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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科学和媒体的新战场

2010-03-22 15:11 作者:袁越 2010年第11期
干细胞、核电站、水电站、化工厂、地震预报、垃圾焚烧、转基因农作物、气候变化……

2月12日,大雪笼罩中的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

干细胞、核电站、水电站、化工厂、地震预报、垃圾焚烧、转基因农作物、气候变化……

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热点事件的背后都能看到科学家和媒体记者为争夺话语权而大打出手,大部分民众对于主流科学家的信任度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气候门引发的“寒流”

2010年2月26日19点,本刊记者随300多名来自牛津大学物理系和环境科学系的教授和学生聚集在一间阶梯教室里,听4位资深环境记者解释英国媒体在报道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策略。这4位记者分别来自著名左派知识分子报纸《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金融时报》和《太阳报》,其中《太阳报》是英国有名的娱乐八卦报纸,靠裸体女郎照片吸引读者,虽然其国际知名度远远比不上另三家媒体,但每期销量是《卫报》和《金融时报》的好几倍。

“就连《太阳报》都有固定的环境记者了,你们相信吗?”来自《太阳报》的记者本·杰克逊(Ben Jackson)自嘲地说,“前两天我坐出租车,司机跟我聊起了中世纪暖期的问题,这在一年前还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确实,英国媒体在报道气候变化方面一直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卫报》和BBC被公认为这个领域的两面旗帜。但“气候门”事件爆发之后,却有不少人指责英国媒体故意压制消息,违背了中立的原则。

“这个指责很不公平。”BBC记者理查德·布莱克(Richard Black)解释说,“我们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报道了这件事,但泄露出来的电子邮件数量实在太多了,我们不可能雇佣一个人专门坐在那里读邮件。另外,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本身没什么报道价值,但是有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了整个事件,他们不断爆料,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它一步一步地炒成了全球热点新闻。所以我认为‘气候门’本质上代表了不同政治阵营之间的角力,媒体只是双方手里的卒子而已。”

所谓“气候门”事件指去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有黑客入侵了英国东安吉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RU)的服务器,偷出了大约160兆的电子邮件和其他文件,其中大都是一些研究论文和数据,但CRU主任菲尔·琼斯(Phil Jones)的一部分个人电子邮件引发了争议。琼斯在与其他科学家的通信中,对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使用了一些不恰当的词语,而他本人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重要成员之一,因此有不少媒体指责气候变化领域的主流科学家们道德水准低下,并进而认定主流科学界打压异己,气候变化的真伪很值得怀疑。

哥本哈根大会最终以一个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议》草草收场,这个结果虽然不能全怪“气候门”,但这件事好似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媒体上突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门”,主流科学家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首先爆出的是“冰川门”,IPCC报告中对于喜马拉雅冰川何时融化的预判发生了严重错误。接着登场的是“亚马孙门”,IPCC报告把因为乱砍滥伐对亚马孙热带雨林造成的影响归到了气候变化的门下。再下来是“荷兰门”,IPCC把荷兰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地域面积搞错了。最后又出来了一个“中国门”,英国科学家发现《自然》杂志1990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搞错了中国地面气象站的位置,因此有可能把城市热岛效应当成了全球变暖的证据。

“气候门”与后来这四个“门”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只是质疑了科学家的人品,后者却都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科学本身。但是“气候门”也很快上升到了科学层面,有人指责琼斯教授伙同另外一位气象学界的领袖人物、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空间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教授一起篡改了地球大气温度的历史变化曲线,对曲线早期的树木年轮数据和后期的卫星观测数据做了“手脚”。如果这个指控成立,气候变化的根基就不存在了。

与此同时,一大批质疑气候变化的书籍突然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书店里,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恐怕要算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地质学家依安·普利莫(Ian Plimer)于2009年出版的《天与地》(Heaven and Earth)。这本书厚达504页,里面充满了各种图表和数据,光引用的各种文献就有2311篇之多。普利莫认为,温室效应主要来自水蒸气,二氧化碳没有那么大的效力。他还声称,地球温度在最近的几千年里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出现过“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两者显然与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无关。他甚至认为,最近100多年来的温度上升也是不存在的,大气温度在1940~1976年实际上是下降的,当时的气象学家甚至警告人类地球即将进入冰期。而21世纪前10年的温度也比20世纪末有所下降,虽然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确实一直在上升。

中国出版界也不甘示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两位美国科学家撰写的《全球变暖——一场毫无来由的恐慌》,书中提出了一个1500年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地球温度受太阳辐射强度波动的影响,存在一个约为1500年的周期,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都可以用这个周期来解释。两人甚至预言,地球大气的升温阶段已经结束,即将进入下一个冷期。

所有这些怀疑论者都在英国媒体上受到了类似英雄般的待遇,他们的观点数次被放在了报纸头条。IPCC似乎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就在记者讲座的当天,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头版用了一张英国雪灾的大幅照片,所配的文章标题是《科学家居然说今年1月份是有记录以来地球最热的1月份!》当现场有人提到了这篇文章时,在座的一位气象学家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声说道:“虽然今年冬天欧洲、亚洲和美国部分地区遭遇寒流,但我从来没有在英国的报纸上看到一张全球温度分布图。实际上,今年格陵兰岛、加拿大、非洲、热带地区,以及整个南半球的升温幅度都很高,总体来讲,地球平均温度确实创了历史纪录。”

他接着说道:“我不知道这位记者是真的不懂还是故意误导读者,但是如果记者们都是这种水平,那么科学信息就没办法准确地传递给公众,科学家必须主动出击了!”

科学的反击

坐在观众席上的这位科学家名叫迈尔斯·艾伦(Myles Allen),是牛津大学物理系气候动力学研究室的主任,也是IPCC专家组的成员之一。他向本刊记者谈了自己对那几个“门”的看法:“‘气候门’事件的主角菲尔·琼斯只是犯了一点道德上的小错误,不能用这个来否定整个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结论。这就好比说,艾滋病毒的发现史上出现过远比‘气候门’更糟糕的事情,艾滋病毒的发现者之一,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加洛(Robert Gallo)多次被人指责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但你不能因此否定他的研究结论,否则艾滋病人就要遭殃了。”

在艾伦教授看来,科学不需要少数服从多数,怀疑论者根本不用试图以多取胜,或者攻击研究者的道德,只要拿出一条过硬的证据,科学家就必须认输。问题是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人能拿出证据证明IPCC的报告在科学上存在任何根本性的错误。“比如有人指责琼斯和汉森在温度变化曲线图上做了手脚,但我们这行的人都应该知道,年轮数据是不准确的,所谓‘做手脚’,其实就是对这部分数据进行修正,为的是让曲线更加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艾伦教授补充说,“事实上,在互联网上传播很广的一张怀疑论者的图恰恰是违背了科学精神的,这张图宣称最近100多年来地球温度没有变化,但是图中1979年以前的温度数据来自地面气象站,1979年以后的温度数据来自卫星,地面站的数据受到所谓‘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会比卫星数据偏高,这个现象已被气象学界证实了。因此两张图不能生硬地连接起来,而必须做适当的修正。事实上,经过修正后的温度变化图清楚地表明最近100多年来地球温度确实在升高。”

曾经参加过IPCC前三次报告撰写工作的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王绍武也认为,目前媒体关于“气候门”事件的报道存在明显的误读。“目前全世界公认的地球大气温度变化序列(曲线)有三个版本,除了东安吉利亚大学之外,美国的戈达德空间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气候中心也都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画出了各自的序列图,三条曲线的大致趋势是一致的。”王绍武教授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事实上,东安吉利亚大学制作的那张图的升温幅度是三者中最小的,所以说即使菲尔·琼斯真的行为不端,仍然不能否定全球变暖的事实。”

IPCC和主流科学家对其他那几个“门”也都做出过很好的解释。具体说,“荷兰门”只是IPCC犯的一个低级错误,IPCC于2007年发表的第四份评估报告称荷兰有55%的国土面积处于海平面以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荷兰有55%的国土面积将会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中国门”是因为关于中国地面气象站的位置数据丢失,无法知道它们的测量数据是否受到了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但这篇论文的结论后来又在其他一些没有疑问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冰川门”和“亚马孙门”则是因为IPCC错误地引用所谓“灰色论文”所致,这两篇论文都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而不是经过同行审议并发表在正规期刊上的科学论文。对此IPCC已经认错,并决定聘请第三方科学家对已发表的4份研究报告重新进行核查。

“目前出错的都是IPCC第二工作组,他们负责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引用的社会科学文献较多,不能算是纯粹的气候研究。”艾伦教授对本刊记者说,“我的疑问在于,为什么媒体都喜欢把这些不幸事件加个‘门’的后缀呢?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个后缀有点阴谋论的意思,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一些孤立的错误,不影响整体结论。科学史上发生过好多次这样那样的错误,改了就好了,不存在阴谋论。”

而在英国文化协会气候变化专员大卫·温纳(David Viner)博士看来,很多怀疑论者的动机倒是非常可疑:“那个澳大利亚地理学家普利莫现在在数家澳大利亚煤矿兼职,他本人从来没有在需要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过任何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论文,这两点决定了他的这本书非常不可信。”温纳对本刊记者说,“比如他举的那个水蒸气的例子就是错误的,水蒸气虽然是最强的温室气体,但是科学界公认二氧化碳才是升温的最大推手,事实上由于二氧化碳引起的升温导致水蒸气浓度的增加,使得温室效应进一步加大,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反馈效应”。

温纳博士本人是一位资深气候问题研究者,曾经在CRU做过十多年的科研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50~70年代地球温度确实经历过一段冷期,但主流意见认为,这是大气层中的含硫气溶胶增加的结果。那时正值二次大战刚刚结束,迅猛发展的重工业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气溶胶颗粒,将一部分太阳光反射了回去,造成了地球温度的下降。随着欧洲国家提高了工业尾气排放标准,地球温度又补偿性地升了回来。

1998年地球温度达到一个峰值,但这主要是由于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此后温度升幅放缓,但仍然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事实上IPCC的统计表明,地球100多年来温度最高的10年排行榜的前5名都在21世纪。

不过,在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的问题上,主流科学界确实存在一定的争议。温纳博士认为,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是全球现象,小冰期甚至很可能只是发生在欧洲。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丁一汇博士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说,虽然中世纪暖期缺乏南半球的数据,还不能肯定是否是全球现象,但小冰期几乎可以肯定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现象,比如中国就有小冰期(明清时期),所以至少在北半球是十分明显的。

即使这方面存在争议,也不能说明气候变化没有发生。“目前可以肯定的有三点:第一,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确实一直在上升,上升的原因肯定是人为的。第二,最近100多年来地球大气温度也在上升,而且上升速度快于自然波动。第三,温室效应的确存在,否则物理学就要被改写了。科学界在这三点上已经形成了共识,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丁一汇院士对本刊记者说,“至于说二氧化碳导致的升温幅度究竟会有多强,目前尚存争议,这涉及到复杂的气候敏感性问题,但人类活动占很大比例也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目前IPCC出的几个问题都是个案,不影响总体结论。有人认为大气温度存在1500年的波动周期,以及每60~80年内会出现一次‘微冰河期’等等,都是在大趋势下的小波动,不大会影响大局。”

虽然主流科学家们在媒体上多次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但公众却似乎更愿意相信阴谋论。自“气候门”事件被媒体曝光以来,大量质疑IPCC科学性的新闻报道成为报纸的头条,与此同时,一系列民意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国家的公众对气候变化的信任程度都在下降,媒体在这件事上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呢?

媒体的苦衷

“媒体不必承担教育公众的责任。”牛津大学的研讨会上,4位记者异口同声地对听众们说,“我们只负责报道事实,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但随后BBC记者理查德·布莱克就说漏了嘴:“但是你们要知道,英国的媒体都是商业机构,我们这些做记者的只对老板负责,不对事实负责。我记得伊拉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每日镜报》致力于报道真相,但读者不喜欢,销量直线下降,于是报纸只好修正了报道口径,这才挽回了损失。”

既然一向标榜自己立场中立的BBC都说了实话,其他3位记者便也都敞开了心扉。《卫报》记者大卫·亚当(David Adam)冲着台下的科学家们说道:“你们也许不会喜欢听,但我仍然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那就是科学家的话是否能上头版,要看你们是否能满足媒体的需要。媒体要的是故事,不是真相。现在的读者已经习惯了从互联网上寻找免费的事实真相,媒体所能提供的只是对热点事件的跟踪报道和分析。我自己知道‘气候门’事件是某些怀疑论者在背后挑事,但他们非常善于制造话题,作为记者,我的责任要求我必须跟进。”

亚当接着给科学家们出主意:“你们要想上头版,就得把事情搞大,比如搞个集体签名什么的,让这个故事继续发展下去。虽然我也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但不幸的是英国媒体就是这么工作的。”

《金融时报》记者菲奥娜·哈维(Fiona Harvey)也同意亚当的观点:“‘气候门’事件刚出来时我去采访科学家,他们居然说那些电子邮件都是偷来的,所以不必理会。其实没人关心这些电子邮件的合法性,如果科学家回避这个问题,读者就会认为科学家们肯定心里有鬼。所以科学家们必须学会放下身段,学习怎样更好地和媒体打交道。举个例子,《科学家居然说今年1月份是有记录以来地球最热的1月份!》这样的标题能上头版,但《你猜怎么着?气候仍然在变化!》这样的标题就肯定上不了。”

但是,科学家也有自己的苦衷。“严肃的科学问题往往是很难讲清楚的,尤其是气候变化,时间尺度太大,老百姓很难有切身体会,不容易理解。”艾伦教授对本刊记者说,“比如我就非常不喜欢上电视,因为电视节目经常要求我在很短的时间里说清一件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一旦我说错话,同事们就会笑话我。”

温纳博士也向本刊记者表达了类似看法:“科学家的本职工作是做研究,和媒体打交道不是他们擅长做的事情。如果科学家需要腾出时间来解释每一个未经同行评审的文章中犯下的每一个错误,那科学家就没有时间工作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媒体选择了非政府组织(NGO)。牛津大学路透学院曾经对媒体报道哥本哈根大会的方式进行过研究,他们在全世界挑选了13个国家,每个国家选出两份有代表性的报纸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在哥本哈根大会结束后,75%的报纸选择采访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官员,24%选择采访NGO,只有1%选择采访科学家。一位熟悉NGO运作方式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很多NGO事先都根据每一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准备好了一份相应的声明,所以《哥本哈根协议》刚一公布,包括WWF、绿色和平组织和乐施会在内的多家国际NGO组织都在第一时间把声明发到了记者手中。

科学家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太可能和媒体保持如此紧密的关系,其结果就是科学家的声音远不如政府官员和NGO的声音传播得远。科学媒体中心(SMC)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而成立的。这家总部设在伦敦的NGO组织只有6名员工,却和1200多名顶尖科学家建立了合作关系,一旦遇到与科学有关的新闻事件,便会邀请相关专业的科学家召开新闻发布会,让媒体记者和科学家直接对话。SMC的负责人菲奥娜·福克斯(Fiona Fox)女士正是这次牛津大学媒体研讨会的主持人,她认为“气候门”事件虽然对主流科学家是个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个科学家曾经对我说,气候变化太重要了,不能再浪费时间去讨论了。但我认为,正是因为气候变化太重要了,我们必须认真讨论。”福克斯说,“‘气候门’事件引起的争议起码可以让大家都来关心科学问题,否则公众根本不会有兴趣阅读科学文章。”

美国物理学家斯班瑟·维尔特(Spencer Weart)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气候变化发展史的书,他认为,如果一位200年后的历史学家回过头来检视我们这个时代,他会认为21世纪是科学的地位逐渐削弱的开始。有三个现象可以支持他的观点,首先,科学机构的名声正在变得越来越差,就连IPCC这样挂靠在联合国旗下的科学家共同体都不再被公众信任。其次,研究领域的分支越来越细,像爱因斯坦这样的被所有人崇拜的偶像级科学家越来越少,而像卡尔·塞根那样的有魅力的科普作家也变得凤毛麟角。第三,科学记者的水平直线下降,大多数科学记者对自己报道的领域一无所知,这一点在互联网兴起后变得更加糟糕,因为互联网给很多心怀鬼胎的伪科学传播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互联网糟糕透了。”BBC记者布莱克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很多在互联网上活跃的人都是匿名的,他们说话完全不负责任。”

确实,互联网正在蚕食原本属于主流科学家的话语权,不光是在气候变化领域,最近关于干细胞研究、垃圾焚烧、核电站、水电站和转基因农作物等问题的争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前景很不乐观。”布莱克说,“我认为只有地球发生巨大的灾难,比如北极冰盖真的完全融化,或者地球大气温度急剧升高等等,才会让公众改变意见。”倒是《太阳报》记者杰克逊比较乐观:“我觉得很多人在死前就能看到气候变化的部分结果,这是对公众进行科学精神培养的好机会。”

问题是,等那一天真的到来时,会不会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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