙述他所看见的景象。太阳毒辣,“腐败程度每天都在急速提升”。

1秒内,高1200米左右的山峰突然降下,形成巨大的泥石巨龙。首先滑行500多米冲上对面山峰,将半山腰的房屋直接铲起。“轰的一声,像大爆炸一样,石头都是往上飞。”王明珍的家离这时的龙头还有不到100米。“我眼看远处的邻居还在洗头就不见了,对面的山要冲过来了。”她拉着婆婆正要逃,“也就是几秒钟,山体突然拐了方向。山下的村子全都没了”。巨龙这一次做了90度转角,“像混凝土搅拌一样冲了1000米”,覆盖了山腰山脚的37户人家。

绝处未逢生

现在,新的山峰之上,是不断翻起泥土砂石的30台挖掘机,完全看不出这里曾经是一个峡谷,还有几十户人家和一条大河了。从事发当天的6月28日下午开始,大寨村山脚下逐渐聚集了各部队和抢险单位“救援”字样的队伍,然而所有人都明白,“救援”的意义非同往日,所有结论都是,“几乎不可能有生还者”。第一位到达现场的救援部队指挥官,是安顺市消防支队政委徐忠,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泥石流顺势将山路全都填满了,我翻山上来后,看到的是一个光亮的山一样的平面。平面下有多深我不知道,可当地人说底下还有河道,大概有50米深。所有人、房子都在泥巴的平面之下。”

搜救犬、雷达和红外生命探测仪没有任何信号,之前媒体报道两个孩子可能有生命迹象。“这是没有的事情,我们的人员和仪器,迄今没有发现任何希望。”徐忠手上还粘着刚输完液的药棉,言谈中得知,他曾经参加过汶川地震等多次重大灾害救援。“这次和地震是完全不同的,地震有些情况还有的救,泥石流无缝隙,无死角,填满了所有空间。所过之处,是一边推一边滚,疾速毁灭性的。”徐忠说他当时站在滑坡面上看那座削下来一半的大山,“觉得很奇怪,虽然当时下着雨,可那座山像一个漏水的塑料袋一样,巨大的水流从山顶上喷流出来”。地质专家后来证实正是这座山里隐藏着的一个溶洞,把下雨的水完全吸收在山体内,这次等于一次性全都释放引起的大滑坡。“也不完全是这一次的雨,但这山过去是没有出水口的,我们都以为这山没有溶洞。”大寨村村长岑朝阳告诉本刊记者。

贵州安顺地区的山区是典型的喀斯特溶岩地貌,水流在山体自然地进出。然而大寨村所处的塌方之山却不是。“这座山像一只靴子,上硬下软,上陡下缓。”国土资源部地质专家殷跃平说。往年的夏季大寨村也是连绵不断地下雨,然而从没有发生过塌方。“我们这里连听都没听过塌方。”岑朝阳说。塌下来的部分是山腰以下的土质部分,现在留着的则完全是山顶坚硬的岩石。正是有这一大块土地,大寨村的新寨组和永窝组才扎根于此,“因为好的土地太少了,贵州的山多石头,我们原来在山上种玉米等等,完全依赖这块土地,别的村都羡慕我们有这么近的耕地”。大多数村民的土地,都在离自己家较远的山脚下,他们住在石灰岩的山上,对有限的土地很珍惜。

“土里出白玉,地上是黄金”的红色对联还贴在山腰上一户躲过泥石流的人家的门上。正是这引以为自豪的地形给大寨村带来了灭顶之灾。30台挖掘机已经不眠不休地挖掘了6个日夜,但所获的遇难者遗体很有限,临近发稿时被确认的尸体只有42具。一个翻斗把一大块土石挖出翻过来撒在地上,另一个就来再细细筛选一遍。挖出的白色棉被套被叠好放在土堆上,过去一摸里面有些湿润。“因为冲击速度太快,很多东西都是包裹好的,所以并不是很泥泞。灾难第二天就大晴至今,急速上升的温度,东西就还能找出来,人却正好相反。”徐忠告诉本刊记者。

山谷里每日高温,巨龙已经被翻捡多遍,成了乱糟糟的大土堆。站在土堆上戴着口罩,本刊记者的眼睛被尸解散发的硫化氢和氨刺痛到不断流泪。然而现场封锁线却拦不住一直等候在土堆四周的村民们。李树森突然失去了7位亲人,奶奶和婶婶的遗体还未找到。然而6天以来的挖掘、查看、分辨,李树森还是无法平静叙述他所看见的景象。太阳毒辣,“腐败程度每天都在急速提升”。

安慰与安置

尽管救援部队已经开始采取防疫措施,也越来越严格禁止外人进入灾难现场。但武警并不忍心真的把寻亲者完全隔绝。“虽然防疫形势很严峻,可是谁都知道,我们不可能给他们救出亲人了,在这里看着,起码有一点点安慰作用也好。”徐忠不忍地说。村民还是每天都有几十人等候在现场,形成难以名状的绝望又坚持的气氛。每挖出房梁或衣物,他们就迅速聚集下去,看看是否是自己家的东西,如果是的话,那么亲人的遗体很有可能会随后找到。大多数人没有等到任何消息,村庄虽然已经毁灭,然而整体滑落移动后,屋和人的位置还需要辨别。他们也向部队描述过了,自己估计的房屋位置。实际上,大多被找到的是最高处的少数遇难者,低处的多数人可能完全被冲入了深渊。村子由黎族、布依族、苗族和汉族构成,高处的多是黎族,“祖辈都这么住”。

一位黎族妇女失去了丈夫,她的家就住在山脚下,她每天在土堆上扒拉,手里提着一袋衣服物品,有时猛然发现自家的东西,会发出哭不出来的“呜呜”声。一个78岁的老人因为到山下插秧而幸免,然而老伴和孙子们全都没了。每天他提着一袋面包,在土堆上上下攀爬,他告诉记者:“因为下大雨,本来应该去上学,因为山路被水冲坏,当天就没有去。”他们已经一贫如洗,唯一想做的只有守候亲人的遗体。他们可以在政府安排的安置点生活,却都无法待在屋里。现场只有挖掘机的声音和部队对讲机的声音,寻亲者安静得可怕,即使回去也不睡觉,每个人都红着眼睛,死盯脚下每一寸泥土。

岑朝阳本来是被委派代表村民在现场一刻不停地寻找和探查的。他是村主任,现在却又因为村书记遇难,兼任了村书记。他的妻子在泥石流中遇难,至今也没有找到遗体。“我当时在路口和盖房子的人在说话,我全家都……”岑朝阳小声带过去。这尚未盖好的房子正是泥石流的尾巴没有带过的地方。岑朝阳一开始给救援部队提供了107人的人数,“后来发现有一家人都在山后插秧,是5个成年人,他们家的3个孩子也不在屋里,于是才确定是99人”。他的任务是在现场一刻不停地判断也许被挖出的死者身份,然后去通知家属前来辨认。岑朝阳被迫不得不和外界保持密切接触,然而当他晚上等挖掘机全部停工后回到安置点,首先做的是把得到的香烟分给村民们。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不想说话了,只想和兄弟们待会儿。”

辨认是一件痛苦而艰难的事。本刊记者当场看到挖出的遗体只有一个儿童是被家长立刻认出的。没有人在现场号啕或表达激烈的感情,他们默默护送着遗体,即刻送往殡仪馆。李树森姐弟7人还有家属们,已发现5位亲人的遗体,却没有一个人掉眼泪。“从知道的一刻,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只是觉得看一眼是个安慰,不管有多少……”他们都无法说出任何语言了,只是急切,看见后,立刻又转为震惊和悲哀。李树森辨认外婆其实只看到了耳朵和耳环,“是我们给她买的金耳环”。

政府安排的两个安置点,总共有900多人,灾难后临近的山村都被地质队排查了一遍,有山体滑坡危险的人都转移了出来。真正属于大寨村受灾两个组的人并不多。安置点里有三餐免费饭食,外界捐赠的衣物时常分发,电影有时也放。不过不断反复播放的大喇叭里,还是地质专家殷跃平做出的对于这次地质灾害成因、性质等判断的录音。安置点里的大多数人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王丽娥的房间里住着4个女人,都是大寨村人,她们都是常年在广东打工,得知消息匆忙赶回,现在茫然地等待消息,大多时候相对无言。“我奶奶没了,她没有享过我的福,我多折一点元宝。”王丽娥不停地折着,已经有满床的元宝了,她对任何外人都要说一句“你们好辛苦”。

为了忘却的回忆

大寨村的耕地稀少,每人平均还不到1亩。连任两届村长的岑朝阳告诉本刊记者,“村子的人均收入一年是500元左右,大部分收入依靠的是年轻人外出打工挣钱寄回家”。中坚力量的年轻人现在悉数回到了这里,岑朝阳说,“我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当天包车从浙江往回走”。大寨村毁灭的两个组是永窝和新寨,作为典型的留守村庄,死亡名单上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只有两三个年轻人是过路的”。李树森姐弟6人都是初中未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我们这个村上大学的很少,高中都少,我自己从1982年就去了深圳打工,90年代我就回来了,因为儿子们长大了,也可以去打工了。”岑朝阳说,这里是中国最坚定的劳动力输出地之一,以“珠三角”为主的外出谋生已经轮替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我记得去年才有两个上大学的,之前很多年里都没有。毕竟上高中太贵了,我们这里教育水平不高”。

现在第二代打工者都把孩子带在身边,希望在外面受到更好的教育,然而大寨村还是有很多儿童被放在家里。“家长条件不允许把孩子带在身边,而且我们这里的人生好多孩子,计划生育根本管不了,到一个地方打工就生了,往往是一个男人出去,回来时带了老婆和一堆孩子”。在这个穷困偏僻的大山里,出外谋生的意义远大于如何生活。岑朝阳说,“年轻人出外都是为了见世面的,因为这里太偏僻了,连电视台都只能收到中央的,收不到本地的,广播根本没信号,所以县里之前也有广播注意泥石流什么的,我们根本就收不到”。安顺市到关岭县的道路交通条件都不错,但是进山后则是无穷的峻岭连绵,大寨村通公路也就是两年前的事,此前人要出门,必须翻山越岭到邻近的简庄村去坐车,如果要去所在的岗乌镇上,腿脚最快的人也需要走3个小时。

大部分留守儿童只好选择在简庄小学读书,“一直说给大寨修学校,不知道为什么却没修起来”。现在修好了路,孩子上学也得走半小时左右。一到雨季道路淹没就不去上学了,灾害当天是周一,但因为雨势太大,孩子们都被困在家中无法上学。“下雨那几天,房子里都积着水和泥,我们刚修了一个人畜吃水的井两个月,井盖就被泥巴盖了一米深。”岑朝阳说,大寨村最害怕雨季,“我们这水多,前半年贵州大旱,我们都没有断水。可是雨季就不行了,房子里都是膝盖深的水,每年这样也习惯了”。井可以蓄下山中的泉水,每家就有了自来水使用。村民们保持着传统习惯,有钱就在家乡盖房子。“房子毁了,我的几万元积蓄塞在袜子里放在家里的床下。”王丽娥觉得找回来的希望也渺茫。

“我们这里就是父亲先去打工,老了让儿子去打工。”王明珍的丈夫张振顺今年38岁,他小学毕业就去了广东,现在还在建筑工地上干零活,“一个月1000元左右,攒下钱让孩子在县城里上学,可是他们好像也不爱学习”。作为家中完全没有受损的仅有的人家,张振顺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谈起自己还能见到妻子、孩子和父母,他就泪眼汪汪,反倒是所有大寨村人里唯一能哭出来的。他告诉本刊记者:“我还没有敢告诉两个孩子,村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回来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做,年轻人都回来了,都给我打电话,有些跑腿的事情我可以帮忙做,他们没有这个心情。”“塌下来的这座山叫大岭岗,对面是小岭岗,稍微矮一点,被填满的河叫大沟,河水很深,下雨就水流很急,船也过不了了。原来我们的村子就夹在两座山中间,顺着村子流的就是大沟。”他说。

一个水电站和两个村庄

背对滑坡现场而立,会发现完全相反的面貌,大寨村面对的称得上是美景。平静的湖面里露出青山,2007年竣工的光照电厂,改变了大寨村的地理环境。这个水电站主要承担着蓄水任务,为关岭县正在修建的另外两座水电站供水,大面积的高峡变为平湖。开车沿山路而行顺湖开了十几分钟,到尽头就是大寨村。那条已经难以深掘的“大沟”就是水库的上游支流。水电作为关岭县的支柱税收产业,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所输出的电力走向广东、广西等省份。大寨村人最切身的利益就是,通到山脚下自家门口的公路,终于在电厂竣工一年后修好了。

“2004年规划开始,附近村里的人就一直特别高兴。”岑朝阳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水电站修建动用了很多我们这里的劳力,我自己也去干活,每天的工资是60块到100多块不等,即使在南方打工,收入也不过如此,我们当然愿意在家门口工作了。现在还有少数干得好的就留在电站工作了。”水电站牵扯到土地的村庄就是大寨和坝湾。坝湾村民现在也大多被集中在安置点。“我们村比大寨强,因为水电站占我们村的土地比较多,每亩旱地的补偿款是1.38万元,每亩耕地是1.9999万元,这个数字算是邻近比较高的了。我们非常愿意卖给他们,靠土地能赚什么钱?我们村70%的自留地都淹没了。”坝湾村民邓越如告诉本刊记者,有些村民依靠土地补偿金在关岭县城买了房子,就成了村民们艳羡的对象,“可是别看电厂的水库那么大,真正大面积用的还是我们这些荒山。这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地方”。

大寨村因为被占地较少,得到的补偿款不多,不过能打打零工,得到一条公路,他们还是很满足。何况每个月,被淹没田地的村民每人可以拿到50元补助金。水电站修建得非常气派,目前救灾指挥部和有700余人的灾民安置点就在电站里。灾难发生后,大寨村村民们对电站有些怀疑。在很多年轻的外出打工者口中曾有说法:“自从电站建好,家里就时常出现摇晃,门窗都动,也就一秒。”问居住当地的老人们,则得不到这样的答案。

赔偿款以外,电站和村庄不再有交集。去年开始,电站围出一个宽广的鱼塘放养鱼类维持生态环境,来钓鱼的城里人很多。“鱼塘是有围墙的。”曾经想赚钱的村民们,看到那并不算高的围墙还是打消了念头。目前灾民们住在电站里,电站导致灾害的原因已经被专家排除了。到灾害发生第六天,小范围天气预报显示,强降雨将在24小时内再次到来。根据航测得出的图像上,塌方山体更高处已经出现了狭长纵深的裂缝,很有可能再次塌方,山路上,大型挖掘机已经逐渐离开了那座巨大滑坡体。“终末防疫就要开始了,然后和北川一样封城3个月。”卫生局专家说。路两旁,站着依然等待的大寨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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