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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品质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的专栏文章精选集。在“有关品质”专栏中,朱伟谈作家、艺术家,谈书,谈音乐、谈文学、谈建筑、谈绘画,也谈朋友,谈自己,谈情趣,谈时尚,谈吃喝……文章感性色彩丰富,理性力量张扬,贯穿一种对人内在品质的追求。品质的积累是一种潜移默化,是每个人美好记忆中的回味无穷。这本书,记下了朱伟对品质生活的理解,更是与读者交流共享的文字。

 

 

主要篇目:

槐花似水香如海/豆腐干的净界/小桥流水人家/中秋考/了不尽春花秋月/小家碧玉/影梅庵之悲

 

 

 

 

∷∷朱 伟

 

 

这是我自2003年7月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有关品质”专栏的结集,因为篇幅原因,讨论古典音乐及一部分历史、典故笔记未能收集在内。

 

 

开设《有关品质》这个专栏的原始目的,就是逼迫自己读书——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希望通过读书,来消解对岁月飞逝的恐惧。之所以确定以“品质”为名,是期望能每周不懈怠持之以恒地积累分辨质地的能力,通过叠加累积,保持自己重心向下,以不致于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里,轻浮在光怪陆离之中。

 

 

因目的就是逼迫自己读书,所以严格说,这个专栏就是每周逼迫自己完成的一篇读书笔记。之所以要不断变换领域,是为摆脱惰性,使自己能时时清醒意识到自己之无知无能。知识之海洋太浩瀚无涯,而我们惯于以惰性满足已知的自以为是。只有时刻警惕自己的无知无能,才能鼓荡起自己的求知欲,每周求知,每日求知,其实也只能在茫茫大海里照亮极小极小的一块领域。我由此经常有在这茫茫浩渺大海里一叶小舟独孤飘荡的感觉,飘荡是一种不安宁,惶惶然无居所,无彼岸。但徜徉在大海中,毕竟极目远舒,风物长宜,有一些自得之宽慰。

 

 

一个人要立志读万卷书,阅读速度是个前提。我的阅读速度养成,还要感谢我母亲,她是我读书兴趣的最早启蒙者。其实她只读到高一,就因家贫休学,但在1930年代,这就足够成为知识女性了,况且她又天性爱书。小时候,院外弄堂口有一家租书店,一本书租一天好像是两分钱,母亲租书回来,大家轮流读,因为要换新书,姐姐就催促快快读完。那时母亲向我推荐的都是章回小说,《说岳》、《说唐》、《薛仁贵征西》、《薛丁山征西》、《英烈传》之类。她让我跳开那些文言文的段落,她说,《三国演义》诸葛亮出来前可以不看,诸葛亮死了,也就没意思了。这是我的小学时代,六年级时,一个星期天从早到晚,就可以读完一本《说唐》了。

 

 

母亲对父亲的文化程度是鄙夷的,她自己最炫耀的是年轻时读完了全套《福尔摩斯探案》。母亲崇敬的是钱先生,钱先生是三姐夫的父亲,中学语文教师,喜读书、养花,还做得一手好菜,在知识上就高母亲一等。钱伯伯于是成为我中学时代的读书启蒙,他每天搜集《新民晚报》上的文史知识,一本厚厚的剪报本上,千奇百怪无所不有。他向我推荐《聊斋》,说这才是真正的好文章。他那套线装的《聊斋》是我记忆最深的,书借我回家,我是苦于读不懂——母亲没给我读古文的真正训练。钱伯伯就一篇篇给我读解,可惜这段时间不久,“文革”就开始了。

 

 

下乡后,整个70年代,是我读书的黄金时代。1971年,我胡编乱造,写成一部洋洋40万言的长篇小说,不知天高地厚就要当作家。那时刚好赶上要扶植知青作家的好年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李景峰专程从北京到我所在农场,由此开始了我长达5年拿着工资脱产专事改稿的幸福生活。我可以带着书稿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各地去征求意见,补充生活,每去一处,都是与文友们交流的机会。当时读书最疯狂是何志云,他因为写了一篇讨论《青春之歌》的文章,与省图书馆有了联系,专门住在哈尔滨,以一天一部书的速度阅读。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就是从他手里读到的。而到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稿的机会,我可以到资料室借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雨果、莫泊桑、狄更斯,当时真是如饥似渴。

 

 

 现在静下来回忆我的读书史,真有一种幸福感。我等人生经历,最大乐趣,无非是当年骑着自行车,从一家书店奔向另一家书店了。现在大家都在向往80年代,80年代是一种怎样环境?黄子平“我们都被创新的狗追着,提不起裤子”的论断虽然刻薄,却是真实。那时文学圈各种聚会最时髦话题,就是发现新作家新的小说译文,你要是茫然无知,就有井底之蛙感。从海明威到斯坦贝克到卡夫卡、福克纳、诺曼·梅勒、罗斯、卡佛,所谓文学潮流,其实是这些作家领导的潮流。余华推崇卡夫卡、福克纳;格非推崇博尔赫斯,马原推崇略萨或胡安·鲁尔福,莫言推崇伦茨。要做到与各圈内的作家都能串通,只有不断寻找与读解这些作品,这就成了我80年代追逐的主调。

 

 

我直到1987年,才意识到自己思想能力不够,开始读哲学。哲学启蒙老师,一是刘东,一是赵汀阳。通过刘东的《西方的丑学》读美学,读《维特根斯坦导论》迷维特根斯坦;而隔一段时间去舒可文家,总能得到赵汀阳点拨,胡塞尔、舍勒都是他推荐的。社科书店由此成为我那段时间的常去,在那里我经常遇到卢跃刚,他总是一个硕大的书包里装满了刚买的书。哲学书对于我直接的好处,是帮我解决了逻辑推演能力。

开始读古文,则也是1987年后因为讨论文学可能方向所逼迫。少年时代母亲引导我读章回小说,古文基础是没有的。80年代初曾参加过一个《中国青年报》举办的古汉语学习班,还记得杨浪、马立诚在班上频频站起来讨教老师的情景。那时读《左传》、《战国策》之难,必须靠字典,一字字硬读。读古文入门,是从上海书店影印的民国吴曾祺编的四大本《旧小说》始,那是因1987年后,与李陀、余华一次专门的讨论,我们都惊叹汉魏小说中的语言表达能力。因那次讨论,余华写成了《世事如烟》;对我而言,是疯狂地跑中国书店,买笔记小说。1988年我买到最值得炫耀的两套书,一套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说郛三种》,16开的10厚本售价仅180多元;一套是时任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专帮我到江苏广陵古籍影印社找到的16开36本的《笔记小说大观》(缺几册),售价也仅100多元。

 

 

1991年我到美国有为期3个月所谓“访问学者”的机会,闲来无事,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早出晚归,这段集中搜罗古籍资料的难忘经历,更把我推向了古籍的怀抱。确定要通过考吃来做一部中国俗文化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想法后,就开始拼命找各种各样古籍,从子到史到集再到经,越读越觉古人比洋人不知伟大多少。由此,搜求的古籍越来越多,翻译小说基本很少再购买阅读,离当代文学越来越远了。

 

 

本质上说,我等就是一介书生,读书人之精神支柱,也就是对书的拥有了。对书拥有之理想,首先能坐拥一个书城,在书围困之中,能自由徜徉其间,以生命之烛,一点点地探出一条甬道,这甬道之不息延伸,就有一种拥有的踏实。这样的理念下,我才选择了郊区生活,藏书楼不敢奢望,但起码陪伴我30年的书与我一起有了一个舒适的居所,有了一所自己的图书馆,于是就开始了比较安逸的读书生活。每天我给自己确定读书时间不能少于两小时,这是《有关品质》这个专栏的基础。每周确定一个题目,实际也是确定了读书计划——每周找到所需之书,尚未拥有的,就再去书店寻觅。我要求所涉及内容必须自己在原作中读懂,从一个知识点入手,常需涉及多种书多种途径,这样一周结束,聚集到书房里的书往往就要分两三次再抱回书架。这样一周周下来,就保持了可持续阅读——只要阅读的生命不中断,一天就会因尚在求知中而没有虚度。

 

 

一晃眼,“有关品质”这个专栏已经开了6年。这次小结,结尾仍附上《父亲》与《母亲》二文,因二老故去都在此6年中,也算这6年记录的一部分。《父亲》一文,当时写得仓促,远不如后来写《母亲》深入,本想重写一遍,提笔又怕重新进入,就仍保持原状,也算纪念罢。

 

2009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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