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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一个环保组织的资金账本

2010-07-19 13:24 作者:李伟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也许是目前中国最不缺钱的NGO组织,它的会员都是最会赚钱的人。而现在,它开始探索几年后的募资问题。

6月5日,王石在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举办的“ISEEU”慈善拍卖现场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也许是目前中国最不缺钱的NGO组织,它的会员都是最会赚钱的人。而现在,它开始探索几年后的募资问题。

两个晚上2000万元

100万,王石举起了牌子。

经过主持人最后3次询价后,他以这个价格拍下了画家管勇的作品——《宁静的红》。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的心情放松下来了,一个多小时前他在台上宣布拍卖的目标与要求:筹资要达到500万元,并且不许有一件作品流拍。至少,这一件画作就已经完成了任务的1/5。

6月5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即SEE基金会,以下简称“SEE”)成立刚满6周年。这个以企业家为主要会员的NGO组织,期望以一场艺术品公益拍卖活动来纪念6岁生日,并且探索未来的筹资模式。

2009年底,SEE执行理事会换届。陈东升当选执行理事,并成为财务委员会主席。组织交给他一个任务,要在2010年为协会募资500万元。对于一位年管理资金超过1400亿元的企业家,500万元似乎并非挑战。但生意与公益则是两码事。

陈东升也是嘉德拍卖行的创始人,他决定利用艺术品拍卖的资源和渠道,在6周年纪念日组织一次公益拍卖,一次性解决500万元的问题。于是嘉德拍卖联系了30余位有市场影响力的青年艺术家,包括尹朝阳、管勇、向京、瞿广慈、崔岫闻等,由他们捐出作品。而协会内的企业家则成为“现金牛”。

艺术家们的作品,加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捐赠的从珠峰上背下的氧气瓶,会长韩家寰、陈东升捐赠的艺术品,一共39件拍品,在6月5日的一个晚上全部拍出,总共筹资547万元。其中管勇的油画拍价最高,达到了100万元。而刚从珠峰捡垃圾回来的王石也成为当晚最大的买家,他一共花了175万元将7件作品收入囊中。其次是操办人陈东升,拍得8件作品共计104万元。作为当晚的拍卖助手,冯仑购得5件作品,花费58万元。

此前,4月26日,SEE就曾与《时尚芭莎》、中华救助基金会合作,组织了一次以明星为主的拍卖会,一晚共筹得资金1400多万元。其中一幅油画卖到了1000万元。这样算下来,两个晚上一共收获了2000万元的公益资金。

事实上,困扰很多NGO的经费问题,对SEE来说并不存在,至少目前并不存在。这家NGO的成员都是国内著名的企业,拥有强大的资源和能量,他们是中国最会赚钱的人。“我们这个组织目前不存在缺钱的问题。这间办公室是万科免费捐赠给我们使用的,如果按照这个位置的租金应该是80万元一年,这还不算会费。会员每年捐10万元作为会费,保持他的会员资格。此外他们还会额外进行捐赠。”SEE专家委员会主席杨鹏对本刊记者说。

按照SEE章程,每名会员每年缴纳10万元的会费,连续缴纳10年,即成为终身会员,则无须再缴纳会费。而在这10年期间,只要会费到期还没有交上,则失去会员资格。截至2004年6月4日,协会成立时有55名企业家每人缴纳了10万元,4天之后其余人的汇款到账,总共第一批会员有79人。

到现在SEE共有134名会员,以此计算每年可得会费1340万元。除了会费外,企业也会在SEE内部设立专项基金,在其感兴趣的领域内开展公益活动。比如可口可乐公司就在SEE内部设立了40万元的专项基金,致力于保护生态文化。如有突发事件,协会就会临时召开会议组织捐赠。汶川地震后,SEE就临时联合其他几家机构紧急募捐了1000多万元。但在协会的资金来源中,会费始终是最主要的渠道,也是最稳定的收入。

而按照章程约定,会员只需缴纳10年会费。现在SEE的第一批会员已有6年会龄,4年后将有一大半会员成为终生会员,他们无须再缴费。在这种情况下,未雨绸缪,SEE开始考虑未来的资金来源问题。

“如果现在不做这个工作,会员到期后,又要重新开会,研究是否要继续缴费。但当初的规矩不能变,要执行下去,也要进行探索。”杨鹏说。

陈东升成为财务委员会主席后,就开始承担起探索筹资模式的任务。于是就有了今年两次拍卖活动。

“以前我们会在项目执行中通过资金配套的方式调动社会资源的投入,比如我们在某个项目上投入一笔资金,政府和企业也要在其上配套相同数量的资金。”杨鹏说,“但是直接把钱放在协会由我们直接使用,这还是第一次。”

钱怎么用

对于不缺钱的SEE来说,怎么用钱反倒成了一个需要推敲良久的问题。

2004年6月26日,SEE成立后举行第一次执行理事会和监事会联席会议,就确定了资金的使用办法,即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

最初秘书处提出了财务分权制的方案,即会长、理事会、秘书长有不同的资金审批权限,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使用资金。但这个方案随即被会员们否决了。这些企业家会员都是制度爱好者,他们期望以平权模式来构架协会组织,“看看平等的主体联合起来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按照权力大小决定资金使用的方案自然被放弃。

于是“预算管理制”被提上会议讨论。所谓预算管理制,就是秘书处提出财务预算和规划,执行理事会讨论批准后,从会长到秘书长都只能在这个框架内执行,每一分钱都是由预算所规定。领导者没有突破预算的权力,在确定预算后,就成为一个执行者和服务者。

“预算管理制是法制思想在公共事务中的核心表现,极大减少了领导人的自由裁量权,因为预算的批准流程是一个公开辩论的过程。”杨鹏说,在他们这里,即使理事会也只有上下浮动20%的自由裁量权。

这个方案说起来清晰,但执行起来却颇费周折。在讨论第一次预算方案时,全体理事成员都参与了决策,结果效率非常低。“每个人提出一个问题,都需要反复解释,花掉了大量时间,现场乱成一片。”杨鹏说,“后改为预算方案由执行理事会批准,这个问题相当于,公司重大决策,是由董事会批准还是由股东大会批准。”

预算编制的审批程序如何做到既高效又民主,是协会最初几年的困惑。而协会成员都很忙,不可能总聚在一起开会讨论。事实上,前两版的协会章程都没有独立讲清楚财务预算的确定程序。直到第三版章程推出时,才设定了专门一章,明确了“全面预算管理制”的详细操作方法。

每年的10月份,协会召开会员大会。此后就开始第二年的预算编制工作,秘书长提出方案前要经过各执行部门的讨论与提议,形成草案后提交“项目专门委员会”或“财务专门委员会”预审,通过预审后秘书处还要向全体理事征求意见,最后形成正式报告,由执行理事会进行审批。方案的形成,要兼顾“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渠道。

一般每年的12月底到次年1月初,年度预算的审批工作就要完成。“审批不通过,我们协会的各执行部门就没有事情做。”杨鹏说。

在协会运作中,对于程序本身的尊重远远超越了资源的实际价值。招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是第一任监事长。他在一次做报告中提出财务不规范的问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协会用1.6万元现金买了一台电脑,而不是用支票。马蔚华后来自嘲,他在招商银行管理上千亿元的资金,1亿元以下的项目审批都无须过问,却偏偏到这里去挑1.6万元的刺儿。

“就像布隆伯格参选纽约市长一样,他认为城市管理混乱,而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选择只与责任有关,而与利益无关。”杨鹏说。
随着SEE的不断发展,项目逐渐展开,每年的费用支出也由几百万元增长到了上千万元。今年的预算超过了2300万元。其中约40%的经费用于在阿拉善的荒漠化防治,另外约40%资助其他环保NGO组织,最后约20%用于推动会员企业的环保活动。SEE目前已经援助了100多个其他NGO组织开展项目,凡是涉及8万元以上的,都要由资助拨款委员会进行严格面试,这个委员会由七八位企业家组成。

在SEE的带动下,各个会员企业也在其领域内开展了各种环保行动。万科已经不再提供毛坯类住房,只生产精装修产品,因为后者要比前者减少2/3的装修垃圾污染。马蔚华在招商银行尝试开展绿色金融,不再向高污染企业提供贷款。

“也许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作用才是最大的。”杨鹏说,“每个企业都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有强大的动员力。而他们参与SEE,则影响了他们的意识,环境意识和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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