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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院:被城市化的村庄史

2010-01-12 13:38 作者:李鸿谷 魏一平 王烁 2010年第3期
李家世居北京大兴天宫院。李汉朝的父亲是那一辈里的单传,李汉朝是这一辈的老大,而他只有李磊这么个儿子——北方村庄,对长房长孙的看重,更为明显。从小,李磊全由爷爷奶奶带着;一脉相承,后来李磊有两个儿子,还能干活的李汉朝也不再努力在田里干活了,重心全部转移到孙子身上。作为父亲,李汉朝对儿子有过什么样的期待,现在也很难说清。

现在,天宫院村只剩一片房屋拆除留下的瓦砾

李家世居北京大兴天宫院。李汉朝的父亲是那一辈里的单传,李汉朝是这一辈的老大,而他只有李磊这么个儿子——北方村庄,对长房长孙的看重,更为明显。从小,李磊全由爷爷奶奶带着;一脉相承,后来李磊有两个儿子,还能干活的李汉朝也不再努力在田里干活了,重心全部转移到孙子身上。作为父亲,李汉朝对儿子有过什么样的期待,现在也很难说清。

北方村庄

1997年,李汉朝同意17岁的儿子李磊离开天宫院,去到西红门谋生。从天宫院村一路北行到西红门镇,也仅12公里。不过,这12公里的距离代表的是农民与非农民的差别。李磊未来不会再回家种地了,这是显然的,这一事实对李汉朝心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很难辨识了。

李家世居天宫院。李汉朝的父亲是那一辈里的单传,李汉朝是这一辈的老大,而他只有李磊这么个儿子——北方村庄,对长房长孙的看重,更为明显。从小,李磊全由爷爷奶奶带着;一脉相承,后来李磊有两个儿子,还能干活的李汉朝也不再努力在田里干活了,重心全部转移到孙子身上。作为父亲,李汉朝对儿子有过什么样的期待,现在也很难说清。

李汉朝是典型的北方农民,干活从不惜力。早年间,村里农民还是靠工分挣钱的时候,李汉朝所在的三队组织了一个装卸队,去附近工厂揽活。能够参加装卸队,大约每人每个月能够额外挣出20多块钱来,相当于收入翻了一番。问题是,一个生产队只能挑选出十几个壮劳力,而想参加的人却很多,“李汉朝是每次都没有被落下”,天宫院村三队当时的后勤队长马凤德现在与本刊记者评论“麻将不会打,牌不会玩儿”的李汉朝:“别人看不到的活他能看到,大伙当然喜欢他。”李汉朝的大舅妈偶尔去他家串门,“夏天他们家吃的都是热面,不舍得吃冷面”——热冷的分别是,冷面必须拌点卤,而吃热面则可以节省下这点卤料。

李汉朝在村里从来没有成为过显著性人物,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他媳妇又是四川人,在村里没有任何亲友,也不太和村里妇女多聊天。大家的印象基本上只能来自肉眼的观察,这种观察集中起来的印象就是他们一家的节省。天宫院完成第二轮土地承包后,新发地农贸市场开始兴办,这是周边农民能够批量出售自己农产品的市场,李汉朝夫妇为了卖自己家种的豇豆,两口子从凌晨3点多起床开始摘,一直摘到天黑,然后夜里夫妇两人一人一辆三轮车骑到15公里外的新发地,新鲜才卖得出价格。村民李成友向本刊记者描述记忆里这对夫妇去新发地卖豇豆,感叹的重点不是勤奋而是节俭,“他们两口子,就找一个瓶子灌上自来水,一路骑车一路对嘴喝,骑到新发地赶个大早卖豇豆”。

在天宫院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勤力而节省的李汉朝,都算得上标准的好农民。

北臧村镇有23个村庄,天宫院村是最大的一个,直到2000年,按《北京百科全书·大兴卷》记录,这里仍有耕地3489亩。而解放初第一次测量,天宫院村则有1.0009万亩地——这是这个村所有人描述村庄历史的开头。村庄的命运转折当然始自土地承包,第一轮承包时,天宫院采取了绝对平均的分配原则。村里的耕地按横渠长排、赵家梨行、树行地分成三等,各家三等土地平均搭配。村小学老师王治邦第一次承包,家里5.5口人,分了8.94亩地,却分属11个地点——“承包地之间,从村东到村西,有的要走三四里地”。即使1998年最后一次承包,王治邦分家后仅有老伴一个人的承包地1.77亩,也分属三种不同等级。土地承包,对城市人而言,已经抵到制度终点;而对农民而言,却是开始,如何分配才是关键。绝对平均的土地分配,以及相距遥远的承包地——土地制度鼓励的是像李汉朝那样勤力的农民。

不过,承包地分散而且距离过远的问题,似乎从来没有困扰过天宫院村。天宫院的特殊性在于,上世纪60年代,村东边——村里人称为东油房的那一片土地被天堂河农场拿去使用了,天宫院村也归属农场管理。后来天宫院村与天堂河农场分开,村里反复争取,竟然从农场那里要回占地补偿费285万元。在上世纪70年代,这当然是巨额财富。村里拿这笔钱修了路,每家安装了自制的太阳能以及沼气池,还剩200万元存到镇里信用社,每年分得利息。后来这笔钱再次被大额使用是镇上干部杨德荣所为,他来村里蹲点3年发现这里的问题:天宫院村土地平坦,适合机械化耕种,但承包地过于分散却是矛盾。最后的解决之道是,在各家的土地承包合同里,备注一栏直到最后一轮承包仍然明确标注:“服从集体区域化种植”——只要村里各家承包地的种植品种一致,机械化即可实施。村里动用那笔存款为天宫院添置了机耕机种以及收割机各种设备,各家最后按自己承包地的面积收麦子与玉米即可。劳力当然由此解放。不过,无论绝对平均分配承包地,还是机械耕种,它所依仗的结构性条件是集体化。显然,这一结构性条件是观察天宫院村村民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必要构件。

按政府的统计,2000年,天宫院村农村总经济收入即达3524万元,人均4127元。与周边村庄比较,这里当然是富裕村庄。不过,对李汉朝那样的勤力而节俭的农民而言,村里的平均富裕之下,他当然想更有作为。自己承包的那点地,对于李汉朝,实在花不了太多工夫打理——他最初的选择是去到天津跟孩子的大姨合伙办豆制品加工厂,大姨负责生产,他则负责到处跑材料、搞销售。农忙的时候就赶回来干地里的活,一点没耽搁。但是,豆制品厂没能做成功,两年后就歇了。比较而言,李汉朝还算幸运,跑到天津做豆制品,大家也不认真计较。而村里在他之前想离开土地去做副业的,面对的村里的条件很苛刻:放弃村里的户口才可以。这当然是集体化思维的必然选择。村民杨振荣认真回忆良久:算起来,天宫院村只有两个人真的选择放弃户口去做副业。

对天津豆制品厂的失败,李汉朝自然心有不甘。稍后,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又租下了村南的造纸厂,自己办起做建筑保温材料的小加工厂,曾经还雇到六七个工人。结果,这一保温材料厂最后也没有成功。为了做这个厂,李汉朝向马凤德借了8000块钱的本钱,几年后,马凤德孩子结婚要用钱,找李汉朝要,等了20多天,这笔钱才还给马家。后来马家才知道李汉朝这8000块钱还是专门跑到天津,去找大姨借的。李汉朝的好朋友,后来成为村主任的马永德跟他讨论过农民做生意这件事,马永德的结论很简单:“我们种地,一季收成不好,还有一季可能找补回来。但做生意,一亏就全赔进去了。”好农民李汉朝的生意尝试看来是失败了,他没有摆脱集体化的约束力,这其间原因,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马凤德家的院子与李汉朝的院子仅隔两家,他们是酒友。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在酒桌上,李汉朝都还算开朗、随和,也能说会道。但是,回忆起他们酒桌上所谈的内容,几个农民所讨论的差不多算得上是政治局委员思考的问题了,而李汉朝的生意以及他自己的家庭,从来不在他们谈论的话题之中。从朋友的角度观察,生意上的不成功,似乎没有太大地影响李汉朝。这也可以理解,对于像李汉朝这样不惜力也节俭的农民,只要有土地,相对正常的生活,从来不会是难事。

如果说李汉朝有什么烦恼,或许只可能来自他的儿子李磊。

由爷爷奶奶带大的李磊后来不爱说话。爷爷奶奶的抚养与父母的管教,其间落差最显著的表现,在村里人看来,就是李磊的沉默,像马凤德、马永德这些李汉朝的好朋友去到家里,最多只能听见他叫一声“大爷”,便再无任何言语——叫“大爷”,很多时候还是在李汉朝的要求下才叫的。除了沉默,村里人如果对李磊还有印象,就是“蔫大胆蔫儿坏”。有一回——李磊那时还是小孩子——李磊看见别人卖菜的钱匣子,抓起来就跑。在村庄里,大家都沾亲带故,李磊的这样的行为,无论怎样说,也算出格了。马永德就曾跟李汉朝说:这孩子你得管!李汉朝当然管,只不过方法很简单:揍!村民郑清友甚至还记得李磊被吊起来揍。结果,李磊更沉默了。他以前的同学后来在村里见到已经去了西红门的李磊,问他在干什么?却总是得不到清晰的答案,“李磊说话的声音太小了,完全听不清楚”。在天宫院,李磊以沉默面对所有人;而在学校,几乎没有老师还记得这个孩子,原因同样是他不爱说话,从不出众。17岁,李磊离开了天宫院,村里人对他的记忆更是一片空白。指望李磊像他父亲那样,在集体化格式的村庄里成为大家认可的好农民,显然已不可能。

不过,哪家没有一点自己的烦恼呢?李汉朝的生意与孩子,也就是普通北方农民生活中一点小烦恼,极其正常的内容而已。这座村庄也如其他北方村庄一样,按照自己的惯性一点点往前。一切都实在正常不过,在那个年代谁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端倪。

京开高速

在儿子去到西红门一年后,1998年,李汉朝的好朋友马永德竞争村主任成功。天宫院村民自,民主选举村主任,当时还是北京市的试点,马永德赢得名至实归。马永德的成功,即使马永德本人现在向我们解释时,套用的也是当年的流行性句式:致富带头人。1988年,马永德承包了村里的果木林地,经过10年努力,已经获得足够令人眼红的收入。而村里其他村民在马永德的带领下,也跟他一样承包别人不要的荒地种植果木,结果当然也一样富裕起来。

对自己的财富,甚至赖以成功的果木林地承包,马永德口风极紧,并不乐意透露任何信息,有着传统中国农民的机灵。对于农民而言,成熟的耕地才是关键,比如天宫院甚至采取绝对平均的承包分配原则;但是,耕地之外,各村庄还有相对数量可观的荒地——在北方,因为风沙大,这些土地基本都是沙包地,开垦难度大,并不被重视。在马永德之前,仅有两户农民分别承包了50亩和30亩这样的沙包地种植果木树。这两户中的其中一户马广书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没有人想承包这样的沙包地,当时村里的鼓励政策是,承包的前3年不交承包费,从第四年开始才逐渐递增承包费。当年马广书能够有勇气承包沙包地,主要原因是他有一位在中国农科院上班的舅舅,有技术有眼光,他才有胆量。足够的时间给了他们成功的收获。以马广书所承包的50亩果木林地来看,直到1998年,全部承包费才涨到1.5万元。而这个时候,马广书每年能够从他的果木树里获得超过10万元钱的收入。沙包地的土地价值,在这时候甚至已经超过成熟的耕地。

荒地的价值实现,需要的是时间成本。在北方,桃树3年见果,苹果、梨树6年才有收成。最初承包的时候,农民能够承包土地多长时间尚未有定论,有勇气包下沙包地,当然不简单。1998年,土地承包合同定为30年的期限,这样一来,那些已经成为熟地的果木林地成为村里争夺的重点,承包费当然会涨。马广书的合同1998年到期,他没有获得续约的机会。而马永德竞选村主任成功,格局自是不同,他继续承包着自己的果木林地。

在那个年代,土地价值,对农民而言就是土地上能够产出多少收入,天宫院的村民看到的榜样是马永德们。

不过,马永德当选了村主任,却有机会比村民看到另一种土地增值的可能性。

马永德当选村主任一年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是京开高速的征地。国家征地,对于农民而言,天经地义,并无任何谈判的必要。京开高速所征天宫院之地,基本上是村里的开荒地,不在土地承包范围之内,除了50多户农民的宅基地受损需要补偿,耕地没有影响。这次征地,天宫院平静异常,看起来唯一需要解决的是那些受损的宅基地。这个时候,马永德展示了需要很多年后才能被认识的才干。

为了安置那些因京开高速征地宅基地受损的农户,马永德去镇上再三谈判,终于获得两块分别为80亩的宅基地。京郊农民的宅基地,一般是3分地5间房,即3分地上(200平方米左右)建5间房,天宫院土地多,基本格局是4分的宅基地。即按4分地的标准,天宫院受损的50多户农民,也要不了80亩的宅基地补偿。马永德解释说:“为了征地迅速,我的办法是过去4分地5间房的,补偿都按8分地10间房给。这样80亩宅基地也够了。但是,如果村里其他人要宅基地呢?我就再要80亩宅基地,谁要给谁。”这样的“德政”的解释很容易说服不了解乡村的城市记者。如果回到乡村现实,土地承包一经确定,而且是30年的合同,那么一村之长在土地上的权力,耕地分配已无空间,相应就会转移到宅基地方面。160亩的宅基地,除了补偿京开高速征地受损的农户,其他的当然是权力赖以行使的资源。

10年后,这些原初是权力资源的宅基地,又演化成宅基地拥有者的财富之源。农村的传奇,一如当年沙包地的承包一样,需要在相对长的时间段里,才能理解其间因果。

有了这些宅基地,李汉朝找到马永德,说想要一块宅基地,给儿子李磊盖一个院子,无论他未来会不会回天宫院来,总需要一套房子。跟本刊记者说到这里,马永德才露出一丝小小的得意:“那个宅基地,是我硬给他的。”李汉朝理想的宅基地,是想跟那些京开高速受损的农户补偿的宅基地在一起,这里的地靠道路,方便。对于自己的好朋友,这点事不算难题。160亩的宅基地,在马永德的控制下,陆陆续续也都分完了。再后来,李汉朝这次要的宅基地因为惨案背景,多数村民传说这里是坟地,今年征地拆迁还挖出两具棺木。以此来问询马永德,他想了想说:不可能。证据是当年这一宅基地下还埋有企业的电缆,也因此让村民将房子挪开1米多来建。如果有棺木,挖地道埋电缆时会发现。

以地补地的策略,当然也是天宫院征地异常平静的因素之一。而且,似乎天宫院的农民在此次征地里所获甚丰。

但是,中国农民的根本是现实利益主义者。京开高速公路建成,天宫院村民发现,就他们这一段没有涵洞桥,而北边的韩园子、大庄,南边的大堡、庞各庄都有。如此一来,天宫院被封闭高速路分隔成东西两部分,如果去到路东坐车去北京,得绕一个大弯。虽然有了新的宅基地,但村民们对这笔账还是要算清楚的。后来再回忆当年的计算,京开高速虽然征的是天宫院的荒地,但国家肯定给了补偿款,还有建涵洞的钱……这些钱当然不会进马永德个人的钱包,而是进入村里的账,但究竟有多少,村里并没有公开。

这一疑问所引发的后果,直接涉及马永德2001年的第二次村主任竞选。显然,这一回他有了要为村庄涵洞讨一个说法的带头人的严厉挑战,不再像第一次竞选那样胜在必然。村庄政治永远是利益表达的舞台。不过,马永德这一次竞争,最终仍然胜出。其间原因,他当年的“助选谋士”、后来的竞争者马长海给他支了一招:“联盟”——推举另外两大家族的人出来竞选村委委员,与自己搭班子。“一正二副”的结构,果然帮助马永德渡过难关。马长海现在跟本刊记者解释说:虽然挑战马永德的是我们马家的姑爷,但马永德好歹也是我们马家自己人啊。他有难,我们能不帮吗?

基本上算是平静的京开高速征地,给村民与马永德带来的经验迥异。村民们是自然而正当的利益诉求;而京开高速征地以及其补偿款所显示的土地价值,远远超过天宫院的耕地以及后来被更多人追逐的果木林地的价值。但是,能够看清楚这一点的人,为数极其有限。自土地承包改变了村庄格局后,新的改变的力量已经生成,只是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被发现。

开发区

马永德拿到任命书,就任村主任不到一周时间,被镇里找去商量向天宫院村征地。这次要征的是实实在在的600亩耕地。

当年北臧村镇与天宫院村联合给村民的一封公开信里解释说:“根据2010年北臧村镇总体规则,村西工业区占地已经纳入大兴卫星城总体规则,与埝坛工业区做有效衔接。而且这个规划早在今年4月就已经得到了首都规划委员会的批准。”问题是,天宫院农民新的30年土地承包合同刚刚签署两年,随即征地,这个变故太过剧烈。何况耕地对农民而言,是生存之根本所在——而对镇政府,包括马永德而言,他们意识到的未来,一如公开信里所说:“仅仅靠农业种植业是不行的,有哪个地区靠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每一个家庭都有孩子,而这些孩子没有一个愿意在家种地。”

这些判断现在看来都是事实,但回到曾经的历史现场,虽然仅仅只有8年的时间间隔,但当年引发的村民的情绪震荡,超乎想象。

就在公布征地的当天,村民李成友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跑到村里的广播室,结果村主任和支书,还有广播员杨振荣都不在。李成友找来人把广播弄好打开,在大喇叭里朝村民喊:不愿意卖地的都到村里来,让支书与村主任给大伙儿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结果,村委会办公室前一下来了200多人。村小学老师王治邦有记日记的习惯,那天的日记他记录:结果等到半夜也没出来一个干部给大伙解释。不过,半夜两点多钟,倒是有人找到李成友家,向他要500块钱,说他把大队广播员杨振荣打伤了,要去医院看病。除了要钱,还要把李成友带走,李成友的儿子向他们要逮捕证,没有,当然不去。

过了两天,李成友被人叫去派出所问情况,结果一上车就被直接送到宋庄看守所。看守所的人在“接收”李成友时发现他有高血压,跟送他来的人说:不行,这个人不能放我们这儿。但是送他来的人一听,就跑了。李成友的儿子去找杨振荣,问他爸爸到底打了他没有,还说如果真打了,就是卖房子也给你治伤。杨振荣当然作证说没有打,还把500块钱退了回来。饶是如此,李成友还是被关了10天。

农村的故事,如果以城市人的想象来理解,会将上述拘留事件想象得过于严重,而农民自己理解和处理这等事件,要放松并且柔软得多。出来后,李成友就去找那个开车骗他进了看守所的人,结果,“问他,他就乐,说他也不言语,骂他也不理”。进看守所,李成友手里当然有一份在看守所签名的拘留证原件。出来后,同村的村民来找他弟弟,说村里要拘留证的复印件看看,拿到复印件后,又说不清楚,要原件——“我当时想,给他们看看也没什么,就把原件给他了。结果就再也没有拿回来,被村里销毁了。原件没了,我想告他们也不行了。”村民与村干部如此斗法,也确实简单直接。我们后来在另一位有心的村民手里看到这份拘留证的复印件,如果真打官司,证据当然有。打官司,其实也只是说说而已。

李成友当然会去找马永德讨公道,马永德的处理也简单明了,给李成友安排了一个“看大街”的工作,一条街上有乱倒垃圾的就去制止一下。这份工轻松简单,而且每个月有300块钱的收入,有了这份利益安排,拘留事件基本结束。不过,这份活干了半年后,镇里取消这个机构,李成友的活也没了。马永德跟我们回忆:“他媳妇又来找我,而且是大年三十,你说我怎么过年呢?我说你别闹了,我给你2000块钱得了。”这时,这个故事才终告结束。

李成友的拘留故事结束了,但征地还没有落定。当时北臧村镇与天宫院村确定的承包的土地的流转费是每年每亩1000元,剩下的28年承包期,先付10年的流转费,余下的10年后再一次付清;地上农作物则以小麦每亩600元、西瓜每亩1600元、花生每亩600元的价格给予一次性补偿。这其间的利益计算,充满着农民的智慧。

在村民一方,签署了土地流转协议后,600亩土地所涉及的184户村民有122户集体将村委会告上法院。这一诉讼,村民的理由极其朴素:“如果是国家征地那就有正式批文,要跟政府签合同,可最后出面跟各户签合同的是村委会,这不符合‘鼓励土地承包到户’的国家政策,而是‘反包倒租’。”真上了法庭,原告席上是马广书等5名代表,旁听席是122户村民代表,被告席上的马永德,“他念稿子的时候手直哆嗦,是真有点害怕了”。

这个官司并不顺利。村里一位在城里上班的人认识一个东北女律师,这位律师很热心,接手了这桩官司,并到村里来开会取证。结果令人失望,不仅最后的起诉状没有将镇政府列为被告,真正到了法庭,那位律师却称病未到,而由另一位律师代替。官司最后当然是122户村民输了,原因很简单:村民们已经签字,又拿到了土地流转费。输了官司的村民当然心里不满,他们想起那个热心此案的女律师,“输了还能收我们的钱?”这3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可是村里122户每家几百元钱凑起来的——北京市一中院维持原判的结果一出来,村民们又开始回过头来找那个女律师要回自己3万元的代理费,最后告状到北京市司法局,终于讨回代理费。即使在严肃法律程序里,乡村逻辑仍有成功的可能。

我们的采访,所有涉及这一轮征地的农民,回忆当年他们的抗争,极其真诚:对于农民,土地才是命根子啊!保卫自己的耕地,是他们所有努力的唯一目标。但是,官司最后还是输了。马永德与镇政府的第一次内生性的工业化尝试,虽然最终也完成了600亩土地的流转,但因其手段的过于简单,以及由此引发的村民集体对抗,显然未来之路已无内生可能。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虽然已经明确成为趋势,但在天宫院这个有着“集体化”性格的村庄,它的进程,以600亩土地流转为标志——断然的转折方式,其后演化的方向超越我们的想象。

在这一轮征地期间,先前天宫院村引以自豪的机耕机种方式,也开始面临解体。机械化的大规模耕种,前提是土地平整与种植作物统一。“服从集体区域化种植”甚至是写在承包合同里的要件。600亩土地流转事件,意外结果是萌发了改变这一村庄“集体化”性格的可能性。王治邦跟本刊记者描述这一看起来并不那么让人注意的过程:过去大家要种玉米就都统一种玉米,这样方便机耕。后来,农民发现种小油菜一季只要一个月,每斤能卖0.6元;而种玉米4个月一季,每斤却只能卖0.35元——土地价值意识一经启蒙,大家当然不会再在乎是否大规模是否更有效率,纷纷开始按各自最大利益来种植了。机械化的优势,在村民各自利益面前,逐渐消退,这一过程甚至显得自然而然,波澜不惊。

这一次征地,在村主任位置上的马永德,自然有着自己精确的算计。镇里要征这块地做开发区搞工业,马永德自是无可抗拒,而且要积极配合。镇里对天宫院这600亩土地的出价是每亩3.6万元,这块土地如果镇里招商成功由商家接手,价格自然会超过这个数目,其间差价当然由镇里享有支配权。马永德自然明白这其间机巧,当他跟我们回忆这段计算,很为我们这些“不明白的”城里人而生气,马永德也有自己应对的智慧,“卖土地的这部分钱最后是要归村集体的,当然越高越好。我当时也不反对他们的价格,但我不跟他们签合同”。不签合同,意味着这块地已经完成征用,所有权却仍然在村委会。在镇里与村里对土地利益的争夺中,马永德当然有捍卫村庄利益的本能。也算天助马永德,镇里对这块地的招商未能及时进行,于是所有权一直握在村委会的600亩土地,两年后有了新的买家。区政府要将这块地列为生物制药基地,除了既有的600亩,还要征地1000亩。地价是每亩9万元。

所谓地价,即占地费。按农民土地承包合同里的所列条款:农民承包的土地依法由农用地转为国家建设用地,占地费归甲方(村委会),补偿费归乙方(村民)。按此规定,每亩9万元的地价,是天宫院村集体所有的收入,有四级机构监管,不可擅自动用。而农民的补偿费,除了土地流转费每年每亩1000元外,就是地上作物的一次性补偿。

经由前一次600亩土地的官司,村民们虽有30年合同,也不甘心,但都明白了失去土地的事实无可阻挡。改变村庄的力量——甚至远强过曾经改变村民命运的土地承包制的新生的这一力量,自此终被村民理解。只不过对于天宫院而言,这不再是主动而是被动。有此前提,村民能够争取的唯有地上农作物一次性补偿的收益最大化。

西红门

在西红门的李磊,再一次能够被别人明确记忆与回忆的时间起点是2001年。

西红门七村村民石来旺是极少能够对李磊以及他媳妇王美玲有完整印象的人,原因很简单,石来旺是他们的房东。2001年,李磊跟王美玲还没有结婚,他是为了给女朋友王美玲的美发店租房子来的。石来旺的房子,就在西红门桥以西那条南北街的南头,靠近所谓的南站(南公交站)。这条长5里的街道不宽,两辆车交会刚刚能错开,却是西红门的标志街道之一。

西红门发展的道路演变轨迹是,2000年之前,各地的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在西红门桥以西那条东西向的街道上——这条道与南北走向的京开高速垂直,以这条道为中心,靠北的当地人称为“北站”,南边的则称为“南站”,这是按公交的站名来命名的新地名。过了2000年,这条东北走向六七百米的道路已经店铺林立,无可增加;于是,以“北站”起点往南拓展,新的一条与京开高速平行的商业铺面路迅速发育生成。

石来旺的房子就正在这条北站南站商铺街的南头,当时南头尚未完全形成气候,石家房子“够大,租金也还没有涨上去”——这符合李磊的要求。王美玲在北站开着一间小美容美发店,地方小租金却不便宜,所以想到南站来扩大规模也降低成本……“他进门后,沙发上一坐,身子往后一靠,一条腿斜搭在旁边的扶手上,直接说要租房。”石来旺的老婆对这个陌生小伙子的姿势印象深刻,“第一次见面就这么随便,应该也是个混社会的人”。不过,一问老家是哪里的,家里有几口人,租房做什么生意,李磊都一一作答,说话不多但也算得体,远不像那种“社会混混的口气”。房租也几乎没有怎么讨价还价,4间房,每月800元,每月月初交钱。想到之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换了4家租户,其中有一户每到交房租的时候总是拖拖拉拉,李磊算是一个爽快人了,双方很快签订合同,并无反复就谈妥了。很快,李磊又租下了这个房子相隔两户后面的两间平房用来住宿,他跟王美玲就算在西红门正式落脚了。

此后,李磊和王美玲开始张罗着装修、换电表、开张。让石来旺稍稍意外的是,这些事情,李磊都是一个人搞定的,并没有找他帮忙。“以前别人租下房子来总是小事不断,李磊算是最让人省心的。”更重要的是,这也让石来旺确认了自己的判断,“这小子话不多,但是个能吃得开的人”。店铺取名“华益达”,估计也是讨个生意发达的口彩,开张那天声势不小,店门前的路上,鞭炮纸铺了一地,甚至还惊动了村里管环卫的负责人。李磊后来的表现,果然跟石来旺料想的差不多。“每次月初我去收房租,他从不含糊,不怎么说话,如数给钱,不像有的人那样先念叨半天生意不好做,再拖个三五天。”后来随着南边这一段人气越来越旺,月租从最初的800元陆续涨到了2000元,与李磊的讨价还价都是简单而顺利的。能按时拿到房租,自然是房东最看重的,租期一再延长,一直到2007年大规模拆迁到来,6年的时间里,李磊和王美玲的理发店一直没动。“刚开始还签协议,后来彼此信任了,也就不签了。”

我们的西红门采访,石来旺是与李磊打交道最多的当地人。他的叙述所构造的“华益达”理发店积累财富的故事,虽然石来旺对李磊印象不错,但很遗憾,在他们这对夫妇关系结构里,主角是王美玲,而非李磊。

李磊的西红门谋生之道与他父亲当年的做生意,西红门与天宫院——在这种可以对应的关系里,我们有机会在新的角度建立观察李家特别是天宫院村的坐标。

甚至早在1995年,西红门镇就建成了名叫“九龙山庄”的高档住宅公寓房。开始的时候,九龙山庄的房子每平方米2000多元,稍后迅速涨到4000多元,跟三环周边的房价差不多了。西红门的传奇始自衡焕儒。西红门这块约200亩名叫马家岗子的乱坟荒地,当时拿出来做房地产项目时,投资方只准备出1000万元的地价钱。出价如此低廉,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房地产业正处于低谷,土地卖不出价钱。但是,更意外的是,衡焕儒甚至连这1000万元也不要,在谈判桌上,衡焕儒说:“我一分钱都不要,只要保证项目正常开工,你们开发商可以零地价进入。”——但是,这一项目的销售利润要跟镇里四六分成。这是一次惊险的一跳,当然最后衡焕儒赌赢了。最后的结果,这一项目不仅让西红门获得了4000万元的直接收益,而且顷刻之间,因为九龙山庄而启动了西红门的城市化进程。土生土长的西红门人衡焕儒,1995~2003年任西红门镇党委书记;2003年卸任后,安心做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在自己的公司里,衡焕儒跟本刊记者讨论京开高速这一路穿过的新发地、西红门、黄村与天宫院的城市化进程,他的结论很明确:“我们是主动的城市化的过程。”

城市化似乎是一个太过城市人的概念,对具体的乡镇负责人,土地价值的增值,最直接而明确的经验就是工业用地、商业用地、房地产用地——这样的转换与递增过程。更早一些时候,西红门亦为南郊农场的分场,其条件未必比得过天宫院,但因其地理位置尤其是主事人对土地价值的清晰认识与充分使用,1997年,这里已不再是农村而是城镇了。所以,李磊选择自己成年人生的开始,首先就是西红门。

主动城市化过程,在西红门的表现则是,当天宫院还在为600亩征地而激烈冲突之际,西红门已经完成农民承包地的集体流转,镇政府拥有这些土地并为他们寻找企业、商铺以及房地产项目……如此一来,人流越来越集中于西红门。虽然只有12公里的距离,西红门与天宫院,差异还是巨大。最高的时候,西红门本地人口2万,外省流动人口却能达到10万~11万人;农民出租房的收益空前,本刊记者采访之际,南站北站那条街尚有47户人家未拆迁,这些人家家里租住了400多户外来人口。

如此众多的各省流动人口云集这里,西红门似乎有无数致富的机会,李磊可能抓住这些机会中的一个吗?

除了石来旺,在这条南站北站的商业街上,更多的人认识的是河南人王美玲以及她的华益达美容美发店,她在这里才是明星级的人物。

按王美玲父母跟本刊记者的叙述,王家是河南驻马店的普通农民,王美玲在家排行老大,因为家里穷,她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帮家里种桃子,并在村小学做代课老师。1995年,18岁的王美玲把每个月只有几十元钱的代课老师的工作辞了,到北京大兴的一家冷库打工。在冷库里打工,因为工伤,王美玲一根手指受伤,公司赔了3000元钱。有了这笔以身体的受伤为代价的原始“启动资金”,王美玲开始在西红门一家理发店以每个月100元的成本,当起学徒。也就在这期间,王美玲认识了李磊。恋爱后,李磊每天都会骑着摩托车带王美玲上下班。

“美容美发”,是这条街头上绝对算不上好名声的生意。因为流动人口太多,西红门2003年组织每村成立了流管站(流动人口管理站),当过5年兵的流管站管理员王富全向本刊记者描述当时的这条街,“江山一片红”。车子只要往路旁一停,马上就会被五六个小姐包围拉生意。“当时,十几个发廊检查一遍,一把剪刀都没有,理什么发?店里只有两瓶洗发水,那是她们自己洗头用的。”色情业的管理,对相关方面的挑战则是,一般是路边谈妥价格,然后包车走人,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而同时,相比之下,流动人口的众多,更具治安压力的是盗窃。2006年,王富全刚上任,街上一晚上丢了3块汽车电瓶。警察蹲守到凌晨2点多钟,终于发现窃贼,警察在后面追,拼命跑的两个贼还舍不得丢掉刚刚偷来的100多斤重的电瓶,当然人赃并获。警察抓获了这两个笨贼,结果第二天天一亮发现,当晚街上还是被偷了两块电瓶。与这一压力比较,色情业算得上交易双方都不乐意招惹警察的治安事件了。

王美玲的美容美发店或许在这条街上也可能涉黄?所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西红门人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甚至王美玲的同业竞争对手,虽然王美玲屡次想挖他们家的大工加盟,但这家店的老板还是坦陈:王美玲的生意绝对正当。另一位流管站站长宋长水向本刊记者分析王美玲的成功:理发当然赚不了什么钱,美容美发主要靠足疗与按摩盈利。他们的成功,关键是价格低,而且技师的手法很专业。从每个月都能按时交纳房租来看,华益达显然挣钱。

即使正当生意,竞争也很激烈。华益达生意好,隔壁左右也被租去做美容美发店。宋长水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竞争,用的也是非常规手段,比如互相剪对方的电线,夜里砸几块对方家的玻璃。即使如此,“最后存活下来的,是华益达”。华益达最后成为这条街上面积最大、生意最火的美容美发店。后来因为拆迁,3年前华益达即歇业,但现在去到这条街周边,问起华益达,仍然人人都知道这家店。

成功的华益达美容美发店,李磊在其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些剪剪电线、砸砸玻璃的竞争手段,虽然小儿科,宋长水分析,如果仅靠王美玲一个河南女孩,绝对应付不下来。这当然有李磊的功劳。李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从流管站开张,就在里面工作的宋长水,还实在想不出恰当的判断。石来旺描述他观察的事实:“夏天他穿个短袖,右胳膊上一个大疤露在外面,一看就是刀扎的伤口。露出来,可能还是他故意的,摆个气势才能吃得开啊!”但是,这条街上的混混,宋长水基本上都认识,却没有发现李磊跟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往来。而且,“五六年来,他们那个店始终都没惊过派出所,没惹过什么事,这实在也不多见”。即使与李磊见面次数最多的石来旺,最后给出的判断也模棱两可:“他既不像是完全混社会的混混,也不像老实巴交的好孩子。”六七年时间,李磊唯一一次在石来旺面前发飙,说的是自己保护华益达的事迹:“我去拿房租,他跟我讲起,前几天俩醉汉来店里耍酒疯,一巴掌把一个女技师的鼻子打破了,我当时没在,他们刚走我就回来了,立马带俩人去追,一直追了整整一条街,到底还是被我逮到,一顿臭揍,打得他们跪在地上求饶。”2007年,石来旺所在的村拆迁,李磊找到石来旺,主动说不打算再租了。石来旺的房子拆迁,除了拿到房屋拆迁补偿外,还有一笔商业店铺补偿款。这个时候石来旺才知道,华益达虽然做得如此成功,却一直没有正式注册,没注册当然没交税,自然也拿不到这笔补偿款。后来李磊找到自己的工商局的关系,想办法补交了3个月的税款,最后还是拿到了这笔3万元的商业店铺补偿款,李磊与石来旺双方平分了这笔钱。合作结束。李磊究竟什么样个人?有此经历,石来旺更是没法判断了。

2002年,李磊和王美玲结婚。直至2007年华益达因拆迁歇业,李磊正当的业务,在西红门相关熟悉他们俩的当事人推测:王美玲打理店里,李磊负责华益达外面各项事宜。

结束华益达的生意后,王美玲去安利做了销售代理,工作同样出色。她父母告诉本刊记者:惨案发生前,因为业绩优异,王美玲还获得了公司安排的去深圳旅游的奖励。诡异的是,后来李磊的逃亡路,竟然选择的也是从北京先去深圳,然后再去三亚。

在王美玲做安利销售代理时,李磊决定与朋友合伙做变压器生意,需要出资十几万元,向家里妻子要,终于凑足这笔本钱。结果,生意不仅失败,还背上了债务。王家人对此当然有抱怨:“他是北京人,却还要我女儿卖安利帮他还钱。”再后,李家在天宫院的宅基地补偿款已经到位,李磊又和朋友在西红门宏业路上开了一家“天天火火”餐厅。不过,宋长水观察:“他家餐厅旁边的那家饺子馆吃早饭的时候人很多,就看他店里服务员总闲着,拿根筷子敲着碗,一早上也没几个人。”10月份西红门最后一轮大规模拆迁,镇上成立了拆迁指挥部,李磊有时候会去指挥部送盒饭。“如果生意好,哪还有工夫送快餐啊!”显然,如果李磊单独承担生意的全部,虽然能够回忆的仅两次经历,却都不能说成功。

利益的创造与分配

天宫院所征600亩耕地,仍然攥在马永德与村委会手里,这当然令人放心。不过,由占地而被挤出土地耕作的农民,因为征地过于突然,要迅速转身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并且寻找一份可以挣回基本收入的非农业工作,也不容易。李磊在西红门的打拼,即为例证,虽然他如此年轻,也没有那么容易获得成功。

虽然手里握有已经完成流转的600亩土地,但仅凭马永德个人的力量,为这些土地找到新的买家,殊非易事。基于现实利益主义的农民智慧,尤其是马永德这等精明之人,账已经算得清清楚楚——只有地上作物才是农民获取补偿最主要的品种。与村民为600亩征地的官司结束,马永德实施自己村庄政治的核心方向便是说服每家每户农民,别在地里种任何农作物,只是去种树。这其间的算计是:镇政府征地出具的相关机构补偿标准,每亩土地农作物最高的补偿是西瓜与蔬菜,达到1600元;而如果种树,即使按当年京开高速征地,荒地里的树木一亩所补钱款,都数倍于农作物。当年京开高速征地,马永德承包的果木林地被征去一部分,这回轮到他将自己的经验告之众人。

马永德真算幸运之人。他回忆官司结束后,“每天我就在地里转,逮谁跟谁说种树!一天得走几十里地,走到后来走不动了,就打电话找人开车来把我接回去”。两年后,新的买家出现时,前一轮的官司已经完成了对村民的土地价值启蒙,捍卫耕地的冲动,完全转化成对地上农作物补偿的计较。虽然这次地上农作物补偿有了大幅提升,小麦由过去每亩600元提高到了4000元,但真正合算的仍然是树木,果树地每亩平均补偿算下来,超过2万元。马永德当然算是很正确的。当然,如此一来,天宫院的真正的农业耕作,差不多也正式告别当年引以为自豪的机耕机种了。与过去的农业村庄比较,天宫院不再“农业”。但是,谁又会真正在意呢?每家每户都在计算,失去土地既成现实,追逐最大利益,才是当然。

2004年,马永德谋求连任第三任村主任。有生物基地高额补偿以及他对果木地效益的正确预判,“选举时,我都没去现场,我去水库玩去了”,马永德自然信心满满。这次几无悬念,马永德高票连任。

但是,村里掏大粪的马长海不服马永德,他要挑战已获连任的马永德的权威。

我们见着马长海,小心翼翼地问:“掏大粪,在村里算什么样一个工作?”

马长海十分坦然:“村里每家都有自己的茅房,我做的就是把他们家茅房里的大粪,掏出来,并且送到他们的承包地施肥。村里就我一个人做这活,我也便宜,一车大粪,30块左右。”

马长海的思维模式与马永德迥异。第三次竞选村主任高票当选,马永德解释是“为老百姓谋利益”,大家获得了远远超过预料的补偿,所以大家选他。这当然是事实。但是,马长海看到了另一面的事实:仅仅两年时间,前面所征的600亩地,一亩才600块左右补偿,现在一下涨这么高,那应当如何安抚前面被征地的村里人的利益呢?对于马长海,这是他所有问题以及对策的起点,当然不单纯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感叹。

在自己租住的房间里,马长海清晰地跟本刊记者推演他的思路形成的两个脉络。

马长海对村庄事务的梳理,仍然是从京开高速征地没有建涵洞开始,他说:“国家肯定给村里补偿了,我的想法跟大家不同,这些补偿当然不会被马永德贪污去了。但是,这些钱应不应当算村里的公产,如果算,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享受公产的分配呢?”公产的另外一个构成是,无论前面征600亩地,还是后来追加的1000亩地,村民获得的补偿都是自己承包的那些耕地的面积。而土地上不仅只有耕地啊,还有道路、沟渠……这些开发商也会照实补偿,这些补偿进入村委会,当然也应当算是村民的公产。这些钱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公产是一个脉络,但对马长海而言,这是一个申诉的脉络,核心并不在此。

公产在马长海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果木林地的承包。1998年,曾经的沙包地因为有10多年的种植而成熟地,于是争夺激烈,果木林地的集中度也相对提高。拥有了果木林地,当然收入要比只在耕地种植高很多。以农业为本的农民,当然明白这其间的价值所在。那么,这些果木林地在成熟后,是不是也应当算“公产”?马长海对此几乎愤怒:这部分土地没有经过人均确权啊,有的人能够承包的多,有的人却没有,这完全不公平。他的思路明确:1998年的那一轮承包,应当将这部分果木林地如耕地一般重新平均分配给每个村民。这虽然是马长海的另一脉络,却才是关键所在。

马长海的愤怒让本刊记者诧异。“别人在大家都不承包的时候承包了,等这些沙包地成熟了,你又来说要经过人均确权,平均分配,这恐怕不合适吧。”在这一脉络叙述时,本刊记者跟马长海讨论很难达成彼此的理解。但是,当这两个半小时的采访结束后,答案昭然。天宫院村耕地绝对平均的分配原则以及背后的“集体化”的村庄性格,平均分配几乎成为潜意识里的基本原则,稍后的村庄逻辑演进一直在此原则支配之下。虽然有长达30年的政策鼓励冒富,但天宫院对真正超出正常范围之外的富裕者,正面的认可度极其有限;或者这也可用来解释这里真正创富者有限的原因。

出乎意料的是,最后马长海成功了,他唤醒了大家潜意识里的基本原则。

村庄故事当然不是一个逻辑推演。有上述一系列想法后,马长海去找马永德,跟他直接说:别的村公产一年一个人分1.3万元,我家5口人,我也不要那么多,每人给我1万元,一共给5万元就可以了。否则,我要去告你!

村庄强人马永德哪会吃这套,理也不会理睬马长海。马长海很得意他对马永德的激怒,因为他此举完成了一个告知的义务,同时又可以继续推进自己的计划;重要的是,“他想也不会想到我能够鼓动那么多村民”。马长海对村庄利益不平衡的观察,村公产未公开所产生的巨额数字的计算与猜想,以他的平均分配的解释说服了不少村民。而且马长海还有其他村民所不具备的“政治才华”。“我们这个事,打官司没戏。但是在行政上我们有上访制度啊。那些云南、贵州人到北京来上访不容易,我们是北京人,去到哪个国家机构上访都方便。”

第一次上访,马长海还有100多名天宫院村民选择去的地方是镇政府,申诉的主张是要求公平分配公产。马长海们的上访还真的一级一级最后达到国家机关。仅仅对上访的坚持,而且不犹豫地一级级往上申诉,已经让镇里紧张。后来,马长海甚至被拘留过两次,“第一次是下大雨那天,拘了7天;第二次则拘了一个月零6天”。不过,他的坚持还是赢回了足够的收获:镇里决定同意按照每人每年255元的标准,给予天宫院村民以生活补贴费。这一标准随后两年又迅速上涨,最后标准维持在每人每年1000元。

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在天宫院村被动的城市化过程中,马永德所思考的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为村庄也让村民创造出最大收益;而马长海坚持的公平原则,却是如何公平地分配既有的财富。谁的主张更能够获得天宫院村民的认同?

2007年的村主任选举,是揭晓这一答案的征场。

最后的村庄

马长海决定竞选村主任位置。他的口号是:“摆平天宫院”——绝对平均地分配村里的各项收益,而且是“分光分净”,还要给第一次征地每亩地仅获600块钱的村民以补偿。这一竞选口号,在对村民的宣传里,已经简化成:“给大伙要钱去!”马长海既有上访成功的先例,再次帮大伙要钱,当然十分符合中国农民现实利益主义的基本原则。

这一次村主任竞选,跃跃欲试者并非仅马长海一人。还有一位叫张守恒的天宫院村民,也有心一搏。马长海的策略是先把其他竞争者打下去,他直接去找张守恒,说服他放弃。张守恒跟本刊记者解释他后来的选择:“我年龄大了,比马长海大七八岁,家里人不支持。”有张守恒的这一表态,选举前几天,马长海说他自己最后的“杀手锏”是,在村里大街小巷贴满咒骂马永德的小字报。而且在最后直接注明张守恒的表态:“请大家选马长海,不要选我了!”

村民观察这次选举,评论马长海的策略是“动员型”:先去最早被征地,只获得每亩600块钱补偿的四队,把他们的票拉来;然后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所谓拉票,竞争双方的手段谁都一样,简单而直接,“就是吃饭,村里的饭店天天爆满”。

马永德跟本刊记者回顾这一竞选,即使在当时他也很无奈:马长海说能要回来钱,就是跟我好的村民也说,谁能帮我们要回钱我就投谁的票。马永德的失败似在必然。

第一轮选举结果即亦分明:马长海得了909张票,马永德得了728张票,张守恒得了100来张票。马长海以过半数的票当选。有趣的是,张守恒后来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我不退出,哪有马长海的份儿?”村主任竞选当然不像票选数目那么简单明确。马长海的能力,大家还是有公正的评判的,但他未必是中意的人选。最后的戏剧性是,不少村民传说他被揍得趴在花池子边都起不来了,天天躲着不敢回家。即使如此,马长海仍然不放弃竞选。“不怕挨揍,不怕得罪人”——最后马长海的不放弃,反而为他增加了决定性的票选。在马长海现在跟本刊记者的叙述里,挨揍一事当然被省略,不过最后一次本刊记者电话里直接询问有无此事,马长海也坦然承认当然挨过揍,现在他的回答满不在乎:“也不算打,就是推搡了几下,我不怕!”

天宫院村机械化耕作赖以存在的“集体化”结构基础已经失去,机耕不复可能;但与村庄“集体化”性格同构的绝对平均分配的潜意识,在这次选举中得以出人意料的表现。马长海成为这一集体意识表达的直接获益者。

显然,利益分配将是比利益创造要困难得多的任务。马长海能够胜任吗?

天宫院村目前已不复存在,在大兴黄村与天堂河农场去寻找租房而住的天宫院村民,仔细辨析他们未必能够清晰表达的利益诉求,马长海“分光分净”的口号,最能触动村民最隐秘的利益根本,仍需回到土地补偿结构中去。村民一般所知道的地价,比如天宫院以每亩9万元的价格卖出的1600亩土地,村民们得到了地上农作物的补偿之外,还从9万元里得到了每亩每年1000元的流转费,扣除流转费2.8万元,每亩还剩余6.2万元。这是令村民们极度向往的“巨额”财富,“分光分净”能够分的,不就是这部分吗?谁能够帮助他们呢?马长海!逻辑就是如此简单。但是,这部分钱在名义上属于村集体,失地农民如果未来转换成居民,他们农转非的所有手续,以及各项的社会福利保障,全有赖这部分资金供给,所以这笔钱如何能够轻易地“分光分净”——四级监管,禁止的就是这种随意而轻率的分配。反对者马长海一旦由反对者变为“执政者”,当然马上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实际上,他没有可能“分光分净”。

即使看起来把最早征地只获每亩600块钱的过低补偿增加起来——似乎非常简单的一项“惠民”政策,马长海接受采访时也坦陈:“想摆平,结果是摆不平。”

非常有意思之处在于,马长海以研究公产,并且要平均分配公产而为他最初获得村民认可。但是,当本刊记者再三追问他天宫院的公产由哪些构成,每年能够产生多少可支配的利润,马长海的答案是他一点也不清楚,“但是,只有我签字,才能算数!”

那些过去因为征地而失地,补偿也不尽合理的村民向本刊记者坦陈:就是要选个掏大粪的来气气马永德,即使让他当一天也可以。后来,显然,“这个玩笑开大了!”

当村庄不能内生性地自己创造出新的财富,何谈分配?有着“集体化”性格的村庄,更注重的是利益的绝对平均分配。如何创造出财富,刚刚由沙包地的承包而启蒙的财富创造意识,结果迅速遭遇了城市化进程,土地被征用是无可逃遁的未来,如何在被征用过程中获得最大化利益,成为唯一选项。这时候,绝对平均分配的意识与手段,当然有着广泛的基础。

曾经的所有设想,马长海明白要实施,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这个时候要真正完成“分光分净”,唯有一途,就是,整个村庄迅速地被完全征用。“这时候,那些被四级监管的钱,就可以拿出来进行农转非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等等,同时,这部分钱也还有用不完的部分。”

说起来,也算是天遂人愿。2009年,天宫院剩余的耕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因为地铁4号线建设,全部被征用。此前村里就纷纷传言要征地,为获最大利益,各家都想法多盖房子以求多增补偿款。但最后大家发现,征地方拿出的是2002年的航拍图,以此图为基本标准来确定宅基地的补偿数额。这时候,由结果前溯前因,当年马永德从镇上争取回来的160亩宅基地,才是天宫院村真正的财富之源。

从2001年村民们捍卫自己承包的耕地开始,仅仅8年时间,这座村庄即完全解体不复存在。最后的补偿款不是超过大家的预期,而是大大地超过预期。

去年2月,天宫院村贴出通知要求村民:不准建房、不准装修、不准出租……村里的文化人、小学老师王治邦跟大家分析:最快也要一年时间才会征到我们的宅基地来。但是,仅仅两个月,村里贴出的公告即已明确了时间表:5月15日之前拆迁户可获得5万元的奖励,6月30日之前必须完成拆迁。当村民们去到韩园子的诉迁办公室跟评估委员会单独谈过后,所有的议论变得异常平静。宅基地给出的补偿标准几乎是村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高——把评估委员会那套复杂的计算公式简化,天宫院村民的宅基地地价,再算上奖励款、租房补助……差不多每平方米的房子补偿款7500~8000元,而回迁房每平方米6500元。如果按原面积购买回迁房,那么,每平方米至少有1000元的收益。在天宫院这个村民普遍都有两处以上的大院子的村庄,如此高标准的补偿,当然大大超过预期。

与完全城镇化的西红门比较,当年衡焕儒定下的规则是:村民的宅基地每平方米的补偿是2160元,而回迁房的售房是2260元每平方米——这一标准沿用至今。按此标准,西红门村民基本按原面积购买了回迁房后,可能还会剩余10多万元。“但是,那些价格仍然维持在2260元的回迁房,现在市场上已经涨到了上万元,这构成了村民们满足感的来源。”

显然,无论怎样比较,天宫院的补偿标准以及天宫院村民拥有足够大的面积的宅基地的现实,终于使天宫院人在漫长的等待后,获得了足够令人满意的收获。他们的满足感或许来自真实而大额度的现金。签完拆迁合同后,大约两周时间,天宫院村民就会收到填写着具体数目的一本中国银行的存折。这就是他们未来的全部现金财富了。

今年又到了天宫院村的选举年,我问马长海今年村里还会选举吗?他没有肯定的答案,虽然村庄已经消失,估计还会选举,“选出来的人好管理村里的公共财产”。那你还会参选吗?“不会。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那些公共财产,我还是坚持分光分净!”

极端结局

好农民李汉朝其实后来基本上已经无法在农田干活了。一方面有了孙子,他和老伴的心思全部转移到带孙子上面;另一方面,天宫院村为着争取更多补偿款而更多地种树,也不再完全是真正的农业操作。偶尔,趁着女儿回来带两个小侄儿去洗澡,老两口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去到田地忙活一阵。但显然,农活不再是李汉朝的重点所在了。

李磊的第二个儿子2008年春天出生,李汉朝在外面帮人家看门的活也不能再干了,只能完全回到家里带孙子。李磊的这个孩子属超生,要交6万元的罚款才能上户口。结果直到去年4月宅基地被征之前,如果再不给孩子上户口,未来农转非就将非常困难了。这个时候,李汉朝正好得回一笔耕地补偿款,马凤德媳妇告诉我们:第二天,他们就去把罚款交了。李汉朝家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太多的钱,显然是事实。而李磊自己儿子的超生罚款,却要父母去交,也稍稍令人意外。

李汉朝的宅基地补偿款,按他的两个院子算下来,大概最后有500多万元的补偿。稍后,他们在黄村买下一套房子,李磊离家12年后,两代人两个家庭终于共居同一居所。那些日常而琐碎的生活,父子双方将会在什么方面产生交集与冲突?答案无可寻觅。

最后的结局实在极端,李磊杀死了全家所有成员,包括他自己的两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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