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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风暴,脆弱的乡村

2010-06-03 10:37 作者:魏一平 2010年第20期
黑夜中,11级大风从南而来,越过重庆上空,一头扎进山坳里。前后不过10分钟,大树折断,房顶掀飞,人被掩埋。5月6日凌晨突袭渝东的强风,至今已造成31人死亡,1人失踪,他们大多是居住在老屋中的老人和孩子。

路旁粗壮的大树被风吹倒

黑夜中,11级大风从南而来,越过重庆上空,一头扎进山坳里。前后不过10分钟,大树折断,房顶掀飞,人被掩埋。5月6日凌晨突袭渝东的强风,至今已造成31人死亡,1人失踪,他们大多是居住在老屋中的老人和孩子。

10分钟大风

大风是在凌晨到达重庆垫江县城上空的。睡梦中,邓建平说他模模糊糊感觉自己飘起来了。“电视新闻看多了,还以为是大地震来了呢。”躺在中医院的骨科病床上,回忆起这一幕他自嘲地笑了。因为颈椎骨折,固定在床头的脖子动弹不得,“直到重重地摔到地上,才清醒过来,单人床已在两米之外,再抬头一看,房子飞了”。

这是11级的大风。时速30米/秒,相当于高速路上时速108公里的汽车。

房子其实是一间铁皮制的活动房,因为承包了新县政府前面的广场工程,他一周里要在这里住5天。几公里之外开小卖部的老婆,半夜被咣咣响的窗户惊醒,眼瞅着屋顶的瓦片一张张“像树叶一样”刮上了天。她第一反应当然是冲出门去找丈夫,但“哪里开得了门,人都站不稳”。整个后半夜,只能一遍遍拨打丈夫的手机。可是,“房子都飞了,手机能不飞吗?”

邓建平说他当时慢慢爬到床边,扯下被子裹在身上,趴到地上紧紧抓住床腿。“不过10分钟”,风就小了。后来在广场上,除了仅剩的两张已经扭曲的铁皮,我们果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活动房。旁边一排排三四十厘米粗的大树像是刚刚移植过来,虽然还没有长出树冠,现在全倒了下去。对面一家茶馆老板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天的场景:“听到铁皮房子那里有人喊救命,我刚一出门就被刮了回去,直接砸到前台上。”茶馆门前的几棵树也已经全部被拦腰折断,广告牌不翼而飞。

从南而来的狂风一路向北,很快就到了县城以北20公里的沙坪镇。“我从来没有听过猪能那样叫。”沙坪镇蓝星养猪场的工人黄新云就住在猪舍旁边的一间小屋里,他形容那声音凄厉得“像受惊的骡子一样”。他说他刚刚坐起身,就感到后背像是挨了一记闷锤,回头看,房顶上掉下来一大块水泥砖正巧擦着肩膀砸在枕头上,“我提着短裤就往旁边楼上跑,边跑边喊‘老板娘’,要是没坐起的话命都丢了哟”。

老板娘付贵芝披上衣服开门的时候,猪舍旁住的十几个工人差不多都跑过来了,“有的只穿条裤头,有的手里抓着个褂子,哆哆嗦嗦的,不知是冻的还是吓的”。再往前看,一排排猪舍哪里去了?站在二楼阳台上,付贵芝指着前面满眼的碎砖碎瓦,强忍着不让眼里打转的泪花掉出来。

养猪场位于两座山间的一块平地上,南风越过山坡,砸下来的时候威力变得更大。猪舍东西向排列,红砖垒砌的柱子支撑着跨度十几米的石棉瓦,像倒扣的簸箕一样兜住了狂风,瞬间碎了一地。号啕大哭中的付贵芝昏厥过去,工人们开始手忙脚乱地抢救老板娘。几千头猪狂叫着横冲直撞,夹杂着被砸伤后发出的哀嚎,“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在深圳接到电话的丈夫李平一夜未睡,第二天“在飞机上哭了一路”。赶到家一看,“扒开瓦砾,一堆堆小猪仔挤在一起,全都死了”。花了两天工夫清点,死的300多头,只能一车车拉到山坡上深埋。受伤的200多头,一斤都卖不到1块钱。

李平算是镇上小有名气的老板,两口子在镇上卖了十几年肉,2004年建起养猪场,到现在陆续已经投入了500万元。2008年肉价下跌得厉害,他办起了一家砖厂,靠砖厂的盈利来补贴猪场的亏损。但制砖车间的彩钢大棚已经被风平吹出十几米远,窝在一起像一团纸,有几张还缠绕在电线上。

连续的亏损无法填补,两个多月前李平决定南下深圳,跟朋友开川菜馆。从今年4月6日开始,政府支持的母猪保险已经撤销。两口子呆坐在猪舍旁,看着工人们忙忙碌碌地清理着,只顾一声不吭地抹眼泪。

脆弱的乡村

小老板李平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那些普通村民了。灾害面前,城乡与个体之间的阶层之差,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垫江虽然距重庆只有150公里,中间有高速路相连,但相比高楼林立的直辖市,这个距离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在市区打听了3个客运站,才找到开往垫江的车子。而到了县城一问,都说受灾最重的地方在体育场。摸黑寻觅,老远就听到了震天的音乐声,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体育场底层是一排排酒吧和KTV,灯红酒绿,这里是县城中夜生活的集中地。

劣质音响高声放着网络歌曲,透过敞开的门缝,可以看到男男女女在烟雾缭绕中扭动着身体。问旁边卖烟的阿姨大风何在,她指指头顶上那个巨幅广告牌,“你看多大的风!”原来这就是风暴的最严重影响。广告板不翼而飞,只剩下了一个空铁架子,黑暗中如庞然怪物。而在酒吧门口打电话、抽烟、追逐的男孩女孩们,似乎对这场风都没什么兴趣,他们有些戒备地应付着我们,“看看路边的树不就知道了嘛”。

从县城搭车往下走,沿途山路也还好,不过两旁折断的树木明显密集起来,当然,它们不是绿化用的,杂乱地散布在田间屋旁,有的直接砸垮了旁边的老屋。更诡异的是,甚至有几根20厘米粗的水泥电线杆,没有连根拔起,却是拦腰斩断,几根钢筋裸露在外,细细一看,原来这些电线杆顶部都安装了广告牌,可以想象大风来势之凶猛。

走到周嘉镇梨子村时,看到一座房子,5间灰砖老屋中的3间已经没了屋顶,像是一把剑从侧面削了过去,断面非常整齐。屋子的主人是64岁的别之南老太太,现在头上还缠着绷带,左眼红肿得眯成了一条缝。看到我们,她用浓重的方言描绘,“飞咯,都飞咯,我和孙子真是命大哟”。伴随着夸张的肢体语言,只能听懂个大概。

原来,多亏了她半夜起来关窗的时候,拉了床被子蒙在了12岁孙子的头上,砸下来的房梁支撑起一点空间,小孙子从瓦砾堆中露出半个脑袋,竟然没有哭,只是懂事地安慰着奶奶:“放心吧,挖土机会来挖咱们的。”当然,他们没有等得及挖土机,自己扒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爬了出来。到现在,别之南说起来还气呼呼的,比她大16岁的老伴住在另一间房里,半夜跑来寻人,可他耳朵不好,任凭黑夜里几米之外的老婆在瓦砾中如何喊叫都听不见。

这个略带黑色幽默的故事最起码还算温暖,因为活着,但却纯属幸运。因灾死亡的31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孩子,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孩子们一般交给爷爷奶奶带。那些二三十年前建成的老屋,单层的灰砖之间,只有少量的泥巴和白灰,多年雨水冲刷后,根本抵挡不住强风。

在灾区采访的3天里,我们只听到了两个壮年死亡的故事。一个是在沙坪镇乐天村小学,从北培来此打工的张成荣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5月5日是个大热天。衣服都汗透了,白天不想干活,只好晚上加班。”夜里23点收工后,大伙还一起煮了夜宵吃,“天好得很,小凉风很舒服”。

9个人挤在学校二楼靠头的一间屋子里,刚刚睡着,“怎么就躺到了雨里”。原来是房子塌下来一半。埋在瓦砾中的张成荣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黑暗中只听到旁边有人一个劲儿地说:“快点儿,快点儿。”可他自己也动弹不得。没多久,微弱的声音消失了,等大家把张成荣挖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睡在里面的那兄弟,就死在我肩膀上。”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周嘉镇响水村,30多岁的梁家老婆去走娘家,为刚刚病逝的老父亲守灵,被垮塌下来的老屋砸中遇难。女儿就死在父亲的棺木旁,命运竟如此无常。

除此之外,不幸几乎全部发生在空巢家庭里。那晚从沙坪采访完回县城,路上截下一辆出租车,乘客就是一位刚刚从福建坐飞机赶回来的村民。车子在两三米宽的山间小路上七拐八拐,很多路段都被折断的树枝阻拦,只好边清理边走。他告诉我们,已经三四年没有回家了,虽然平时也寄些生活费回家,但要靠打工修房子,对大多数人来说仍太遥远。

现在出现在村里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是刚刚从江浙、广东、江西等地赶回来的。在沙坪镇李白村,何成章弟兄三人正忙活着为不幸遇难的老母亲料理后事,他们三人分布在重庆、昆明和上海,能聚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在上海一家玩具厂打工的老小白白净净,已经说起标准的普通话:“干了10年,工资还是1000多块钱,在上海一斤白菜都要2.5元,怎么可能留下来?”春节买不到火车票,更为了省下不菲的路费,他也有好几年没回家了,现在带回来的女朋友,也是老家一起出去的人,“挣出建房子的钱就回来”。

这几天正是水稻插秧的时节。山区人多地少,每人只有五六分地,家家门前一小块不规则的水田几乎就是全部的经济来源。打工,挣钱,回家建房,几乎成了所有年轻人的目标。何成章的儿子才17岁,也跟着父亲在昆明打工,已经干过饭店、快递、发小广告等好几种职业。“建筑队小工最累,只干了20天就跑了。”而在梁平县回龙镇采访时,26岁的谭明江则跟我们说起了东北话,虽然夸张的儿化音听起来不太像,但他的解释是“东北人胆大、实在,说东北话吃得开”。他也是刚刚从江苏赶回来,家里的房子垮了一层,80岁的爷爷幸免于难。

灾难与阶层

“那一家两个儿子,一个贩毒坐了牢,一个就知道打牌赌钱;那一家就一个儿子,先天残疾;那一家三个儿子都在外面混社会,挣了钱也不往家拿;而那一家,两个儿子,前后脚出了车祸,也都落下了残疾。”站在自家二楼阳台上,谭秉权指着眼前的4座灰瓦老房子跟我们一一介绍道。

城乡距离不用多言,可在梁平县回龙镇寒岭村这样一个几百米见方的小山坳里,灾难面前的阶层之差竟也如此明显,倒是谭秉权的瓷砖小楼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他的两个儿子,老大在北京打工十几年,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广告公司,还在广州投资了一家电器加工厂;老二在广州当兵,退伍之后拒绝了复员安置,又回到那里帮哥哥管理厂子。听到我们夸他儿子有出息,他就提高了嗓门:“怎么说我也是村里第一个高中生啊。”

他带我参观两年前刚刚花20多万元建的这座楼房,十几间屋子大多空空荡荡,地上布满尘土,只在一楼客厅摆着一张旧床,那是请来的看门人睡的。谭秉权老两口并不住在这里,他们在镇上买了套280多平方米的房子。“他家在北京有房子,在广州有房子,在重庆也有房子。”村民们打趣说他是村里的首富,两口子默默笑着。说起北京,他们马上兴奋起来,“2008年的奥运会,我还去‘鸟巢’看了4场比赛呢,那个黑人跑得真快”。

谭秉权斜挎着一个小皮包忙前忙后,里面有两沓人民币,那就是他说的那个“两个儿子车祸”的家庭刚刚得到的抚恤金。因为68岁的奶奶和16岁的孙子、4岁的孙女一起遇难,政府按每人1.5万元的标准发了这笔钱。大儿子谭传平拄着一根树枝,一瘸一拐地领我们去看废墟,几十米的泥巴路就摔了两个跟头。10年前那个早晨在广州被车撞断腿后,这个家庭就彻底败落了,肇事司机逃逸,十几万元的医疗费全部靠东拼西凑,到现在还欠着3万多元的债。雪上加霜的是,弟弟也在第三年遭遇了车祸,到现在腰都无法挺直,只能在县城干点零活。

16岁的儿子谭林和4岁的侄女谭宇菡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本来打工十几年就快攒够修房子的钱,却因为车祸梦断,妻子也相继离婚而去。谭传平拾起一块灰砖,往地上一扔就碎成了好几块。“这房子还是我修的呢,那时候大工一天才3.5元钱,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一个围观的村民说道,立刻引来了一阵附和,“连半斤肉都买不起哦”。

陆续到来的记者中间,讲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头发上打着摩斯的中年女人,穿着蓝色的工厂制服,原来她就是谭传平的前妻,刚刚从深圳赶来。大风到来的那天中午,她还刚刚接到儿子要资料费的短信,100元,再加上每月150元的生活费,她答应第二天就给儿子打300块钱过来。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那晚房子垮掉后,儿子在废墟中打了两次“110”,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在县城的叔叔:“奶奶和妹妹都死了,快来救我。”很可惜,他没能坚持到最后。

这一天正是三人遗体从县城运回家的日子。现定制的三座木棺一到,响起一阵鞭炮声,八个壮劳力吃力地抬起来,唱着悲戚的号子,一字摆放在堂前。弟兄两个为了在何时、何地安置他们而起了争执,大家七嘴八舌地劝说着,弟弟却突然哭了起来。

离开这里,步行返回的时候,在梁平县与垫江县交界处的路边,一栋非常时髦的欧式别墅很是显眼。黄色的墙面,白色的窗格,方形的烟筒,看起来很像电影里欧洲带壁炉的乡间别墅。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坐在屋前懒洋洋地抽烟,旁边一位穿着考究、戴着金耳环的老太太正在侍弄花草。

他们是这房子的主人,以前都是镇中学的老师。三个儿子,一个在北京开公司,一个在重庆开公司,一个在镇上当副校长。男主人谭继有告诉我们,刮风那晚他们只听到了树枝打在墙上的闷响,这座花了七八十万元建造的房子当然不用担心。风小后老两口起来打开铁门,收留了七八个附近的村民,他们的房子已经倒塌或者裂了缝。

屋内明晃晃的大理石地面一尘不染,脱了鞋走进去,悬空的客厅上方一盏大吊灯,镂空的木质悬梯,拐角处摆着一座巨型根雕,那是老人七十大寿时收到的礼品。院子里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冲洗地面,原来,老两口专门请了个清洁工,每月800元,连制服都是五星级酒店里的绛红色样式。

老人平静地向我们感慨:“这里没有土地,没有矿产资源,想要发家致富,只能依靠教育。”但现实并不理想,李白村何成章的儿子告诉我们,班里四五十人能考上正规高中的不过五六个,而全村在外上大学的也不过只有一人。

不患寡而患不均

采访最后一天,赶到沙坪镇李白村的时候已经是16点。这是受灾最严重的村子之一,除一人死亡外,还有20多人受伤,66间房屋完全倒塌,206间房屋成了危房。

一位副镇长正在村委会的二楼统计村民们的受灾情况,村民们一个个单独上来,按照表格上的分类逐项报上自家的损失。房屋间数、面积、修建日期,还有土地面积、种植何种作物等十几项指标,详尽而复杂。挽着裤腿的村民用方言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副镇长不时插话打断,继而争执起来,看起来村民们对这位戴着眼镜、穿着皮鞋的领导干部并不害怕,有时候争得脸红脖子粗。

副镇长告诉我们,原来,前一轮自行上报的损失情况并不准确,甚至有很多水分,“有的房子只刮起几片瓦,也算垮塌,也要政府救助,我们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啊”。不得已,只好镇里安排领导亲自下来统计。

村委会是一座两层的楼房,一楼的两个卷帘门已经被刮飞,刚刚送来的救灾物资堆放了满满一屋子。这天下午的主要任务是分发物资,人群中,一个哑着嗓子喊来喊去的高个汉子就是村支书吴大斌,旁边瘦瘦小小的是村主任袁平,拿着本子记账的是村会计。看得出,吴大斌是中心人物,每一种物资的分发都要他最后拍板。

但这个拍板可不容易。整整一下午,他都在不停地提议、争执、劝说,大喊着“没意见就这么定了”。不等周围的人反对,吴大斌就跳上大米垛,一袋袋扔下来,“一组12袋,二组12袋,三组13袋……”聚拢在周围的10个村民小队的队长,一边冲过去认领东西,一边嘴里愤愤地说着什么。有的说自己小队老人多,应该多发些油;有的说自己小队地少,应该多发点米;还有的说自己小队倒房子的多,什么都应该多发些。一个年轻点的小队长直接两手一摊,“发多少要多少,反正回去分不平均,肯定是要挨骂了”。

因为物资多种多样,而每一样又都做不到人手一份,整个下午的分发就一直被吵吵嚷嚷包围着。不时有赶来的村民,一脸愤怒地直接找到村支书理论,“为什么昨天的方便面没有我家的?”“为什么昨天的被子没有我家的?”直到分发衣服的时候,有人高声提议:“不行就两个人一件,你上午穿,我下午穿。”立刻招来一阵哄笑。

最后的结果是,每个小队分得10个手电筒、12对电池、4箱食用油、12袋大米、8箱矿泉水、40件衣服、1箱方便面、3箱饼干、1箱牛奶,另有少量棉被给了房子完全倒塌的人家。一直到21点,分发工作终于完成,人群散去,一个气呼呼的老太太与村长的争吵也被大家劝说开来,吴大斌终于有时间跟我们坐下来说话。

“相比那晚上救人,分发救灾物资才更让人头疼。”他的嗓子已经几乎说不出话,风暴过后到现在3天只睡了四五个小时的觉。原来,风灾过后第二天,政府运来30多顶帐篷,连夜搭建起来后,少量到达的方便面和水等物资就先发给了帐篷里的村民。可到了第三天,“大家看到不住帐篷就分不到东西,都急了,纷纷挤进帐篷里”。所以,这一轮大规模的分发物资,只能按照平均原则进行了。

当过4年兵的吴大斌说话办事都带着一股子劲头儿,妹妹受伤,姐姐遇难,他都没顾上。“当个支书,一年5400元工资,能够电话费和交通费就不错了,可不知道要挨多少骂啊!”正说话间,门外又响起了一个妇女的吵嚷声,吴大斌腾地冲出去,朝她喊道:“别吵了,把我妹妹的被子给你家还不行吗!”可等老婆把被子拿出去给她的时候,那女人竟拒绝接受,嘴里嘟囔着走开了,原来她就是来说理的。

“干这个工作,只能先跟大伙声明,所有东西,我家一点都不要。”吴大斌无奈地摇摇头,“没办法,这就是乡村现实。”那为什么还要受累不讨好干这个村支书呢?听到这个问题时,他一下子提高了嗓门,很认真地说道:“我可是写了7次申请书、填了6次志愿才入的党啊!”

从他家出来的时候,夜色已深。不远处山坳里,突然蹿出五颜六色的礼花弹,照亮了远处起伏的大巴山。炮声回响在山谷中,足足持续了10分钟。原来,按照这里的习俗,死者下葬的前夜都要燃放礼花,以求保佑生者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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