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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唱凯决堤:与水患共生存

2010-07-19 13:25 作者:吴琪 吴丽玮 2010年第27期
其实所谓高地,也不过是海拔高出一两米的地方,唱凯堤所处的赣抚平原地带是江西著名的粮仓,属于冲积平原,水系纵横,平坦无山。抚州市水利局前总工程师龚水保向本刊记者形容某些地段:“四周的堤坝形成了一个闷罐子,一旦某地决口,水立即往里头灌,无处可躲。”于是眼看着大水到来,村子里的战斗几乎是自发性地开始了。

6月21日,江西省鹰潭市被暴雨淹没的街道

“往唱凯堤上投入10个亿,把堤身全部换成混凝土,这样够不够?”面对记者们的追问,江西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副院长季晓声笑着直摇头:“10个亿也不够,更不现实。在水边生活的人筑堤往往就地取材,老堤的历史恐怕从千百年前人们在水边生活就开始了。”与局外人想象的不同,守着堤坝生存的村庄和人们,既没有想过搬迁,也没有太多抱怨,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赣抚平原的根基,感情深厚。即使是50年一遇的洪水袭来,与水相伴的人们表现出来的镇静和秩序,让人尊敬。

决堤前兆

溃堤前表现出的先兆,灵山何家村的人都看在眼里。

今年的主汛期来得早,而且急。罗湖镇烟墩村书记陈全昌向本刊记者回忆,端午节后的第三天乡里有庙会,早上7点开始下起了雨。待到10点钟,暴雨突然像被人拿着鞭子往身上抽,睁眼看不清面前的人,赶庙会的人出了门,却回不去了。很快,村干部接到电话到乡里去开会,从抚州市层层下达的防汛任务就这样开始了。这天是6月19日,农历五月初八,接下来雨就没怎么停过,时而淅淅沥沥,时而暴雨倾盆。

看来今年的雨与往年不同,唱凯堤边的人几乎都能凭经验观察水情。江西抚河是省内的第二大河,位于鄱阳湖流域的中东部,而唱凯堤又是抚河流域保护农田和人口最多的一条堤,保护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保护人口14万多。唱凯堤在抚州市区北面十几公里,算是抚州的近郊区。对于唱凯镇和旁边罗针镇的人来说,往年水位也就涨到离坝顶1米的样子,6月19日和20日的暴雨,眼看着水位涨到了离坝顶不足半米的地方,村民在水里插着树枝,发现水每小时就能涨1尺。镇上的宣传车已经开始四处广播,劝村民们去投亲访友,住到安全的高地,家里值钱的电器家具,往二楼三楼上搬。

其实所谓高地,也不过是海拔高出一两米的地方,唱凯堤所处的赣抚平原地带是江西著名的粮仓,属于冲积平原,水系纵横,平坦无山。抚州市水利局前总工程师龚水保向本刊记者形容某些地段:“四周的堤坝形成了一个闷罐子,一旦某地决口,水立即往里头灌,无处可躲。”于是眼看着大水到来,村子里的战斗几乎是自发性地开始了。

6月20日夜里,村民们在村干部的督促下,带着值钱的牲口、电动摩托车搬到了村前的大堤上,大堤有10米宽,仅是唱凯堤段就绵延81公里之长,不少人就在坝上过了夜。“这水就像淹到了人的嗓子眼,我们都知道大坝挡不住了,肯定要决堤的,就是不知道哪段会溃口。”水边长大的人们并不惊慌,他们从小就听村里老人说:“大坝靠得住,不会全部倒的。决口也就那么几十米,上游决了就往下边跑,下边决口就往上边跑,人警醒点,死不了。”村民们对水摸得很透:“有时候感觉水面中间比两边高,水就涨得快。水面起泡沫,那说明水在退呢。”

要说抚河大坝哪段最险,村民们扳着指头也数不完。大坝最初的历史,老人们说不清,“要种田活口,有人在这儿住就有坝了”。洪水时常来袭,修坝也就成了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任务,把河床里的淤泥挖出来,大家肩挑手提,让大坝填得更高更宽。如今唱凯堤的高度从十几米到二三十米不等,一个个村庄依靠着大坝形成了在抚河边蜿蜒的平行线,历史上并没有那么一个具体的大坝选址人,新坝修在老坝上,大坝是村民生存史的一个无声记录本。枯水的时节,人们试探性地往坝内滩涂上多走走,争取多占点地;水来了,又冲刷着人留下的痕迹,生活得从头再来。

唱凯堤灵山张家村和何家村,知道自己的境况更为凶险。上游干港和抚河两条河流在肖公渡汇集到一起,河的西面是抚州市区,东边则是乡下的民房。大坝基本上是南北方向,到了张家和何家村所处的堤段,却转了一个90度的弯,然后再奔北而去。也就是说,大坝表现出“竖横竖”的形状,这横着的一小段只有五六百米的样子,恰好就在张家村和何家村附近。上游汇集的两股河流,与横着的小段堤坝直接冲顶,堤坝受力巨大。从福州到银川的福银高速在坝上五六米高处穿过,村民们说,当时主持修建高速的江西省交通厅副厅长就是这里罗针镇的人,他知道此处洪水泛滥的危险,高速路特地架高了几米。

6月21日反而没怎么下雨,上午太阳似乎在云里头伸了伸脑袋,天有些闷。经过两三天暴雨后,村民们可以透口气。水位开始退了,不再盯着大坝顶端,往下泄了20厘米。何家村从6月18日开始,全村1657人抽出了50个青壮年,组成5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100米长的堤坝。村里人把“管涌”叫做“泡泉”,根据他们的经验,泡泉一般出现在离大堤100米的宽度内,所以每个小组实际上负责靠近堤坝1万平方米内的面积,细细地找泡泉。“我们干部说了,要像找一根针那样去找泡泉,地毯式搜索。”村民何高福家130年历史的老屋子在坝边20多米的地方,成了他们这个小组的聚集地,10个人仔细地在地上寻摸,看哪个地方土质松软,有水溢出,“孔小的地方扔点卵石就能堵住,大的地方得用编织袋层层堵住边,成袋成袋地往洞里倒卵石。泡泉边松软的地方最危险,得找到硬的土质打个箍,箍内地方都得堵”。没人敢轻视泡泉,一旦堵不好,大水就一股劲儿往这个洞里涌,溃堤很可能发生。往年的泡泉位置大家都记在心里,严密防守,发现新的也不敢怠慢。“有村民看着泡泉不好堵,把家里的棉絮拿来往里塞,这守护家园的事,没人敢马虎。”

晚上是查找泡泉的关键时候,打着手电筒找,何家村50个值班的人都不敢睡觉。白天村里人醒着,感觉危险没那么大。不过6月21日这天,守堤的村民发现坝边土质异常松软,原本汽车也能开过的地方,人一踩进去,泥土没到了膝盖。就在当天18点左右,一场水和人的正面交锋不期而遇。

傍晚的溃口

危险果然发生在了横向的小段堤坝上,也有不熟悉情况的村民,将自家最值钱的挖土机、收割机和农用车开到了这段大坝上。大坝突然被冲开一个口,男人急着想跳上农用车,被女人死死往回拉,车转眼就被冲进了急流。

官洲村的老张眼见红黄色的水浪掀起三四米高,向农田内冲进来,骑着摩托冲到了2公里外的村里。“我边骑边叫,水来了,水来了,快走,快走!”何家村在这一段算是地势较高的,高出周围村子2米,村支书何子龙早就做好了应急准备。他选了村里几个人负责敲锣。“我找的多是年纪偏大的人,水来了不会慌,靠得住。”25岁的何浩异常机灵,听见有人喊叫,想起了堤边砖红色的老祠堂里有一面锣,拼命敲起了锣。在离大坝二三十米的地方,有一条几公里长的灌溉沟渠,高出农田3米,这时候也成了大家逃命时的依托。“我往那儿一看,渠里的水原来是往西流的,大堤倒了之后,水向东倒灌,浪像踩着轮子一样,一轮轮卷过来。扶老携少的人往相反的方向跑。”

何家村44岁的何子牙说,即便村支书没有说让大家头一晚在堤垱上过夜,也不会有人先行离开。“你要是走了,村里人会讨厌你,觉得你没有责任感。”听到溃堤的警报锣声后,何子牙从自己守护的大堤下面直接往大堤上跑,他18岁的儿子当时也在守泡泉,他妻子在南昌一家饭店当服务员,也不在家。何子牙说,“以前我都不让她去,今年猪价实在不好我才同意的。她每个月大概能赚1600元”。但是因为没人在家,“家里的冰箱、彩电全都淹了”。问他为什么当时不回家去抢救东西,何子牙告诉本刊记者,他想都没想,“村支书之前给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说过,洪水一来,什么东西都不要管,什么都不要带。别人都忙着扶老人和小孩上堤,我这个时候回去会被村民笑话”。从6月19日开始,他就一直守在堤垱上,没再回过家,连饭都是在堤垱边吃的。

等全村人差不多都跑上了大堤之后,何子牙告诉本刊记者,他看到洪水汹涌而至,“一浪接着一浪,速度比平时小步走还要快,要是老年人,肯定还走不过它。浪溅到墙上,‘嗵’的一声,能溅起1米多高的水花”。

村庄在大坝的东侧,村子最近的房屋就挨着大坝一二十米,向东侧延展开来。遇到危险时,高大宽厚的大坝,是村民心里的一根救命线,人们从村里窄窄的路上钻出来,往大坝上涌。好在决口最近的地方是大片农田,等水淹到房屋,没有太大的冲力,走势也慢了很多,大多数的房屋被淹没到一层的窗子顶。

当6月23日我们坐大巴沿着福银高速从南昌进入抚州的地界,两旁由丘陵变成大水漫漫的平原,房屋泡在汪洋中,庄稼早就被淹没得看不见影,树苗露出头。路过的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不断欷歔,对于从小生长于此的老百姓而言,内心难受的情感并非外人能够理解。

好在几万人的撤离有条不紊。何家村的人早就听过支书何子龙的安排:“我跟大家说过,一旦要逃难,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夹在中间,容易踩到他们。很多人骑着电动车往堤上跑,万一抛锚了,我们村干部就准备把车往两边水里掀,车容易把逃生的路堵了。”何子龙和村干部站在大坝边的三岔路口上,“还有很多别村的人走这条路,高峰时候有一两万人,有些小孩和父母挤脱了,我们就赶紧给找到,不然人多了更乱”。何子龙告诉本刊记者,6月22日凌晨,他把每组组长叫来清点人数,“哎哟,我们村有60多个人没有上来”。派人去房子里找了一圈,这次还剩30多人没出来,孤寡老人成为寻找的重点,“最后还缺十来人,我们只好等部队的冲锋舟来帮忙”。

幸运撤退

同属重灾区的罗针镇上的罗针中学,距离福银高速公路罗针收费站只有几百米远。6月21日15点多,就在大坝决堤前的3小时,几个村民来到学校,他们听说大堤会溃堤,要把孩子接回去。罗针中学校长付水泉告诉本刊记者:“我也不好擅自停课,赶紧请示上级,上级同意后,学校决定从22日开始停课两天。”事后付水泉非常庆幸这个决定,他们有了宝贵的时间疏散学生,接下来的撤退一点也不慌张。

当天16点30分,为了保护学生,镇政府把镇上通往各个村的所有公交车全都调到罗针中学门口,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回家。“除了骑自行车的、离家比较近的学生外,其他的学生全都坐上公交车,挨个送回家。”付水泉还派了几路老师在通向每一个村庄的道路上沿途检查,“我担心学生不懂事,在路上玩水,让学校的干部带着班主任骑摩托车去检查,最远的村有10华里,直到看到路上没有学生了老师再回学校”。

当唱凯堤决堤了的消息传来时,付水泉想到学校里还有老师、家属,再加上寄宿学生,一共有300多人,“要先保证这300多人的安全”。他根据1982年此地金溪堤溃堤的经验推算,洪水淹到学校的时间大概还有两三个小时。“家属楼每个单元有20户,二楼以上的,帮对应的一楼转移,先把老人、小孩扶上楼,再帮一楼家把东西搬到楼上去。”

19点开始,福银高速公路和316国道开始紧急封堵,随着夜幕的降临,洪水不断向罗针中学包围过来,“大约是21点半的时候大水来了,水开始是1米,后来慢慢到了2米多”。

本刊记者23日赶到罗针中学,这一天本应是当地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付水泉说:“成绩推后出来,听说阅卷的老师也防洪去了。”付水泉作为罗针中学的一把手,被抽调到乡抢险队担任负责人之一。“22日部队来救人,因为老师熟悉本地的情况,部队的每个冲锋舟上都带着我们的一个老师过去救人。”

溃堤之后的第三天,本刊记者坐上江西武警支队的一艘冲锋舟,跟随3名武警战士一起到灵山张家村参与救援。在一片汪洋中,排列密集的两层或三层小楼已经淹到了一层的顶部,刚刚露出大门所贴对联的横批部分。冲锋舟下水后,先穿过一条被淹水渠的缺口,加足马力后,每前进一两百米,坐在船头的一名战士就要拿着约80厘米的船桨伸进水中测一下水深。很快,武警战士就发现了一名站在自家的一楼楼顶摆手求助的老乡。

在行进途中,冲锋舟的发动机经常会被水中的水草缠住。驾驶冲锋舟的武警战士把发动机从水面上搬起来,两脚掌握住平衡,把身体2/3都探出舟外,才能一点一点把水草清理掉。冲锋舟继续行驶着,远处有一家五口人站在三楼的阳台上招手求救。武警战士在20米远的地方问他们家楼前有没有什么硬物,接着两个战士拿着桨,开始划水接近老乡的家。在确定老乡家二楼顶的电线没电之后,一名武警用一头带钩的铁杆钩在上面,固定船的位置,另两位武警一左一右站在船头保护从三层爬下来的老乡下到船上。他们说,开始没想到水会这么大,听说最近还要下暴雨,水还没有退的迹象,觉得不走不行了。

救援

6月23日本刊记者达到溃口的唱凯堤,救援车辆已经源源不断驶入。大坝路宽大约10米,大雨过后满地泥泞,载重的车辆并不太容易通过。我们从抚州市区到达唱凯堤边,一路拦截救援的军车或是警车,才能进入灾区。坝上沿途都有村民割草查险,抢救出来的耕牛四处转悠,有些村民惦记家里,又从安置点偷偷跑回水中的房子里。

抚州市副市长黄赛荣向本刊记者分析,涉及10万人的大坝决堤没有伤亡,一方面得益于当地老百姓还算富裕,大多住在两三层高的楼房里,防汛意识很强。另一方面,各方的救援非常及时。

江西军区抚州军分区正在抚州的崇仁县、资溪县、广昌县等地和内涝作战,也忙着给绵长的抚河大堤四处堵管涌。洪水凶猛时,地方驻军一直处于抢险救灾的状态。抚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林德明记得,21日18点30分,他们接到唱凯镇武装部部长电话时,当时报告的决口是12米;待到18点45分,抚州市防总通报给军分区,决口变成了20多米,最终这条决口冲到了340米之宽。军分区调来正在附近5个县救灾的550名民兵,带来19艘冲锋舟。“当时省领导听说决口这么大,做出决定,放弃堵口,救人第一。”之所以没有选择堵口,一是这么大的决口很难堵,盲目让人下水,很容易被洪水冲走,决口处堤坝内外水的落差有4米,冲力很大。而且雨一直在下,电也断了,冲锋舟不熟悉水下情况,救援也很难。于是大家连夜开会。“我们心里有个基本判断,当地农村还比较富裕,多住楼房,被困的老百姓在二楼三楼,没什么生命危险。”他们把集结来的人员和冲锋舟编组,“还必须找到当地民兵做向导,村里的人才熟悉水下边的房屋道路,我们又派100人配合冲锋舟,要把老百姓背出来”。

从南昌赶来的武警江西总队22日凌晨2点赶到了决口处,也在为冲锋舟下水寻找办法。一般水深达到70厘米冲锋舟就能下水,但是水深达到1.5米才能真正开动起来,“又怕电线缠住了螺旋桨,也怕水浅翻船”。熟练的冲锋舟手一下子变得紧缺起来,驻闽某集团军也派来冲锋舟手协助。

在一线救援的武警江西总队唱凯抗洪指挥所的郭参谋说,虽然大水淹没的地区生活着10多万村民,但是由于一些人已经投亲访友,一些人绕路跑到了高速公路或大坝上,真正需要救援的人可能不到3万,情况相对乐观。武警江西总队唱凯抗洪指挥所位于靠近村庄的唱凯堤上游,由于中间横向的一段溃口,只能与下游段靠近高速公路的堤坝隔水相望。逃生和救援在上下游两个方向同时展开。

有意思的是,救援部队对村民们的恋家情绪,又恼又同情。“第二天一些村民说,要冲锋舟带他们回去接家里人出来,他们带着米和油,给我们做向导去他们家。可是一到家,他们就不出来了,舍不得房子,又担心守着屋子的老人,干脆都不出来了。”有的年轻人坐上冲锋舟去劝家里老人出来,最后吵上一架,老人就是不离家。田里的水稻正处在灌浆的关键时刻,最怕浸水,原本再过上半个月,田里就该排水晒田,7月中旬开始收割庄稼,“这一下可是颗粒无收了”。

救人部队也在22日赶到了学校。学校外面有一个很高的围墙,冲锋舟只能停在外面。罗镇中学的张文昌老师告诉记者:“学校有个叫黄宽水的老师,爬过围墙,砍了4根6米多长的毛竹,拿回来扎成水排当船用,但每次也只能坐一个人。有些女老师怕水,可以坐在水排上,下面3个男老师推着把她送到围墙上,就可以上冲锋舟了。”这一次抚州大水的救援,抚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林德明告诉我们,光是抚州当地部队就出动了1.8万多人,外地来抚州部队2000多人,武警官兵、外地供电公司等援助的人也非常多。

决口的合龙方案,由江西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提供,武警水电部队负责施工。设计院副院长季晓声告诉我们,临时应急抢险方案采用双向立堵进占,往决口处抛填块石料和黏土料。曾参加过汶川地震堰塞湖处理的武警水电部队,觉得这次抚州堵口的难度并不大。决口指挥部总指挥、武警水电部队副总工程师吴国如告诉本刊记者,工程的难度一个在于修路,大坝的路比较窄,松软的堤坝难以承受大车的压力。另外,随着两边堤坝的合龙,上下游的水位差会将增加施工难度。不过在6月27日晚上,决堤的340米大坝顺利提前合龙了。

大坝边的脆弱与顽强

水利技术专家成了记者们追逐的重点,为何唱凯堤会溃口,是完全的天灾,还是有人为因素?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副院长季晓声承认,1982年出现过决口事故后,大坝的防洪标准由8年一遇提高到了20年一遇。“但是很多地段没有达到20年一遇的标准。”资金不够是最直接的原因。

抚州是个农业大市,早先附近农村除了种水稻,收入来源很少。这也是当地农民做建筑起家的原因之一,按照何家村村民的解释,“建筑是个苦活,没有本钱,靠一双手起家”。于是早先敢闯的人,慢慢把亲戚朋友往城里带,男人在工地上做师傅,女人做小工,村子里开始有了大户,“身价几百万、上千万的老板有七八个吧”。有了一定积蓄后,这五六年村里又流行做瓷器生意,把景德镇的中低档瓷器卖往全国各地,村民说,“我们也没本钱卖高档的,先从中低档做起,至少不用像做建筑那么累”。

时刻与大河相依存的农人们,对土地和大河有着淳朴的热爱,但是个人的偶尔致富,并不能改变村民们原始单一的防汛战术。抚州市水利局前总工程师龚水保告诉本刊记者,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后,国家投入了很多资金防汛,但主要是治理大江大河和各类水库。中小水库也在国家的重点整治范围内,但是像抚河这样的中型河流,资金并不充足。

而另一个防汛困难是,当地村民用来筑堤的,基本取自当地的细砂土。当地没有防水性强的黏土,洪水的冲洗很容易掏空坝堤,所以村民们根据管涌的“清水”和“浑水”来判断险情,一旦看到浑水,说明水把坝中的泥沙淘了出来,大坝比较危险。

不过真正守护着大堤的村庄,却比外人想象的乐观,今年这样大的洪水毕竟几十年一遇,每年的防汛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何家村多数人出去做建筑工,在村里平均每人七分地,全种稻子,一亩地一年下来收入七八百元。而面对洪灾时村里人的责任感,远远超过土地对他们的物质回报。

25岁的何浩穿着宝蓝色的T恤,脖子上精心挂着一块玉,干净白皙,跟城里青年没有两样。虽然连夜守在堤上好几天没合眼,他看上去还是与身边父辈明显不同。这种不同,何浩自己描述为“思维不同”,“父辈总是说出去少惹事,多挣钱,别乱花。那多没劲,我在城里虽然是打工的,我也和朋友泡酒吧”。何浩这样1985年出生的农村孩子,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他自豪于自己什么农活都会干,“‘90后’的农村孩子好多不会干农活了”。何浩出去得早,在城市里干过建筑工,卖过楼,搞过推销,他说:“我走在大街上,就是一个城里人,换套衣服回到家里,就是一农村孩子。”何浩15岁跟着表哥去南昌打工,表哥是个包工头,“刚开始出去很高兴,读书不好玩,出去能挣钱”。何浩在工地上泥瓦匠、木匠、水电工的活计都干过。开始一天下来才一二十元的收入,现在工匠的行情可不一样,一天下来至少能赚120元。“城市生活也不错,但是光靠卖楼促销什么的赚钱,活得还没有我这样滋润。做建筑很自由,钱也不少赚,村子里生活不差,十天半个月我就回来转转。”农村的家里也能宽带上网,“我们都不流行聊天了,玩玩网游,我喜欢看新闻,听听音乐”。

何浩熟知村子里所有的历史掌故和人情世故,农村互为缠绕的人情网并没有成为这个洒脱年轻人的负担,他把自己认作村子里重要的一员,守堤这样的累活抢着上。生活在何家村让他挺自豪:“我们村支书以前蹲过大牢,后来是浪子回头的典型。你看他多有威信,能压得住人,没有不服他的。在农村里,村支书关系到一个村子的尊严问题,村支书能干,我们脸上都有光。”

39岁的何子龙就是何浩口中“很有面子”的村支书。我们几番联系,终于在大坝帐篷里见到他时,留着平头的何子龙双眼通红,嗓子嘶哑,他这四五天来终于瞅着个空歇歇,眼睛圆瞪着,愣愣地坐在地上。从6月20日情况危急开始,何子龙就没有睡过觉。组织撤退,清点人数,帮助救援,发放物资,还有向一拨拨的领导汇报。解放军的冲锋舟刚来时,发现村里的灌溉沟渠堵住了路,必须挖开一个口才能进入。何子龙跳到了水里,找了一个地势稍高的地方,拿铁锨铲在水里铲了几小时,才铲出一个5米多宽的缺口,冲锋舟冲进缺口展开了救援。“头两天我特别心急,怕孤寡老人在里边出事,跟着解放军一起背人出来,不知道背了多少人,只知道背了很久很久。我老婆看见我这样,也不肯撤离,跟着我在村里救人。”何子龙是村里的致富能人,承包了唱凯大桥一公里的修建工程,家里还有一个400多头猪的养猪场。听村民说,他的财产基本都被大水冲没了,他没来得及回家看一眼。我们问起他,何子龙忽然红了眼圈:“这就是我犹豫着不想见你们的原因,这些我不敢想,不敢想,别说了。”今年参加考高的儿子,成绩在6月23日出来,“我还没来得及打电话问他”。

作为农业大市的抚州,正打算投入250亿元资金把自己打造成“市区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抚州工业基础弱,对外交通不算发达,教育几乎是他们最值得骄傲的产业。由于抚州的好几所高中考上北大、清华升学率全国闻名,外地学生来读中学,反而成了带动当地消费的一个产业。抚州当地想留住考进北京名校的学生,并不容易。

在去村子里采访的途中我们遇到了当地人周晶。在抚州市区当会计的周晶毕业于罗针中学,初中毕业后他考入重点高中临川一中,2000年在南昌读完本科后到深圳工作。“在那边待了大概三四年,跟这边比,挣得也没多多少,但深圳房子多贵啊,买不起。转了一圈还是回来了。”周晶在抚州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在当地不错的收入,5年前就买了房子,“当时每平方米1000多元,我的房子140多平方米才十来万元”。周晶的家乡在罗针镇许度村,发大水之后,他已经回老家看过两次,“家里养的200头猪死了大半,损失惨重”。许度村是罗针镇里距离镇上最远的一个村,6月23日,救援队伍才赶到村里。在此之前,村民都是靠家里的小船进行自救。“很多老年人都不愿意出来,一方面是不想离开家,另一方面,他们没接触过外面,很恐惧:不认识路,出去了以后在哪吃啊,在哪住啊,到时候怎么回来啊。”除非是像周晶这样已经在城市立住脚跟,那些在城市做建筑工人的农村年轻人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去。看着街上招展的抗灾标语、来往穿梭的各地记者,周晶既觉欣慰,又感到担心:“我就怕洪水一退,又没人关心抚州了。大水过后的安置工作还很多,大堤如果不修,还是很脆弱,今年的故事不知道哪年会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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