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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亿债务,只是一点点问题”

2010-01-19 15:31 作者:陈晓 朱文轶 2010年第4期
债务危机不是迪拜本地人愿意深入讨论的话题,他们认为西方评论对迪拜充满了敌意和偏见。“老说我们有问题,有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Aqil Kabital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当地人,“800亿美元的债务对迪拜,只是一点点问题。”

沙漠神话缔造者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右)

债务危机不是迪拜本地人愿意深入讨论的话题,他们认为西方评论对迪拜充满了敌意和偏见。“老说我们有问题,有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Aqil Kabital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当地人,“800亿美元的债务对迪拜,只是一点点问题。”

“迪拜塔神话带来的惊叹尚未散尽,已经有了续写神话者。

迈丹赛马场在距离迪拜河4公里的地方,这里就像是迪拜的童年。赛马场的主体建筑崛起于一片荒地之中。邻近值得一提的,只有一块当地少见的湿地,白天能看到粉红的火烈鸟在那里停留。还有一两栋孤零零的阿拉伯风格深宅大院。剩下的就是沙砾、钢筋,还有不断变换位置的拦路板。

场面看起来有些混乱,但如果和隔海相望的迪拜塔商业区联合起来,就知道赛马场不是一个孤立的奢华设想,而是迪拜酋长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迪拜塔商业区就像是长大的迪拜,这里高楼林立,房市最鼎盛的时候,迪拜塔卖到每平方米1.9万美元。迪拜塔商业区的另一个名字是迈丹城。这意味着,在以后的日子里,迈丹赛马场或许才是主角。它将带动周围现在看起来荒芜的沙地,逐渐和迪拜塔商业区生长到一起。”

迈丹赛马场

迈丹赛马场的形状是一只鹰。鹰头是赛马场的看台,也是主体建筑。和看台连在一起的还包括一个五星级酒店和大型的Mall。几条连接周边公路和赛马场的高架桥,还有马匹入场的马道,是鹰的身体。中间有一块深绿的涂料打底,淡绿的眼眶,红色的眼球,这是马匹入场的等待区,是整个建筑中的鹰眼位置。约65万平方米的停车场和延伸部分是展开的鹰翼,裸露着的钢架代表着鹰翼上的一根根羽毛。

我到达赛马场那天是2010年1月14日,现场施工正集中在鹰翼收尾。一位工人告诉我,现在看起来布满尘锈的钢架,会经过除锈,抛光,包装有色装饰材料等程序,最终模样是黑色、桃红色等色块中间夹杂着晶亮的建材,镶上银白的边,在太阳下非常耀眼。负责这个项目的广厦集团中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余时立每天都要在停车场施工区巡查。

虽然地下所有的白炽灯管已经打开,但滚滚烟尘仍然让人视线模糊。机器轰鸣,面对面说话都很难听得清楚。但余时立每天必须来现场巡查一次,“不然就睡不着”。他的身后跟着工程的总指挥长、外籍工程师,还有抱着笔记本的采购人员。所有对工程的补充和指令都在现场就传达下去。对肩负着重振城市信心和新的经济发动机双重任务的迈丹赛马场来说,时间实在不多了。2007年迪拜酋长承诺3年后全世界最大的赛马场将在迪拜开幕,现在还有半个月就是2010年赛马季开幕的日子,按计划,迈丹赛马场将在1月28日进行预演。

迪拜的建筑业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为明显的行业。据统计约有232亿美元的项目被暂时搁置。作为在经济危机下迪拜力保的三大项目之一,由酋长自己的公司作为业主的迈丹赛马场遇到的问题,表面上更多地体现在时间而不是金钱上。但2008年底以来,迪拜城因为经济危机产生的很多问题,在迈丹赛马场的建设期间都遇到了。

一位现场工人告诉我:“建筑是在原始的沙地上,因此需要做市政的当地公司先在沙地里打好水泥桩,然后把柱子周围挖开,做防水,浇注,最后才能在上面接上钢筋柱子。但打桩的工作迟迟没能完成,这大概拖延了几个月工期。”

经济危机之后,迪拜政府对签证也开始收紧。原本拥有房产的人可以获得3年一签的长期签证,但2009年都改为了半年一签。在迈丹赛马场上的几千工人,不得不工作几个月就飞签一次。还有,虽然建设资金从未断款,“但2009年有一段时间,业主单位拨款确实有所减慢”。广厦集团中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告诉我们。

所有细碎的问题累加起来,以至于“2009年1月时,酋长的直升机从工地上空航拍的工程进度来看,都以为工程肯定不能如期完成了”。这位副总对本刊记者说。

中国公司的高效率最终挽救了迈丹。1月14日,我在现场看到,鹰头正中的酋长专用包间已经在做最后的装饰。天花板上的灯饰设计成金色的鹰的羽毛,上面像宝石一样一明一灭的灯已经打开。踩着天花板上还未撤掉的脚手架,可以贴近看台的玻璃幕墙,看到已经建设好的赛场内诸多的世界纪录:世界最长的电子屏幕,长108米;世界最长的赛道,长1.6公里。实际上,整个建筑中的很多细节都是世界第一。横亘在鹰头的弯刀形穹顶,钢板两边悬空伸出长度约80米,是世界上最长的横跨挑梁。为了赶工期,将整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修改为全钢结构,耗费6万多吨钢材。主体建筑的玻璃幕墙长2.44公里,每一片由高达8米的弧形玻璃构成,比普通的玻璃幕墙造价高出3倍。700多块铝材组成的外墙部分,透光石和不锈钢结合在一起,在晚间通过照明之后,石材会发出亮光,整个建筑会像一块通透的宝石。赛马场外还特设了一条环形的、边缘如莲花瓣的高架跑道,长约两公里。这是酋长专用的皇家大道,就像一根项圈环绕在鹰的颈部。

与迈丹赛马场的气魄相对应的,是酋长去年在英国Tattersalls纯种马拍卖行上的豪举。2009年11月27日,也就是迪拜国际集团宣布寻求至少延期6个月偿还将近600亿美元债务两天之后,谢赫·穆罕默德的顾问们花费了约195万美元为他购入了8只马驹,其中最贵的一匹小雄马价值约30万美元。这些良驹的训练场之一就在距离迈丹赛马场不远的一块草坪后面。我们看到,草坪的入口齐整地排列着修剪成尖塔状的树木,据说仅灌溉费用每年就要花费1万美元一棵树。多次进入赛马场考察的阿联酋侨联副主席唐振刚告诉我们,每天的训练从早上5点开始,8点结束。因为迪拜气候炎热,酋长绝不让自己的爱马受烈日炙晒之苦。

3月28日,这里将举行第一场正式比赛,头奖奖金已经累计到2600万美元。建筑负责开发该项目的迈丹有限公司(Meydan LLC)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Saeed Humaid Al Tayer在去年12月的记者招待会上表态,赛马场周围已经宣布的地产项目也会如期展开建设。广厦集团中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告诉我们,业主已经将赛马场旁边几条公路的建设交给了他们。以地标性建筑拉动高端房产,吸引外来人口,带动整个地价升值的“迪拜模式”没有改变。酋长要借迈丹赛马场告诉全世界的,就如迪拜商人Aqil Kabital在他的路虎车上告诉我们的一样:“800亿美元的债务对迪拜,只是一点点问题。”他用大拇指掐着小指尖说。

本地人的福利

迪拜还没有完全从一场危机中恢复过来,由遥相呼应的哈利法塔和迈丹赛马场构成的新迈丹城就已经在向迪拜人招手。

“哈利法塔到设计最终完成的时候,已经和芝加哥527.3米的威利斯大厦、纽约帝国大厦加起来的体量一样大,并且是阿拉伯塔(帆船酒店)体积的两倍半还多。”贝克对我说,“迪拜看重前者,同样看重后者。这是一个内部竞争者,在哈利法塔崛起前的迪拜地标,而新地标几乎比这个最近竞争者高出了足足1000英尺。”帆船酒店已经成为历史,迪拜又“前进了一步”。

迪拜曾经从“贸易中转口岸”的历史里尝到了人口流动的好处,大项目和旅游业的相互促进带来了人口更大规模的聚集,地产业则更彻底地使用了这种优势——它几乎由外来人口和资本主导迪拜的制造。贝克说:“某种意义上,金融危机带来的人口流出,甚至比金融危机造成的资本失血还要严重。”人走了,消费也走了,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在迪拜,却会动摇整个城市模式。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本地人的福利将大受牵连。虽然迪拜不具有现代民主的传统和根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权社会”,但是海湾地区传统君主制政体和伊斯兰社会成功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维持了政治稳定,这要归功于当地人的高福利制度。

Aqil Kabital是土生土长的迪拜人,拥有10家公司,从事建筑、旅游、工艺品等业务。他代表着阿拉伯人幽默乐观和商人天生的左右逢源那部分。因为经常出入中国,他知道有个叫“阿Q”的民间人物,并以此自称。“阿Q”从小生长在迪拜河边,他在纸上画了一幅图,向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迪拜河将城市分成了两半,一边叫Deira,一边叫New Dubai。前者是原来的贸易中心,主城区,现在集中了这个城市最陈旧的部分。后者则是迪拜神话的演绎场所,大量地标性建筑分布在这个区域。

“阿Q”小时候的家就在New Dubai这一边,他指着迪拜河告诉我们,他小时候经常和玩伴一起游到对岸。那时候河深只有1米多,传统的名字还是迪拜溪。涨潮的时候他们下水,到达对岸时会被潮水斜着送到相去目的地1公里远的地方,退潮的时候,他们光着脚上岸,在裸露的沙滩上行走,被红色的海星划破脚底。

“后来政府挖迪拜河填海造岛,迪拜河现在深6米多。”“阿Q”小时候的乐园于是为新迪拜提供了土壤,河边的老家也被政府改造成了艺术区。“阿Q”家的老房子在一个小庭院内,房前还种着传统的紫红色三角梅,但门上已经挂上了Art Community的招牌。在这一片老民居前,政府还保留了一个传统的凉亭。屋顶用晒干的椰枣树枝编织而成,屋内用阿拉伯地毯铺地,周围是一圈靠垫。我们去的两个晚上,屋里都有不少本地人。他们在这里一起看足球比赛、阿拉伯的歌舞节目,半躺在垫子上聊天、说笑,角落还有一群阿拉伯少年在玩扑克。屋前老树在冬天的海风中开着黄花,他们都曾是这里的老住户,但现在都分散在离这里很远的城市角落里。每天晚上,有不同的车开回这里,亭子外面停满了路虎、丰田……

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所有人都觉得失去了自己的家,迪拜人也不例外。他们忍受着乡愁,却也收获着利益。当地人Laura和Mohammad Yasin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相互补充,好不容易才把迪拜人享受的福利凑出来,因为太多了,几乎渗透到每个生活细节。比如,当地人不用交水电费、医疗、学费,如果他们结婚,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土地或者房子。如果他们去海外留学,政府也会支付费用并发给他们每个月几百迪拉姆的薪水。当然,酋长给子民最大的一块红利还是土地。

20年,“阿Q”和父亲一起离开了迪拜溪畔,退到了离开当时主城区很远的沙漠地带。政府给了他们一块1万平方英尺的土地,相当于1000多平方米。“阿Q”告诉我们,当时那里的地价不过每平方米500迪拉姆。可现在,那里距离迪拜塔不过几公里的路程。如果是站在“阿Q”家的别墅向外看,塔上闪烁的灯光更触手可及。这里的地价已经上升到每平方米5万迪拉姆。

随着当地人口增加,政府赠送土地的福利不得不通过向沙漠深处扩展得以实现。Laura告诉我们,她一个好朋友也有类似经历。他们在2001年前被分到了一块离Deira主城区约30分钟路程的土地,因此不断去向土地管理部门抱怨:为什么给我那么偏远的土地?!但现在那里已经建起了Emirates Mall,成了Jumeria地区的黄金地段。

债务危机不是迪拜当地人愿意深入讨论的话题。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国外的评论对迪拜充满了敌意。“老说我们有问题,有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阿Q”说。另一方面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一场缺乏现金流动性的危机有什么改变。政府通过不断的土地增值,以及拉动的其他产业的价值,为当地人的生活筑起了一道防火墙。

如果没有购买者,“阿Q”们的福利和巨大土地财富不过是一纸空文。这些“红利”的真正支付者,是源源不断进入迪拜的新移民。

但“阿Q”并不操心这点,在他看来,这个阿联酋的城邦仍在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都更多地创造着全球贸易。它永远会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寻求最快、最高利润的人口,他们带来了大量希望能在利润消失时被迅速转移的热钱。许多的热钱来自附近的阿拉伯产油国,最著名的就是与迪拜邻近的阿布扎比酋长国,它所出产的原油占阿联酋原油产量的90%。但是还有更多的数百上千亿美元从伊朗、印度、中国、俄罗斯、欧洲、美国和事实上世界的每个角落流入。

小孟买

迪拜最终需要多少人口?这和迪拜塔的高度一样,是个难以回答的话题。EMMA公司主席穆罕默德·阿拉巴尔给出的答案是5000万。要知道,经过这几年连续的人口膨胀,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迪拜人口总数刚刚接近200万。人口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规模又将刺激人口。在阿拉巴尔看来,在迪拜这二者都不成为问题,“没有极限”。

也许阿拉巴尔的答案是受到了刚揭幕的迪拜塔的启示。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当公司接到修建该项目的任务时,当初准备仅仅修建90层。“为何兴建这样低的建筑?迪拜酋长接到项目图纸时这样问道。”阿拉巴尔回忆,“如果没有酋长,迪拜塔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它只会是一个八九十层的建筑,这就是我的视野范围,不会更高了。但后来酋长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去散步吧,你是不是穿着合适的鞋子无所谓’,他带我到沙漠里走了5公里,让我们有了新的目标。”

Deira老城区是外地人大量进入的第一个场域,这里和“阿Q”的老家隔海相望。当地人告诉我们,Deira的另一个名字叫“小孟买”,这一方面包含了它光荣的历史:他是这里的贸易发源地,一方面也表现了它沮丧的现实:肮脏,混乱,底层劳工聚集。一种观点认为,迪拜的原始积累远远不是那些储量可怜的石油,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那的确称得上是笔巨额财富,但比起由Deira区开始的贸易为这座城市积累的人气,那点钱简直不值一提。

“迪拜湾是一个长14公里的海湾,既临海又靠河,很自然,这里构成了迪拜的生命线。”“阿Q”告诉我们,“这里原来是一个很适合300吨左右的中小型货船停泊的港口,货船从这里再运载其他商品到遍布印度至东非海岸的各个港口。但是‘二战’后贸易的兴隆,导致其对大吨位商船的依赖,但大船进不了迪拜湾,只能停泊到海湾外,由小船运进港,这就增加了费用。”

迪拜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项目由此开始。前酋长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一家本地银行入股20万英镑,项目还从科威特银行贷款40万英镑,这才开工,抽干海湾的水,沿两岸筑起两条长长的码头,为过往船只提供服务。

本来游轮是渡河的工具之一,但现在是萧条时期,要凑齐一整船愿意付超过100迪拉姆/人的客人并不容易。2010年1月的这个晚上,我们只看见两艘挂着米红彩灯的轮船在河面游弋。在岸边,一个船主向我们搭讪,愿意用75迪拉姆为两个人服务。他的船是一艘像中国大乌篷船的木船,复式结构,灯红酒绿披挂齐整,但是一个客人都没有。传统的摆渡船则生意兴旺,每渡一次河是1迪拉姆。即使已经是晚上22点多,从空船到满客,只需要两三分钟时间。大部分客人是劳工,也有少量旅游的亚洲人。阿联酋中国旅行社总经理李明告诉我们,债务危机对旅游业伤害最大的还是欧美客源,“去年一段时间,欧洲客人几乎为零”。摆渡船没有船墙,前后两根木柱支着一个屋檐似的船顶,乌黑的船身藏进了黑黝黝的河面,只看到船头的灯光,就像飘在河面的一颗颗星星。

Deira区的码头是这个城市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当整个城市的工地因为债务危机而停止时,码头上从未间断的货船和工人明白地展示着这个城市的活力所在。码头上排列着长长的木船,大型船只上还配备着起重机械臂。大多是棕色的木船船体上,刷了清油保养,船上是白色的船楼,装饰着蓝色的雕花木头栏杆。

码头上交织着繁荣和萧条。紧挨木船的岸边,排满了等待出售的二手车,在挡风玻璃上写着车主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当地人告诉我们,债务危机以来,这里排列的车辆数目骤然增加,但即使是在最萧条的2009年春天,码头上的船只从来没有安静下来。只是货物的种类有些变化,以前是建材、五金、水泥、钢筋,而现在,更多的是食品、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当我们晚上22点在迪拜河边散步时,一群巴基斯坦工人一边挥汗如雨地向船上扔着白色的面粉袋,一边快乐地在车上向我们喊“你好”。

保人制度

将“阿Q”们和这些巴基斯坦工人联结起来的,是一种被称为“保人制度”的经济担保方法。这在伊斯兰世界普遍存在,但迪拜将它衍生得最为充分。根据当地的商业公司法,在阿联酋境内,如果要在各种自由区以外设立一家公司,必须有一名或多名阿联酋本国股东(合伙人),而且必须占有该公司最少51%的股份。第二种情况,即使只是在当地开设分公司,也需要找当地人做担保,每年要向担保人支付一定的保费。

“保人制度”在源源不断的移民和迪拜本地人之间建立了长期分享利润的制度渠道。它意味着,每一个移民进入这个城邦,只要他在这里就业,就不仅为迪拜也为迪拜人输送了“人口红利”。

Mohammad Yasin建立了一家商业服务公司Quality House。他代表着阿拉伯人性格中的另一部分:沉默,严谨,和女士保持距离,甚至说话时候都很少直视你。Quality House从事的业务,实际上是当地保人公司的正规版。按照迪拜的法律,所有自由区外的区域成立公司都需要找一位当地人做保人。每年的保费根据公司从事的业务有所不同。一般贸易公司的保费是1.5万迪拉姆/年,而如果是旅游、出版等行业,保费可能达到3万~4万迪拉姆/年。

迪拜商业的发达让保人制度在这些年多少出现了失控,以至于不少当地人完全寄望于从这种天生制度上大捞一笔。阿联酋中国旅行社总经理李明告诉我们,他的保人同时为22家企业做担保。“按这个制度的最初设计,保人是一种连带责任的担保系统。如果保人担保的公司中,有一家出现经营问题,营业执照没有更新,那么他担保的其他所有公司都将无法得到执照的Renew。”李明说,“但现在,很多当地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担保,对担保公司的质地根本不去过问,一旦出现连带责任,往往要由这家企业为那家企业去交罚金,处理后事,而保人完全置身事外。”

与很多迪拜商人一样,为了避免风险,李明将名下3家公司的营业执照分别找了3个不同的保人,而不是担保在一个人的名下。“这样可以化解一部分风险。”李明说,“当然,你出的保价高就可以找到一个信誉度更高的保人。我的3个保人,一个是迪拜劳工部的公务人员,一个是警察局的公务人员,还有一个是开企业的,都相对可靠。”

另外,迪拜政府对“保人制度”的操作细节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很多时候保人也负责为自己的担保对象代办经营证件。迪拜的政府部门每天只上半天班,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建立,按一个毫无阻碍的程序跑下来,也需要大概15个工作日,需要交纳的各种费用约为3万迪拉姆。只是将申请资料转为阿拉伯文的Typing Center,也会成为有些保人能捞一笔的环节。不同公司办理证件的费用,结算下来会相差几倍。“现在有一些保人,看到你的生意好,会要求从公司分红。”

这引起了迪拜政府的警觉,关于保人制度修改或废止的讨论持续多年,却一直未有答案。Mohammad Yasin曾经在迪拜的政府部门任职,保人市场的混乱让他决定办一家正规的商业服务公司。“所有的费用都是按政府定的标准收取费用,并出具发票。我们想让来这里经商的外国人知道,并不是所有本地人都只是想赚你的钱。”Mohammad Yasin对我们说。

尽管如此,“阿Q”并不完全认同“当地人靠移民为生”。“我们也在被不断打扰。”他说,“我们是个很小的民族,我们需要别的地方的人和资金来这里,帮助我们建设迪拜。”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进入这里,改变着他们熟悉的环境。“阿Q”的家边正在修路,直通到迪拜塔脚下。“路一旦修通,我们这里的土地肯定也会开始出售。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会来到这里,我们只好再搬家,搬到沙漠里去。”

苜蓿巴扎的故事

新增人口改变了环境,也改变了一切的供需关系。这是“迪拜模式”的副产品。当这里积聚足够的需求时,供给便显得紧缺了。新来的人需要住房、需要商店,需要城市为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当他们愿意支付并承受更高价格时,迪拜就可以提供一切。城市在这种动力下加速变迁,迪拜的租金也从2004年开始以陡峭的曲线上扬。

苜蓿巴扎是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个案。这个位于迪拜湾码头边的市场代表了迪拜的过去,也暗示了它的未来。据说是因为几十年前,一个叫Murshid的科威特商人拥有这个地方大部分的店铺,因此,这个地方被叫做Murshid Bazar,中国人把它音译为苜蓿巴扎。这是一个因为便利的港口位置而自发形成的批发市场,它的“中心”作用通过直接影响海湾六国、西亚七国、非洲及欧洲南部国家的终端市场,辐射到整个世界中的14亿人口。这里云集了几千家商品批发店。迪拜是个充满各种气味的城市,迪拜河边老城区能闻到咖喱味,出租车上有印度香味,写字楼和大型的Mall里则飘散着各种香水味。苜蓿巴扎是大部分气味的来源,这里几乎有迪拜城里使用的所有消费品,东西都说不上有特色,廉价才是最大的特点。中东和非洲国家的低收入群体,为苜蓿巴扎提供着稳固的购买力。

王婷家的灯具店就在这里。她告诉我们,去年债务危机最厉害的时候,她在店铺里坐一天都没有生意上门。但是一些卖食品和服装的同乡,营业额却没有大的起伏。其中一个让人羡慕的同乡,主营出口伊朗的牛仔裤,每天的发货量是3~4个集装箱,价值约10万~20万迪拉姆。而即使在经济开始回升的今天,王婷一天的发货量也只有一个集装箱。

非洲和伊朗等国的贫穷,为这个贸易中转站提供着永固的需求。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尚没有能力参与全球金融系统的穷人们,让迪拜重新看到了城市最初的原动力。来这里3年的王婷,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个市场辐射对象的贫穷,“非洲的客商到我们这里来买灯,会问是充电的还是插座的,因为他们那里不是常年有电的。这里的鞋子出口非洲是不用盒子的,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售后服务。来进货的非洲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售货员都是用绳子穿着几十双鞋子,挂在脖子上,走村串户地卖”。

元永佳是1993年来到迪拜的。这里每家店的面积不到20平方米,但一年的营业额可以上亿元。因为贸易太红火,大量涌入的中国商人为这里创造了一种新的交易费用:Key Money。

这种前所未有的“店铺转让费”是利用了穆斯林社会的一个传统约定:除非租客有违法纪录,房东不能单方面解除租房合同,这意味着在市场“终身租客”享有主动权。中国商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大捞一笔,他们跳过房东,将店铺直接转手给下一个有兴趣的商人,从中收取一笔转让费,很长时间,因为店面的转让不温不火,转让费也很有限。

元永佳说,随着温州商人大举进入迪拜,“每个商人来了,都要开门做生意。店面的供需市场一下子根本性逆转了,Key Money水涨船高”。后来迪拜房东们察觉了这一交易,也插手到Key Money的分红中来,要从每笔生意中提取10%左右的手续费。经营箱包生意的倪丽娟来迪拜已经20年,她告诉我们,一开始苜蓿巴扎的Key Money只有几万迪拉姆,但随着供求关系的紧张和迪拜地价的不断上涨,上世纪90年代Key Money最高升到了100万迪拉姆。

中国制造的便捷成本和雄厚的资金实力,让Key Money在华人商界盛行。债务危机之后,苜蓿巴扎的一些店铺也经历了改朝换代,退出的店铺几乎都是中国人接手,现在90%都是中国店铺。

从2004年开始,迪拜政府就计划在通往阿布扎比和阿曼的公路旁兴建“龙城”,作为这个城市新的贸易集散地。“政府最早希望通过城市改造工程来搬迁苜蓿巴扎,但因为这里的所有人很复杂,后来试图用‘龙城’来打压这里的生意,人为边缘化苜蓿巴扎,同样没有奏效。一个古老的市场生命力极为顽强。”元永佳告诉我们,“相反,因为世界各地的过剩生产能力要出来找市场,这个市场一度又兴旺起来。以中国为例,中国这些年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过剩,那些在国内连家庭都能生产的制造品,必须要到海外市场寻找出路,苜蓿巴扎因为地理上的优越性被再次重视。加上迪拜没有外汇管制,资金自由进出,不会遇到反倾销调查,2004年以后吸引了大批中国人进入。”

新起的“龙城”几年后开始分流了相当一大部分这种需求。尽管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最贫穷的需求仍然不离不弃,对苜蓿巴扎而言,衰落是隐形而真实的。以贸易起家的迪拜处在一条城市快速升级的通道上,苜蓿巴扎这样的市场注定要成为旧场景。据介绍,这里的Key Money已经只有20万~30万迪拉姆,而在离市中心更远的“龙城”,“龙头”位置,主通道边的一个摊位,不到25平方米的面积,Key Money已经达到75万迪拉姆,倪丽娟告诉我们。

通胀的受益者和受害者

另一个供求关系紧张的产品便是物价。

迪拜的物价似乎从来就没有回过头,这不只发生在泡沫期间,还发生在本应该通货紧缩的现在。根据阿联酋经济部编纂的统计数据显示,阿联酋少数基本商品一直在增长,有些商品在2009年8月10日到11月2日期间上涨非常厉害。在某些商店,蔬菜价格,如从印度进口的红干洋葱每公斤从1.45迪拉姆涨到了2.45迪拉姆,增幅超过69%;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糖的价格也从过去的每公斤6.50迪拉姆涨到了7.10迪拉姆,涨幅达9.2%;再如印度香米(Tilda)上涨8.3%,从以往的每公斤63迪拉姆涨到了现在的68.25迪拉姆。如果把物价的曲线图再放长远一点,2007年,150迪拉姆可以买到40公斤大米,现在110迪拉姆只能买到20公斤大米。鸡肉从7迪拉姆上涨到8.5迪拉姆。

涨价的幅度无论有多少,像“阿Q”这样的迪拜本地人被屏蔽在外了。一名英国移民对我们说:“在巨大的土地涨幅收益面前,日用品的物价上涨完全可以被忽略,更何况租金上涨的受益者也是本地人。他们从房屋中的获利消化了这个城市不断高涨的生活成本。”而另一些生活在迪拜的人感受则大不相同。

肖琼是这次在迪拜少数两个会和我们讨论基本消费品价格的人之一。我们见到她那天,她直到15点才吃午饭,一碗十几迪拉姆的汤,再配上赠送的两片面包。肖琼是Money TT公司的财务经理。这是一家经营特快汇款的私人机构,因为提供比银行更方便快捷的服务和更优惠的汇率,吸引了不少在迪拜打工的劳工阶层。我们到公司那天,汇款窗口的绿色液晶屏上,显示着当天迪拉姆兑人民币的汇率:普通客户是1∶1.850,VIP客户是1∶1.854。前者是中国银行出示的正式汇价,后者则是Money TT公司提供的优惠价。

从2005年开始,迪拉姆兑人民币的汇率就从1∶20一路下行。再加上从事特快汇款的公司如过江之鲫,据Money TT一位员工告诉我们,整个迪拜,有执照的汇款公司是108家,但每家都开了很多分店,整个市场上,正规的汇款公司有1100多家。

“过去的一年真的很难。”肖琼说。随着业务量减少,市场上一些公司开始采取恶性竞争的杀价方法。肖琼的公司给出了0.004的价差,这已经是公司正常经营的底线,“但市场上有的公司给出了1∶1.86以上的汇率价格”。“经济危机前,经常是忙得顾不上看钟,一抬头,才发现半天已经过去了。”但现在,我们在公司的两个小时里,只看到两笔小额业务在柜台办理。“我们公司原来有4个柜台,已经暂时关闭了两个。”肖琼说,办公室里在业务兴盛时用于监控柜台的设备已经坏了,但公司也没顾上去修。

王婷是另一个会和我讨论物价的人。这个温州姑娘从西安财经大学毕业后,在国内能找到的工作薪水都只有1000多元,而在这里开店的三姨能给她比这个水准高得多的工资。所以她来了这里,每天早上8点到店里,工作到14点,然后从16点30分一直守到晚上22点。“这里的樱桃60迪拉姆/斤,如果不是因为在我三姨的店工作,我连水果都吃不上。我几乎没有时间出去玩,我存下了一些钱,但从来没有买过奢侈品。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一块1000多迪拉姆的Guess手表,是送给我妈妈的生日礼物。我是一个对迪拜没有贡献的人,我不在外面下馆子,不去娱乐场所,不购物,去超市也只去中国人开的超市,我尽量不在这个城市花钱。”

这个城市对他们的意义还是可能获得财富的梦想,为此,他们不停止地工作;节俭地、单调地、孤独地生活着。

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人称,迪拜政府在渐渐忽略这些通胀感受最强烈的人。他坚信,迪拜的通胀感受是人为的。“当迪拜找到金融、地产这些更高端的产业后,他们希望通过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将一部分低端移民通过市场力量排挤出去。以配套迪拜的升级。”他对我们说,“这里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但显然更欢迎能够消费得起这里的人。”

一个更大更新的迪拜在吸引人口的同时希望置换人口。

“真的迪拜”,从苜蓿巴扎到棕榈岛

姜淑蓉显然是这个城市想留住的目标群体。她是当地一位成功的中医师,诊所设在迪拜健康城——这也是政府对城市升级的一系列市政措施中的一个。迪拜政府修建了这一片连排别墅一样的商业楼,并邀请了哈佛大学的一个医疗资质认证机构,对所有入驻健康城的医疗机构,进行资格认证。姜淑蓉的办公室充满了中式元素:屏风、刺绣、卧榻、八骏图。但书桌的两侧,一边是酋长《我的构想》,另一边是酋长的个人诗集。

她对迪拜有特殊感情,说这里是“自己演绎神话的地方”。1998年刚来这里时,她几乎身无分文。但现在,她开黑色悍马,是迪拜塔开幕时邀请的贵宾。除了买下了健康城100平方米的诊所外,在棕榈岛、香格里拉公寓都有自己的房产。因为从迪拜成长的每个增值点都获得了回报,姜淑蓉也对这个城市抱以最大的善意。当知道本刊记者来到迪拜的第一站是陈旧的老城区,她忍着感冒,带着记者游览棕榈岛和迪拜塔周边的商业区,一直到深夜零点,为了让记者看看“真的迪拜”。

棕榈岛仍然是迪拜的地标之一,它是这个城市第一批向外国人开放的高端地产项目,这个填海造岛的项目成功,为迪拜的崛起提供了经验和信心。棕榈岛的楼下,便是波斯湾的海水。虽然现在是迪拜的冬天,但仍然可以看到有情侣划着橡皮艇出海。岛的对面就是七星级帆船酒店,旁边是一座正在建设的酒店,像两个完全张开的大贝壳,矗立在沙滩上。这是最新式的观景酒店的设计,能保证每个房间看到海景的角度一样。
迪拜中国城房地产交易中心总经理杜艳告诉我们,政府对一开始出售房产的计划非常谨慎。棕榈岛的开发是在半秘密状态下启动的。当时一栋别墅的出售价格才八九十万迪拉姆,还不足以抵偿政府填海的成本。棕榈岛第一批房产的出售是在没有公开的情况下就卖完了,当时的所有买家都获利丰厚。

姜淑蓉是第一批获得棕榈岛房产的外国人之一。2001年,已经在迪拜待了3年的姜淑蓉正准备移民去加拿大。“因为在这里永远不能有自己的房子。”中医是这个城市一个特殊的职业。他们可以获得比其他的商业活动更能和城市管理者接触的机会。按照她的讲述,在一次宴会上,她把自己的移民意图告诉了当地一位非常重要的官员。这位官员告诉她,“You wait and see”。这次会面后不久,姜淑蓉收到了一个纸袋装着的录像带,内容是关于国际棕榈岛的开发项目。在得到这个消息半年以后,政府就公布了外国人可以购买永久产权的房产的消息。

如果对着迪拜地图,更能看清政府以房地产取代贸易中转,启动城市另一个经济发动机的意图。整个迪拜城并不是以摊大饼的方式慢慢沿着迪拜河边的老城市蔓延开,第一个出售的地产项目是在距离主城区非常远的荒漠中,中间留下的几十公里空白,是在几年后慢慢由迪拜塔、媒体城、国际金融中心填充。而棕榈岛则是政府在海岸线交界处填出的一块新土地。这颇像一个地产商的经营策略,第一批试水市场的房子都不是最佳位置。

姜淑蓉当时花了50万迪拉姆,买下了棕榈岛一套150平方米的公寓,现在她出租给了一家公司,一年租金是40万迪拉姆。在迪拜,在本世纪初,有能力参与土地投资的人好像就是对金矿的挖掘。姜淑蓉一再对记者强调,自己留在迪拜的原因是迷恋这个城市的包容性:“我不是淘金者,但不等于地上掉着块金子我不去捡啊。”

棕榈岛的高端房产试水成功后,迄今有3万家庭在迪拜购买了永久房产。地价和房租迅速成为这个城市最引人注目的经济指标。土地升值推高了一切成本。倪丽娟所在公司的两个仓库,90年代时候租金两个仓库只有2.5万迪拉姆,现在,一个仓库的租金就要7万迪拉姆。

虽然去年的经济危机让迪拜房价腰斩一半,但姜淑蓉没有丧失对这个城市的信心。她在另一栋举世瞩目的建筑中购得了自己的房产。她要求为这笔尚未完成的交易保密。

没有工作就没有一切

亚特兰蒂斯酒店是建造在棕榈岛上的一个“海底王国”。它于2008年11月20日——金融危机初露端倪时逆市开业。开业当天,好莱坞名流云集,燃放大量烟火,连外太空的空间站上都能看到。酒店的所有装饰以大海为元素,大堂的穹顶下,是一个意大利知名设计师的玻璃制品,纠结的,飞扬的蓝色、红色、明黄的玻璃条,像海妖的头发。所有走廊两边的墙上都装饰着彩色玻璃制成的长柄花苞状壁灯,一个巨大的水族馆有水道和海洋相通,里面放置着沉船,数不清种类的6万尾深海鱼,还有素食鲨鱼,贴着玻璃从游客的手指边游过。

酒店业是经济危机中受损最严重的行业之一。李明告诉我们,迪拜的酒店业在全世界都很特殊。“酒店从来不设置推销员。而且订房规矩也显得很傲慢。别的地方都是订得越多,价格越优惠,但这里的酒店是你订了3个房间以上,房价再加10%。”

这些独属迪拜的酒店业行规被债务危机改变着。亚特兰蒂斯也不例外,原来2900迪拉姆/天的双人房现在只要2016迪拉姆/天。2009年,酒店不得不开始开源节流。“我们采取了一些节约成本的做法,比如提醒大家随手关电脑、关灯,一年我们节约了20%的成本。”酒店内一家餐厅的主管Helen对我们说。作为酒店节约成本的另一个举措,这家餐厅还关闭了午餐时间,只开放晚餐。我们到访当天,酒店的入住率是47%。工人正在对餐厅做一些整修,刺耳的电锯声回荡在阳光海岸边。“趁着客人少时,赶紧把这些吵闹的活都干了。”Helen对我们解释。

Lucy是出入亚特兰蒂斯酒店的常客。她的先生是爱立信公司的高管,她自己经营一家语言培训中心。他们有能力消费迪拜的奢华场所。

持续一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个阶层的生活也在发生改变。“去年的一段时间,我们不断地参加Farewell Party,不断地有朋友离开。”其中最悲惨的故事是一对澳大利亚夫妇。他们被公司裁员,必须在一个月内离开迪拜。但他们在这里投资了房产。“迪拜的房地产销售可以卖图纸。当土地飞涨,资金链正常的时候,没有买家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不需要看到实体的房子,只要知道自己的投资正在升值就足够了,政府也没有出台法令来规范这种疯狂的投资行为。在迪拜,推迟交房是不需要付违约金或者受到任何惩处的。因此经常有买主在合同的交房日期,退掉了自己租住的房子,想要搬进新家,却发现房子根本没盖好,只好把家具放到寄存公司。这是随着迪拜房地产业飞速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服务业,经济危机发生期间,这类公司和国际搬家公司都生意兴隆。”Lucy说。

但危机发生的时候,买主们要为这种不理性的交易方式付出代价。这对澳大利亚夫妇因为失业而离开这里,却还不得不继续供着这边的房款,Lucy说:“他们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房价回本后,他们可以出手还债。”对迪拜,还是对亚特兰蒂斯酒店,这恐怕都不是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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