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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想者:为毁灭的表演

2010-01-11 17:21 作者:葛维樱 2010年第1期
死刑判决书上,伍勇有8项罪状——4项故意杀人,4项抢劫。他向法官申诉,告发自己的陈泽奎其实是被冤枉的人,然后回头对母亲说“你们保重身体”就快速离开了。

伍勇的父亲伍毅与本刊记者一同来到儿子居住的山洞

死刑判决书上,伍勇有8项罪状——4项故意杀人,4项抢劫。他向法官申诉,告发自己的陈泽奎其实是被冤枉的人,然后回头对母亲说“你们保重身体”就快速离开了。

“红领巾”又来了

伍勇最早被引起关注是2008年11月11日他抢劫收费站的视频。他穿着老式军装,头戴钢盔,红色袖章和红领巾极为扎眼,走路带风且果断地对空扫射。他的镜头感不错,到场时先沉稳地告诉收费人员“不要害怕”,临走还要对着摄像头喊几句,大意是“袭击政府保安和哨兵也是我做的”。还带了个穿着打扮稍逊的同伙。当时伍勇只是个传说,宜宾老百姓只知道“有个红领巾抢劫很拉风”。视频截图被贴满了大街小巷,伍勇的父亲在自家小区门口也看到了,“这是谁啊?”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根本没想到是自己儿子。

2009年2月23日伍勇又出现,这一次他带了两个人,他穿得还是一样拉风,浑身挂满诡异又零碎的小装饰。两个同伙戴大盖帽,穿类似交警那种闪亮的橘色马甲。“这些衣服都是我准备的。”他被捕后交代,服装款式是自己精心设计的。他们依然毫无顾忌地对天放枪,依然知道摄像头的位置,依然对着监控摄像头喊了几句,再次主动认领哨兵案。但是工作人员的证词都只听到,“市政府……”确切的只有“市政府”3个字,其他一概听不清楚。“我对他们说,你们好好收费。”伍勇说自己临走时又说,他的辩护人罗和辉律师认为,这是在安抚工作人员,但检方却认为是变相的威胁。

不管怎样,这两起手法相同的抢劫案伍勇一共抢了3万多元。两起抢劫案,给宜宾市公安机关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他们组织围堵追捕的警力达到了1000多人次。整个宜宾都在讨论这几个古怪的抢劫者。“有一个长得很像周星星。”网民们热烈地讨论和猜测。伍勇的视频截图被发放到所有监狱去让在押人员指认,终于到了正在服无期徒刑的陈泽奎手中。陈泽奎是伍勇在2001年的“同伙”,他们当时一起抢劫了陈泽奎姐夫的岳父,在他取钱的路上用木棒把人打昏,4人抢劫了11万元。伍勇被捕后向公安和法院反复申诉:“陈泽奎是后来看见我们抢劫,被曾科他们给了封口费的,并不是主谋,曾科和胥良君是为了害他。”

伍勇2001年遭到公安机关的通缉,此后一直流落在外。陈泽奎认定伍勇后,公安机关立刻把伍勇的家人全都锁定盘问,父亲伍毅是最近见到过儿子的人,他非常诚实地说:“我告诉他们,伍勇给我打过电话,他有个手机,通电话一小时后他就来我家,放下东西就走了。”这几塑料袋东西被警方查获,发现包着火药枪和砍刀。“我啥也不知道,以为是衣服。”伍毅告诉本刊记者。

伍毅并不认为是自己提供的线索让儿子被捕:“这么多年了,我都找不到他了,一共才见过几次面。我觉得我儿子肯定在很偏僻很神秘的地方,我也不敢问他在哪里做什么,我觉得警察肯定是找不到他的,除非他自己想被找到。”伍勇的真实身份由此暴露出来,身份证照片被大面积印发,而他自己却依然故我地准备再抢劫邻近的云南省水麻高速路收费站,2009年3月28日他路过宜宾县时被设卡公安认出,公安说,当时伍勇说自己叫张伟并想反抗,但伍勇却说自己根本没反抗,只觉得“这一天终于来了”。

他引起的轰动才刚刚开始。很快四川当地几家电视台播出了公安机关抓获他的过程和片断细节。他高昂的头,轻松的表情,尤其是嘴角一直挂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微笑,一下子激怒了社会。“嚣张、狂妄”是当时网络最多的评价。

伍勇没有丝毫犹疑、沉默或反复的心路历程。在2009年3月28日至30日3天,他滔滔不绝“供述”了自己这些年来所有犯罪情况,往往是公安人员只问了一个问题,他已经迫不及待把所有“案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无微不至。他的讲述细节丰富,时间地点明确,无论和案情有无关系,他好像一个拍摄自己演的全日制纪录片的导演,“我和他走了几百米,到了某路口,他决定先去某某家,我说自己返回某山取枪,但我没力气了,路上我买了一斤香蕉吃了,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在路口蹲了一个小时,天色渐晚,我们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取枪”。警方只问“某日你做什么去了”,他的答案像已经默背了几千遍一样流水般出来。

犯罪秀

此后电视台又播出了伍勇带着警察去指认自己作案地点之类的录像。在这些公开的影像资料中,伍勇总共供述的“罪案”有8起,并且一再要求“判我死刑”。但是一开始他却没有得到公安的信任。宜宾在2003年曾连续发生过两起轰动的案件,一是9月13日当地军事单位西昌卫星观测站门口的哨兵岗被人持枪袭击,一名哨兵腹部中弹受伤;一是10月2日宜宾市政府门口的保安被人持枪追赶,歹徒放了一枪没打中后逃跑。这两个案子一直没侦破,在当地曾出现了很多传言,所以收费站视频被警方初次看到时,伍勇主动对监控录像喊话认领这两案显得有些荒谬,但是一位老刑侦局长却觉得很可能:“因为他一贯有反政府倾向的言论,不在乎死,为了制造影响,目的是让更多人知道他。”

除了抢劫收费站这板上钉钉的张扬的犯罪,伍勇自我供述的观测站哨兵案和政府保安案同样充实了细节和过程。据他自己供述,观测站门口一侧是当时站岗的哨兵和坐在桌后登记的哨兵,伍勇说自己离坐在桌子后的哨兵不到1米远,“本来枪直接指着他的头,后来一想他也是爸妈生的,心软,往肚子上开了一枪”。据伤情报告看,枪伤主要部位在右肋下方和大腿间,因为火药是散弹,所以受伤面积加上火药熏烤的伤比较大。检方的指控是“向受害人的胸腹部开枪”,伍勇在庭上强调是腹部靠下,他说见过有人肚子中枪不会死。作案以外,他所供述精心的准备简直比电影还夸张:“我在草坪里坐了一会,看着政府门口……我以为那天是国庆节,没想到是10月2日了……10把火药枪分成3捆挂在我胸前,我插上耳机,端起一捆快速走上去……耳机里播放的是邓丽君(的歌)。”

因为大都是陈年旧案,伍勇的自我供述就成为他犯案的主要证据来源。侦查过程中,还有两起人命官司来源自伍勇本人的陈述。第一起是伍勇说自己2000年5月杀害了战友郭小明,第二起是2002年和精神病人唐正方一起,杀害了12岁的男孩罗中勇。这两起案件也成为伍勇被判处死刑的最大原因。这两起无名冤案,在多年后有了突然解答,罗中勇的父亲头发已经雪白,母亲则在法庭上捂着心口不断流眼泪。这是伍勇在法庭上唯一一次情绪激动,他眼神痛惜地说:“这是我这辈子干过最违背良心的事,我没有钱,但我愿意赔偿他的家人,我非常对不起他们。”他的被捕和供述导致唐正方也在2009年4月被捕。

12岁的小男孩当时正和邻居的小女孩在铁路边玩耍,伍勇说,是自己和唐正方一起,为唐正方寻找“童男童女的血”,“唐正方说自己有神力,只要沾上童男童女血,就能上升”。伍勇说自己当时正陷入迷信,又觉得“历代成事者身边必有异士,如刘伯温、诸葛亮”,于是这个荒诞的二人小组拿了自制的火药枪,伍勇看到小男孩时,用随身的木棒打了一下他的头,孩子受惊向前奔跑,唐正方就向他开枪,导致其死亡。高中和伍勇是同学的唐正方一直有精神病,唐正方的大哥说:“他精神病是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半夜不知去了哪里,回来一身湿漉漉的就睡了,好的时候可以干农活,不好了就唱戏,看历书,说自己有非凡的掌力,能穿透一切。”

洞穴里的人

伍勇对警察说自己居住的地方幽雅而安静。而找到灵官崖老鹰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宜宾对自然资源开发较晚,地貌植被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特征,大部分山林被野生竹子、带着长刺的灌木丛和古老的蕨类植物覆盖。面包车在土路、泥路、石头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一座山顶,对面直立的山崖上被浓密的大雾掩盖,伍勇那个藏着书籍、枪支的山洞就在对面。伍勇向警方一共提供了3处山洞,灵官崖这个所获最多,搜出了《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技巧》以及许多跟随他多年的一些著作。因为崖壁极陡,向内倾斜。警方公布的资料中,当时派特警从山顶攀绳降落,才进入山洞,取得了伍勇自己写的厚厚的文字资料。

其实灵官崖根本没有大的或有名的山洞,这里海拔较高,人迹罕至,对面山上隐约有些山茶树,“那是2009年才栽的,土色都是浅黄的,这里根本就没有人来”。白色的山茶花还仅存了两三个败朵。偶然路过的山民都不相信崖壁上会有人居住,“只有鸟能上去”。但是经过之前3个小时绕路寻找,其他地方都没有山洞,偶然一个路过的山民说“对面崖上好像有个红色的东西”,才确定了寻找方向。大雾弥漫使我们看不到脚下的万丈深渊,只能凭勇气攀爬自己的每一寸距离,从山顶下去时我们坐在地上,由前面的人用刀开出一条路,然后滑梯一样直滑下去,并且很难躲开满地的长利尖刺,只听得衣服不断被撕裂的声音,攀上崖壁则全靠手拉着垂下的杂草藤蔓,人脸几乎贴紧地面。

等本刊记者来到洞前,看清这甚至算不上一个洞,巨大的山岩张开了一条缝,也就是能侧身躺下一个人的一块斜地,伍勇当时就住在缝里。本刊记者尝试蹲了一会,山风不断灌进来,寒冷至极,斜地中间长着一些藤蔓,睡着的时候应该不至于掉下山去。伍毅坚持和我们一起来,尽管儿子伍勇的事情已经越传越神,这个父亲却丝毫不知道儿子住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他曾经拾荒,捡垃圾,挖野菜,睡在路边的沟沟里。后来他和我说,他在云南找了工作,还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一起住在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他。”父亲与母亲离婚多年,谁也无力求证儿子的话,但是当我们一起爬上伍勇藏身的山崖,伍毅翻动了一下留在那里的破衣服,把一个塑料袋打开,见到里面有一条干净的短裤时,他就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除了书籍,伍勇在这里放着许多看起来极为残暴的文字,例如一个叫做“星球计划”的大纲,里面有近20条称得上恐怖主义的犯罪形式。比如在纵火条目下,专门找大的商业机构、银行、商场等地;女人,用最残忍的手段将其折磨致死;爆炸则以人群聚集的学校等地为目标;同时还有攻击政府、暗杀当权者等一系列计划。这些名目很粗略,手段却很详细,没有具体袭击目标、地名或人名。另一份叫“571战略工程纪要”,则是以李庄为目的地,策划的一场个人行动。李庄是宜宾下属的一个破败但美丽的古镇,还没有旅游开发,满街是老茶馆、麻将摊和旧民居,依靠西南联大曾经驻扎在此的梁思诚、李济等人的旧迹,吸引很少的游客,绝对是一个美妙的藏匿地。伍勇非常喜欢和了解这里,在他和唐正方在一起的时间里,他都住在李庄的小旅馆。他在纪要中详细策划了要从哪条街巷开始杀人、制造爆炸、放火烧房子,然后自己从第几个街口向哪里走,躲一会再向某街的垃圾桶走去,打印出来密密的五六页纸。李庄并不大,但在伍勇心目中,这里就是犯案的完美背景场所。选好了景,伍勇写好了剧本。

他写的文字里有许许多多他编造的自己的丰富经历。尽管山洞只容一个人侧身而卧,这里却有蜡烛和几面不同大小的镜子。伍勇写自己如何在云南娶妻生子又离婚,如何贩毒到越南,又偷渡到香港、澳门,把身上的钱输光了,这其中不乏女人主动向他献身。

实际上,伍勇的生活也能寻找到旁证,他有一段具体工作经验,从部队回来后,在宜宾的茶楼当过保安,也去鞋厂等地工作过。他过去的同事李耀华对他印象非常好:“他说叫他张伟,前前后后在我们这里当保安一年半,2005年之后也来过几个月。人很勤快,但是不关心吃穿这些世俗问题,只喜欢说社会不好,很‘愤青’。我们觉得他有些神叨叨的,但是他人挺好,不和人闹矛盾。偶尔会跑到厂后面的山上去大喊大叫的。”其实真真假假只有伍勇自己分得清楚。2003年之前,他写过一本书,写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他说自己想找人出版但遭到了拒绝,于是“烧掉了书稿,笔杆子不行我就用枪杆子,做火药枪去袭击哨兵”。

理想和自我的混乱

伍勇似乎是一个难以从头说起的人。他的家人至今后悔地说,“真应该让他上大学”,似乎放弃上大学是决定伍勇人生的关键点。1999年他19岁靠父亲仅有的一点人脉去当兵,“招兵的收3500元,我们家没给,因为太穷了给不起”。母亲罗文秀告诉本刊记者,她哭的是儿子从部队寄来的第一封信,信上说“一切都破灭了”。罗文秀的理解是,没有给钱,因此儿子和所有一起当兵的老乡分开了,单独去了河北的高炮团。罗文秀和伍毅至今仍认为,是部队害了儿子,“送去才半年,孩子就跑了”。伍勇在部队给母亲写了几封信,全都是对部队形式主义、老兵欺负新兵、帮派斗争的描写。他也给部队首长写信,言辞激烈,号称要把许多军官“送上军事法庭”,并自称“我有你们犯罪的证据”,并要求军队给自己开出“退伍证明”等等手续。伍勇2000年5月和郭小明一起逃离部队。

至今伍勇的代理律师罗和辉问伍勇,部队对他的负面影响,他只说“就是老兵让新兵洗袜子,我看不惯”。但是,罗文秀说:“他本来是想进部队然后考军校的,而且一定能考上。”

2000年底伍勇回到宜宾开始打工生活,他拿到了退伍证,并且以此在保安公司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但好景只有一年,2001年伍勇在药厂做保安,认识了曾科和胥良君。用伍毅的话说,“从此就被他们带坏了”。伍勇小时众人眼中的乖,和此时与社会渣滓厮混暴力抢劫,看上去似乎没有关系。他的理想曾是“为人类的共同幸福而奋斗”,这毛笔字尽量工整地写在那破旧不堪的自家墙上,给母亲留下了一个灿烂的少年回忆。

伍勇小时候也曾是个用文字歌颂自家后山大树的孩子。10岁那年父母离婚,伍勇依然学习很差到处捣乱,“哪个学校都不愿意收了”。他是辍学一段时间在家里,被母亲反复教导后,突然就走上了努力学习奋发图强的路子。“我就是告诉他,家里太穷了,一定要读书,读书上大学,才能养活他自己过好生活,不然我们家这么穷,他还是个男孩,要养家,以后要养老婆孩子。我反复教训他,他从小我都不教他的,但是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想让他改变,他都听了我的话,突然就长大了。”罗文秀觉得,让他认识生活的现实残忍是非常必要的。罗文秀现在保存着厚厚的伍勇的奖状似乎很无力,一沓“三好学生”、“总成绩第一”、“优秀班干部”的奖状。罗文秀说:“我要供他念大学。他当时考中专差13分,1分要1000元,我没有钱,他说上不上大学没关系,以后还要出国念书。”

当时伍勇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宜宾市四中,他除了保持成绩的优异,也深感贫穷带来的无奈和挫折。“我当时给一个企业做饭,每月250元,给他200元生活费。”罗文秀已经倾尽全力,但是在城市里读高中,确实不是这样一个母亲能够读懂的范围。她说:“我只能给他吃饱穿暖,每个星期我做一个肉菜,周末端到他的学校去给他吃。”伍勇从没有向母亲抱怨过衣食,他梦到有人对他说:“我吃上了香肠,穿上了时装,拥有了一切,我的人生最有意义,生命最有价值。”他写文章反复鄙薄物质与现实,试图论证自己完全可以用理想来对抗“那些对我的歧视和冷漠”。罗文秀告诉本刊记者:“他只是很偶然地对我说,自己想自杀,总想从楼上跳下去。”伍勇当时写了《目睹四中之怪现状》,批驳学校对学生收补课费,教育太功利化,完全以考试为目的,而出题者又想方设法为难学生,以及学生之间势利、残忍,学校也弄虚作假之类问题。同班的唐正方被诊断出有精神病后,伍勇和他成了好朋友,此时伍勇已经显露出巨大的精神痛苦,“我羡慕他,我也想成为一个疯子”。

所谓“尊严”的妄想

曾经在初高中阶段与伍勇保持亲密书信往来的老师告诉本刊记者:“他很孤僻,好像没什么朋友。”伍勇写的东西越来越像一个拼死的人留下的心理独白。他在高三第二学期参加完会考之后放弃了高考,老师们说,“他本来打算上师范或军校,因为学费低,但是那时正好是学费涨起来的第一年,他又说老师工资太低,借钱上大学根本就没法还,军校他说需要关系,总之他就是不考了。”母亲怎么劝都不行。

2001年抢劫药店老板之后,伍勇受通缉。父亲伍毅当时已经联系上他,让去投案自首。“但是当时是星期六,我和警察说,我先送他回他妈那拿点换洗衣服,见个面,星期一早上8点我送他到派出所门口。但是20分钟后警车警察就把我家包围了,他们不信任我。”结果,伍勇还是跑了,这一走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伍勇再也没有回到父亲或母亲那里,即使隔几年偶然回来一次,也不说自己在做什么、在哪里,父母多问几句就走了。伍勇和历次合伙作案的人其实都不熟,他甚至根本懒得向他们灌输自己的“理论”。“我知道他们只为了钱,我却是为了让人知道我的反抗。”他这样告诉律师。

伍勇把自己的一切写在纸上,未实现的暴行,和一个精神病人杀了孩子,或带着几个流浪汉去抢劫的行为,也叫做所谓“革命”。他洋洋洒洒写了无数文字,他的文字分为入狱前后两部分。之前的大多是暴力犯罪计划,和对自己的“自述”,他特别偏爱“自述”,到哪里作案都要带着,为的是“万一我死了,人们还知道我是为什么死的,我经历了什么事情”。他一直把“自己的人生”带在身边,并在被逮捕的第一时间就带警察去拿出了这份真假掺杂的文本。他对罗和辉律师说,非常想把重庆哨兵案揽在自己身上,又怕警察不相信。伍勇认为自己已经认识了全世界,但当罗律师和他有意聊起曼德拉和甘地后,他露出一脸错愕,在他的系统之外,他对于理论或历史一无所知。罗和辉希望和他好好交流案子,他却并不关心判决结果:“我不怕死,你告诉我外面的人怎么看我的?”伍勇的家人都希望伍勇能做精神病鉴定,罗和辉说:“我不下十次努力说服他,希望他做精神病鉴定,但是他对我说:‘如果他们说我是个精神病,那么我做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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