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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17年:苍凉的自首

2010-06-07 14:11 作者:王鸿谅 2010年第21期
抛开文明和教化,回到最原生态的生存本能,逃犯张永金身上所有的不合常理,或许就都有了答案。这场越狱17年后的自首,不是传奇,只是现实的苍凉。

抛开文明和教化,回到最原生态的生存本能,逃犯张永金身上所有的不合常理,或许就都有了答案。这场越狱17年后的自首,不是传奇,只是现实的苍凉。

自首

“五一”前两天,4月29日上午,58岁的张永金在儿女陪同下,回到河南省周口监狱自首。20年前他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可他在服刑3年后越狱,逃亡17年。时间跨度实在太长了,监狱方面的管理人员早就更换了好几拨,没人认得出他的模样,监狱电脑上的电子化信息里也没有他的记录。狱侦科副科长聂海旺调出了最原始的纸质档案,仔细对比当年的照片,这才初步确定了他的身份:“是张永金,他的嘴形有明显特征,虽然过了20年,他也老了很多,但这个特征没有变。”

张永金的自首,其实有过一些铺垫。聂海旺告诉本刊记者:“大约3月份左右,我在办公室接到过两次电话,都是询问越狱犯自首的问题。打电话的人只说自己是中间人,帮别人咨询,也没说逃犯具体是谁,只是想知道,如果自首可不可以从轻处罚。”接到电话后,聂海旺马上向领导汇报了情况,第二次电话再打来,他就转达了领导的意见,“只要自首,就可以酌情考虑”。

陪张永金来的是他的大女儿和二儿子,聂海胜说,在办理重新收监手续的路上,他曾半开玩笑地问过他们:“都过了这么多年,你们的爹年纪也这么大了,为啥现在要把他送回来?”得到的答案跟社会压力和家庭现实有关。“他们说,自从张永金越狱后,派出所的人经常上门去问情况,村里都知道他们家出了个逃犯,风言风语多年也没平息。五兄妹里还有两个弟弟至今未婚,谈对象都被别人嫌弃。张永金自己这么多年也是有家不敢回,他年纪都这么大了,总不能还东躲西藏,只有自首把刑服完,一家人才能安心过日子。”聂海胜愿意相信他们的说法,“姐弟俩看起来都是老实人,说话也很实在”。

至于张永金自己,则是一副“半呆不傻”的木讷模样,聂海旺说:“他好像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问他出去多少年,他说不知道;当年的管教干部是谁,他说不记得;这么多年在外面干啥,他只说打工,捡过破烂下过煤矿,细节就说不清楚了。”为了了解详细情况,周口监狱办公室的邹志远找张永金谈了一上午,只得到了一个“为了挣钱养家越狱”的模糊故事。“最后还是有很多疑问。”邹志远解释,“跟他谈话太费劲了,他说话有一句没一句的,很多东西都说不清楚。”

5月13日和14日上午,本刊记者两次进入周口监狱采访,见到张永金后,也就理解了邹志远的苦恼。采访被安排在分监区的办公室,张永金在管教干部带领下到来,脚步一顿一顿地拖着,拎着蓝色的塑料小板凳低着头在门口喊了声“报告”,得到指示后才走进来,放下板凳,坐下,两手规矩地放在两膝上,依旧低着头。偶尔抬眼扫一眼房间里的状况,一旦接触到别人的目光,马上游离闪避。他担心着自己的劳动进度,说“大家都在劳动,耽误了时间不好”。但他又态度谦卑地表示,“问什么我都配合,我好好改造”。可谈话一旦开始,除了沉默和答非所问外,就只剩下“不记得了”和一堆凌乱的、没有佐证的记忆碎片。

他连自己的确切年龄也搞不清楚,因为他只知道自己“是属大龙的”,但不知道是哪一年。他对孩子们的记忆也差不多,5个子女里,他只记得3个儿子大概都属什么。至于越狱和逃亡,自然也不会有清晰的时间轴线。唯一的细节是对逃亡后躲在禹州小煤窑打工的回忆。17年的漫长岁月,在他这里就浓缩成了无比简单的几个词,“捡破烂,下煤矿,不敢回家”。唯独对于为什么要自首,他一改口齿不清的含糊,声音明确而坚决:“是我自己要回来的,我做错了,怎么处理我都认,我要把该坐的牢坐完,好好改造。”面对这种实在难以取得进展的谈话,邹志远对本刊记者忍不住感叹:“你要说他很明白,可很多事情他又像是真糊涂;可你要说他傻,他又不是的。很难分清楚什么是他真的不记得了,什么是他不想说。”

歧途

当年的罪行,绝对属于张永金不想说的话题。他能够清楚说出自己的罪名是“强奸罪”,但接下来就是长时间的沉默,更深地低头。“这些都不说了,有啥好说的,我做错了。”长长地叹了几口气,他喃喃自语,“我也恨自己,想起来我也哭过,也打过自己,怎么能不恨呢,是做错了啊。”

张永金是在老婆陈桂枝怀着第五个孩子的时候出事的。1990年8月12日下午,他在四下无人的野地里,对一名过路的外村女子施暴。这件事情,他老家商丘柘城县胡襄镇王新庄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就在那片坡地里。”当过多年大队会计的侯茂同向本刊记者指了指远处的某个方向,“谁也没想到张永金会犯这种事,他打小就有点傻,一天学也没上过,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讲话天一句地一句,一跟人说话就瞪眼,但人不坏。”5月14日中午,本刊记者刚进村子,就遇到在屋檐下晒太阳闲聊的侯茂同热心带路,他比张永金大一岁,说是“1969年南阳发大水的时候,两个人还一起去亳州要过饭”。

“张家弟兄6个,张永金最小,他们的爹死得早,1960年就走了,全靠他大哥张永明撑起这个家。”侯茂同一路感叹,“张家太穷了,没有姑娘愿意嫁到他们家,只有张永金一个人娶上了媳妇,其他5个都是五保户。他二哥快70岁了还要在工地上帮人打工,三哥有羊角风,四哥去年死了,大哥今年70岁,一身的病,前两天刚刚到柘城住院去了,现在只有陈桂枝在家。”

陈桂枝和侯茂同一样,嗓门高亢,讲话直来直去。她把4岁的小孙子张广州抱在身上,说起张永金就有点上火:“我也是王新庄的,当年媒人来说和,我知道张家很穷,就是觉得他跟我年纪差不多,比我大两三岁,应该能在一起过日子,就嫁过来了。可自打结婚,就跟他成天生气吵架。”她完全不避讳侯茂同也在屋子里,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家里地全靠大哥和三哥来种,他什么农活也不会,连个饭也不会煮,就是个憨货,人都被他气死”。

虽然磕磕碰碰,但陈桂枝还是跟张永金过了下去。他们1980年结婚,1982年有了第一个儿子,然后接连生了下去,一共5个,3子2女。就算从第二胎开始因为超生被罚钱,但他们还是照生不误,理由在陈桂枝这里很简单:“他们兄弟6个,只有他结婚了,以后家里这么多老人,不多生几个孩子怎么办?”在王新庄村,超生简直太正常了,这个闭塞而贫瘠的地方,距离县城近20公里,人丁兴旺是村民们唯一可以企盼的资源。

张永金被判了7年徒刑,刑期从1990年8月13日到1997年8月12日。这对陈桂枝来说,实在是一种耻辱。“谁知道他咋想的啊,那时候我大着肚子,怀着老五已经8个月了,他妈妈重病躺在床上,人都快不行了。”陈桂枝当然很气,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没少跟他说气话,跟他说日子没法过了,要离婚”。但那些只是气话,陈桂枝并没有真的想走,她说:“5个孩子在这里,我是当妈的,怎么可能舍得下?”她劝说自己的另一个理由是“认命”,“这就是我的命,就算离婚再嫁一次,一定会好起来吗?都说不准的”。

可这些张永金似乎并不清楚。他就是一门心思地担心,“我在牢里,老婆要是改嫁,带着孩子走了,那张家就断后了”。他心里这样算了一笔账:“麦子1块多钱1斤,家里就3亩地,孩子们怎么生活?”而在他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赶紧出狱挣钱养家”。怀揣着这样的心思,他在1993年10月16日上午成功脱逃。陈桂枝是在监狱出动警力追捕的时候,才知道丈夫又干了荒唐事,气得说不出话来——“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能做什么?他什么都干不了,只会给家里添乱。”

孤证

张永金的越狱,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逃犯问题其实是周口监狱的历史旧账。这个监狱始建于1952年。“这是河南省最大的农场型监狱,也是省属监狱最后一个关押点高度分散的监狱。”监狱办公室主任张利民告诉本刊记者,“占地面积6.95万亩,与西华、淮阳、扶沟、太康4县14个乡镇104个村穿插接壤,关押点最多时达到38个,关押规模高时曾超过9000人。”

正因为这种地理上的特殊性,早年硬件设施和警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各分监区关押点的犯人脱逃情况时有发生,张永金服刑的四监区刘庄分监区也不例外。改头换面的改变发生在2010年4月10日,经过3年多建设的中心监狱投入使用,“标志着河南监狱关押点高度分散历史的终结”。“如果是现在,张永金根本就没有脱逃的可能。”监狱办公室副主任寇新功如是说。

40岁的张永金成了逃犯,17年里他究竟去过哪些地方,实在扑朔迷离。他说自己下过井,在各方追问下吐出一个地名,“禹州”。为什么会选择禹州?他一会说“跟着人去的”,可要问是谁,回答又变成了,“没有谁,自己去的”。也不知道是记忆的混乱还是刻意回避,张永金的个人叙述斩断了所有的关联和旁证,唯一的例外,是他对于煤矿生活的回忆,这也是唯一一个他能够连贯讲述细节的话题。

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起私人小煤窑巷道的样子,记得要如何判断井下是否安全。“一开始什么都不懂,推车都推不动,也没有人教我,就自己看、自己学。我很注意这些,每次下井,在转弯拐角的地方,都会停下来看打桩支撑的那些木板,看动静、听声音。在矿下就怕木石乱响,那就是‘来劲’了,要出事了。”他说自己经历过好几次矿难,都是因为留心观察,才幸免于难。他说自己还救过一次矿里的安全员梁中华——这是所有谈话中,除了家人,他唯一提到的完整姓名。“他太不留心了,我听到‘来劲’了,就提醒他,硬把他拽了出来,出来后,就塌方了。”他得意中有些失落,“我懂得比安全员还要多,我要是上过学,念过书,肯定干得比他们好,我就是吃亏在这里,一个字都不认得,连数字也不懂,不会算账。”

这个话题让张永金慢慢放松下来,他甚至主动捋起衣袖和裤脚,展示他手上和脚上那些黑色斑点:“都是煤,煤都进到肉里面了。”接着用右手捂着左胸口说,“被煤车撞断了3根肋骨,那个矿道太窄了,煤车滑下来,我根本没有办法躲开,就撞上了”。他把双手举起来往上抬,手掌还没超过头顶就停下,“现在手抬到这里,胸口就会扯着痛,再也没办法下井挖煤了”。

可问到他在矿上打工的收入,张永金似乎完全是糊涂的,“不知道多少钱,工头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怎么算的我不知道,别人拿多少我也不知道”。工棚里的人来来去去,张永金说他没有结交任何朋友,别人拿了工钱之后出去吃饭,他从来不去,“就拿饭票在矿上吃,随便什么,能吃就可以”。他把工钱都攒在身边,“爬到山上,找块大石头搬开,把钱压在下面放好,石头要大,别人搬不开,我有力气,我能搬开”。可这样丢过一次钱,让他很想不通,“也不知道是被谁看见了”。

17年里,张永金说自己只回家两次,他说得含混又小心:“我也不会打电话,也不懂怎么坐车,回去了也不敢住。”陈桂枝就要坦荡许多:“俺实话实说,他确实回来过两次,不能说没回来过,都是晚上偷偷回来,也不敢出门,孩子也不认得他,不愿意叫他。回来俺们就劝他要去自首,可他也不听,过几天就又走了。他肯定是害怕的,过得不安心,要是不怕,怎么会白天不敢出门?”

谜底

父亲入狱和越狱的变故,到底会对5个孩子造成怎样的影响,陈桂枝并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电话里,两个女儿也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只说“已经过去了”。5个孩子里,3个儿子念到初中毕业就陆续去了广州打工,2个女儿,老二念到五年级,而老大跟父亲一样,一天学也没上过。张永金能感受到儿女们的怒气:“回家了女儿都不愿理我,不跟我说话,她们生气,怎么会不生气呢?别人能念书,她们不行,家里没钱,都是我害的。”

自责过之后,张永金又回到自己顽强的逻辑。“我跑出来,就是为了养家,这么多年,家里就是靠着我寄回去的钱,我给大儿子盖了新房子,我大哥都70了,他身体不好,看病也是靠我寄回去的钱。”至于他怎么在不识字的情况下把钱寄回去的,他只简单地说,“我记得地址,把钱给邮局跑信的人,让他们帮忙”。地址他记得很牢,“胡襄镇王新庄村”。

张永金口中的这栋新房,里面实在简陋,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是红色的大门很气派,装了一把普通的防盗锁,开门的时候钥匙要连续拧两次,这对陈桂枝简直成了一个难题,她每次开门都要跟这锁“搏斗”一场,因为她习惯性地只会浅浅地拧上半圈就用力推门,当然推不开。于是再反方向拧半圈,再用力推,钥匙回到原点,当然也推不开,陈桂枝就会开始着急,重复着这左右旋转的动作,再用力去撞门。院子里的两条狗听到动静,叫得就更加欢实。

张永金那些挣钱养家的说法,陈桂枝简直嗤之以鼻。“真是能把人气死,他还是一样胡说八道,天一句地一句,指望他挣钱养家?怎么可能?就说这个房子,花了八九万块,钱是靠孩子们出去打工攒下来的,还有大哥和几个兄弟凑的钱,根本就没有他什么事,他净瞎说。”陈桂枝向本刊记者重重地感叹了一声,“还是实话实说,我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寄钱回家,可每年就那么一两次,这么多年,最多的一次是400多块。怎么可能指望他?他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听到这里侯茂同插了句话,“他还是能养活自己的,小时候他就经常出去讨饭,有一次还差点走丢了,是他大哥给找回来的”。“这个家全靠了大哥了。”陈桂枝也接过了话题,“要是没有大哥,我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怎么可能过下去?”可自打陈桂枝带着孩子跟大哥张永明住到一个屋檐下之后,村里也有了闲言碎语。“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们愿说就说去。”陈桂枝并不动怒,“大哥是个好人,孩子们也都跟他亲,大哥身体这几年就一直不好,拖了好久了,这次要去看病,我又不懂,只能让孩子们陪他,打了个电话,老二就专门从广州请假回来陪他。”

张永明已经住院3天了,可究竟是什么病,在哪家医院,陈桂枝也是糊涂的。担任陪护的老二张志国的手机是异地漫游,没能及时充值,打过去就是“此号码已过期”的提示音,这状况让陈桂枝和女儿们有些不知所措,但她们也并不太担心,“老二会跟家里联系的”。陈桂枝更担心的是张永明报销医药费的事情,“他是走劳保手续的,前天老二回来就是来取那些材料的,也不知道报上了没有,你要是见到他们,帮我问一声”。

张永金当年的一念之差,留给家人无法弥合的伤害。他被抓之后,村里的风言风语就没少过,连隔壁邻居都没少指着陈桂枝的脊梁骨骂,但陈桂枝用自己的方式化解了。“你骂就骂,没关系,你说我是个乌龟,我就是圆的。能怎么样呢?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啊,要把孩子们拉扯大啊。”5个孩子就在这种困境中成长,2个女儿早早出嫁,3个儿子中,老大结了婚又离了婚,陈桂枝觉得,“他那个媳妇,就不是想好好过日子的人,家里姐妹3个,都离婚了”。老大的离婚闹了三四年,去年终于办了手续,继续在广州打工,每个月工资不到2000元。3个孩子放在老家,2女1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是儿子,才4岁,操劳了一辈子的陈桂枝现在也闲不下来。剩下两个儿子的婚事还没有着落,父亲是逃犯的事情,多少还是有影响的,尤其是老二毕业的时候想去参军,陈桂枝说:“各方面条件都过了,可人家跟他说,你爹是逃犯,你要拿2万块钱出来,才能解决问题。”这话听起来就像个骗局,但陈桂枝相信了,“就是家里拿不出钱来,孩子当不成兵”。

清贫农家的日子,总是有无数这样的无奈。可作为父亲的张永金统统都没有参与,他一厢情愿地把越狱看做是肩负起养家职责的方式,可现实中,不过是给家人带来了另一场更不名誉的变故。“一辈子做逃犯,什么时候是个头?家里也不得安宁。”在他第三次回家之后,陈桂枝和张永明就开始反复给他做工作,讲明白这些道理,希望他去自首。“自己安心,家里人也安心。”陈桂枝说,“一开始他都不说话,也不同意,跟他做了四五天工作,他才想通了,同意回去自首。”虽然嘴上骂得厉害,陈桂枝心里还是牵挂的,她在私下里拉住本刊记者的手,语气关切地问:“他在里面还好吧,没受苦吧?”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就有点湿。

算起来,张永金重回监牢已经半个月,他即将因为脱逃罪经历另一场审判,除了以前剩下的4年刑期,等待他的还有脱逃罪名下的新刑期。因为是逃犯的缘故,他暂时被关押在严管队里,可他很看不上眼下的狱友:“他们说我傻,出去了还回来,我说,我跟你们才不一样,我欠的债我还上,我好好改造。他们那些都进来了两三次的,明知道错还要一再犯,也太不应该了,在我看来都该枪毙。”虽然家人给他留下了200元的零花钱,但他的一些相关手续还没办完,还没有犯人的身份卡,无法在监狱里购物。这些天里他只提出过一个要求,“想要一袋洗衣粉,只要洗衣粉,洗头洗澡洗衣服都够了”。

(感谢河南省周口监狱对本次采访的全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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