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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李各庄拆迁死亡案:土地所有者的收益

2009-12-29 13:46 作者:王恺 杨璐 吴丽纬 2010年第1期
2009年12月24日,从北京密云县城前往城关镇的李各庄,10分钟车程,几乎很少感觉到村庄与城市的分隔,新铺的水泥路旁都是密集新盖的6层住宅。它导致这个靠近县城的村庄近5年的拆迁史。2004年始,李各庄开始集中村民土地建小产权房,书记张玉良觉得这是农村土地利用的唯一“正确发展方向”。

因遭强拆而失去父亲和家园的王彪

2009年12月24日,从北京密云县城前往城关镇的李各庄,10分钟车程,几乎很少感觉到村庄与城市的分隔,新铺的水泥路旁都是密集新盖的6层住宅。它导致这个靠近县城的村庄近5年的拆迁史。2004年始,李各庄开始集中村民土地建小产权房,书记张玉良觉得这是农村土地利用的唯一“正确发展方向”。

村委会成为集开发商、拆迁规则制定者和拆迁公司三位一体角色,也因此导致了部分村民的激烈反应。2008年7月2日,坚决拒绝拆迁的村民王再英在夜间被村治保主任找来的几个河南拆迁工人打死。本刊记者调查了该起死亡事件,村庄土地所有权的认定,以及所有权让渡的复杂计算方式,包括由此而来的转让是否公正问题始终横贯了这起事件,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

拆迁中的悲惨死亡

这场后来被形容得分外凄惨的死亡,发生时完全在黑暗中。

2008年7月1日深夜,在已经闹拆迁数月的李各庄,有数个不眠的家庭。不眠的原因很简单:前段时间,拆迁公司叫来的人总是半夜砸房,这些抵抗者也采取了很一致的对抗方式,听到狗叫立刻上房顶,把贮备好的瓦块石头往下扔,以阻止拆迁公司的人靠近——这也是邻近几个村庄最流行的反拆迁方式。

40多岁的张玉山和妻子王晓辉,当时已经在自家房顶上睡了4个月。3月初强制拆迁开始,他们就坚定地选择了这种站得高看得远的方法,凌晨1点,安静空旷的村子远远传来了争执声,王晓辉被骂人的声音惊醒,赶紧爬出临时搭的窝棚向外张望,见四五个黑影手里拿着棍子匆匆忙忙跑了。她现在向本刊记者叙述时强调:“刚买了大手电,可照来照去看不清楚。”

距离张玉山家最近的就是王再英家——9户拒绝拆迁的人家中最身单势孤的一户。妻子离开,自己家三兄弟几乎不来往,装了一只假眼的他,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老母和十几岁的儿子。前几年养鸡,王再英赶上禽流感,背了一身的债,在村里,毫无疑问他属于被轻视的那一类。拆迁开始后,住在石头房子里的王再英只得到一套住房和少量赔款,他无法接受,才加入了坚决不拆迁的行列。

因为王再英是弱者,他也是9户人家里被强制拆迁最彻底的一家。因为一直没有达成协议,所以他也选择了看守的办法,只是势力单薄,第一次,挖掘机和铲车就直接把王家的石头墙房子给推平了。

可是王再英并没有妥协,他的儿子、县城高中高三的学生王彪现在对本刊记者回忆:“那时候我和我爸一起住在蔬菜大棚,我爸白天睡觉,晚上到自家的房子前守。”王彪要去上学,正值高三,他还是班长,晚上看守废墟的任务就落在父亲一人身上。

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地看着那堆石头瓦砾?王彪对我们的问题很反感,他直愣愣地看着我们:“那是我们家的房子啊!”

于是又有了第二次强拆,村民们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村里请来的潭州拆迁公司的人,用大衣把王再英蒙住头按倒在地,然后挖掘机又把废墟给铲了一遍。可是,他还是守在废墟上,因为与村里的拆迁协议并没有最后签订下来。后来采访中我们知道,村里答应的补偿款是50万元,可是王再英觉得,自己家后院的护坡面积没被算进去,坚决要求多给几十平方米的损失,争执不下的也就是5万元的总数。

7月2日凌晨,王再英和拆迁公司发生第三次冲突。王晓辉往王再英家的方向看:“路灯早就被掐断了,我们看见地上有一点点亮,我想是王再英的手电筒,不过那天下着雨,也许是水面的反光。”

王晓辉告诉本刊记者,她当时不断地让丈夫张玉山给王再英打电话:“手机没人接,不管他在村里是个什么样的身份,拆迁后,我们觉得王再英吃不上、喝不上,守着自己的家,挺可怜的。”

张玉山和王晓辉于是就战战兢兢地下了房顶,往王再英家的废墟前走,为了壮胆,他们撒开了家里养的3条大狗。走了200米,就到了王家的那片废墟:“王再英脸朝地趴在地上,一只胳膊朝东,一只胳膊朝西,怎么叫都不出声。”像是一个身体被很别扭地放在那里睡觉。

他们就不敢再动,于是赶紧报警,王晓辉跑去找来同为钉子户的唐忠义家一块儿做伴,两家人共同守着王再英直到警察到来。“当时天黑还看不到很多血,没觉得多么惨。直到警察们都来了,才发现血流了一地,地也是深色的,流进去不太看得出来。王再英的一只眼睛被打了出来,开始我们以为是他的那只假眼,后来才发现是真的那只。”

整个案件的侦破几乎没花时间,杀人者很明确地锁定了最近几个月一直在村里砸房的拆迁公司的那帮人,只是责任认定相对复杂:几个月来一直拆房的是镇直属的潭州拆迁公司,可是当天晚上布置任务的是村里的治安干部王守财,接到任务的是村里拆迁队的负责人董金武,他雇佣在深夜执行任务的是一群河南人。这群人在邻近地区拆迁已经几年,按照董金武的说法“是很有办法的人”。尽管他都叫不上他们的名字,只找了领头的高进忠,原因是“他老实,每次帮我拆完房子,不会从里面偷个钢筋啥的”。

这件死亡案的起因是为了彻底清除王再英的家,这次村里出了高价,3000元。以往白天干活一人也就是100元,可是这次一人500元,时间已经到7月2日凌晨1点,高进忠看见凑齐了7个人,说走吧,7个男人就横七竖八挤在一辆小破车里,赶向王再英的家。

死亡几乎发生在瞬间,几个砖头,几记撬棍,甚至在审讯的时候,都很难说清楚究竟是谁给出的致命一击。法庭记录是,王再英在前面跑,他们在后面追,直到把他彻底打倒。“赶紧走吧,人不行了。”不知道是谁说了这句话,前后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王再英的家终于彻底消失了,在现场看见,昔日两个石头垒的大院子现在全部是一人多高的蒿草,淹没了曾经的人家痕迹。

2009年12月,王再英被杀案一审宣判,王守财和董金武被判处两年刑期,缓刑两年;领头的河南人高进忠被判处无期徒刑,剩下的几个人各自刑期不等。

在王彪看来,最不能接受的是,村里领导拆迁最上层的带头者书记张玉良什么事情都没有,检察院甚至都没有起诉。家被彻底清除后,无处可去的他只能住在学校里,村里每月给他200元补贴,也托人带话给他80万元的赔偿,让他不要再告状了。“可那是我爹。”王彪几乎绝望地向本刊记者叫喊,他不时地低头,眼泪并不多,他不愿意流给外人看。

因为这起突发的死亡事件,整个李各庄的拆迁停顿下来,村里处处还显示出拆迁陡然停顿的迹象:有的房屋门窗已经卸下,主体结构还在,挡在要道上;村庄穿插着老平房、6层居民楼和简陋的小产权别墅群落;这种局面显然还将长久持续——前后已进行了5年的村庄头等大事拆迁竟如此收尾,真是出乎意料。

土地所有者的预期收益

尽管村民普遍觉得,村支书兼村长张玉良“飞扬跋扈”——不过,他的许多经典名言还是中性的,也被村民们广泛流传。有句话,能够准确地形容张玉良对李各庄土地价值的期待:“我要让土地长出金子来。”而这种金子,显然不能来自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

张玉良的前任张玉奎对本刊记者回忆,他在任的2000年初,村里收入基本上还是农业收入为主,当时张玉良是他的副手,“管理砖瓦厂,并没有赚钱,没觉得他有什么经营才能”。可是,张玉良上台后,正值整个京郊土地的转型开始,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室一份论文表明,从2000年开始,不仅是近郊,北京远郊也开始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大量土地使用性质开始变更。

这种背景,使所谓“没有经营才能”的张玉良成为经营高手。

整个李各庄有2000多亩地,在张玉奎手中,只有100多亩土地被集中起来作为蔬菜大棚,这也是2000年前后土地出产值最高的一种方式。那时候粮食价格低廉,张玉奎翻出手中的记录本,一亩地如果种植粮食,最多只有三四千元的净收入,而成为蔬菜大棚,“当时一年算下来,一亩地收入差不多能上万元”。

张玉奎的大棚改良尚未完成,张玉良就上台了。同样,张玉良施政纲领也包括不再种粮而改种蔬菜,兴办奶牛养殖场。可是他的方式不一样,原来村里2000多亩地被分散给了1800多人,非常碎片,张玉良第一个措施就是集中土地:每户人家交出自己包产到户的土地,改为分发口粮的方式。

当时还是村民代表的唐忠义还记得那次会议,村里只有几个老人反对土地集中,多数村民代表听说不用再种地还有口粮可拿,都很高兴。“村离县城近,本身就有很多人在外找活,不愿意在土里刨食,何况,村耕地的性质本身就属于集体所有。”唐忠义告诉本刊记者。

所以,当张玉良站在台上宣布的时候,会场里集中讨论的不再是土地是否该集中,而是集中讨论该拿多少口粮的问题。当时说是每人每年300斤面粉,除此,年满65岁的老人还有一月100元的养老金,多数人都觉得,不干活而拿钱,挺好。“下面嗡嗡的,议论得可高兴啦。”

唐忠义得意于自己当年提出反对意见,为村民们争取了更多利益,“第二天县里派人下来听取村民意见,我就说,唐庄就是一人400斤面,怎么我们村少了呢?结果后来定下来,第一年是300斤面粉,以后每年往上涨10斤。现在就已经有快400斤了”。就这样,村里几乎所有土地都集中到村委会手中。

张玉良曾经和村委会的骨干们很得意地分析自己的这招,比起“杯酒释兵权”还要厉害,一年几万斤面粉的价格非常有限,而他获得的是土地的支配权。他在村里修建了蔬菜大棚和养殖场,村民的基本收益有了保证。更关键的是,他在一块最靠近县城的土地上,修建了一片小产权的别墅群。

这片别墅群使张玉良真正做到了在密云一举成名。现在别墅群距密云县城只要10分钟车程,在2003年出售的时候,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只要25万元左右,只是不公开发售,发售权掌握在村委会手中。

开始的几幢别墅就把县委领导给吸引来了,村民委员田保春曾经很得意地告诉村民:“县领导都来我们村里买别墅了,包括密云县政协以及县人大的领导。”

张玉良于是又有一句名言流传开来:“还种啥庄稼啊,种房子吧。”

整个土地操作充分显示他的经营才能,先是花村里不多的钱买了邻近的唐庄的土地:他后来对人说,自己又占便宜了,一亩地只花了8万元,“现在是买不回来了”。这些土地被用来修建公路,村里的别墅群到县城中心的路程被缩短为10分钟。然后是盖房子没用钱,由湖北五建集团垫资修建,等别墅卖出后再进行偿付。而别墅建好后也改变了卖给村民的承诺,张玉良动员村委员会干部们一起去参观北京韩村河——一个集体土地开发为商品住宅的著名例子,大家回来后统一了意见:“卖给城里人才值钱。”

在一份上报密云县委的先进事迹材料中,张玉良坦诚自己是受了离密云县最近的村庄季庄的启发:2002年县政府批准季庄建设商品房,他看见后怦然心动:“这搞房地产也太赚钱了,不过季庄的钱让开发商赚走了,我们不干,要开发就由我们村委会开发。”

别墅的销售成绩使得张玉良有了资金,更有了进一步启动建设小产权居民楼的想法。还是在那份材料中,他诉说了自己的宏图,计划要在村里兴建300幢别墅,这些资金回收后,用来集中改建村民住宅,普遍兴建6层居民楼,让村里人全部住上这种住宅。而且,别墅贩卖后的收入还可以用于村民的暖气费和物业管理费,并且是终生支付——这是两项农村居民们最不愿意交纳的费用,邻近的村庄就出现了住在新楼的村民拒绝交纳这部分费用而闹事的新闻。

一切似乎都正常而理想,但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出现了,村里可以使用的集中土地并不充足,而张玉良想让“土地里长出黄金”的梦想,首先受到的就是土地资源制约。他不得不去鼓动村民动迁,把各家各户的宅基地集中起来,在其上建立住宅。按照他的设计,这种住宅楼第一步将建设18幢,村民住满后,还有大量小产权住宅可以用于销售。

按照村民的计算,最少将有100套左右的小产权住宅掌握在村委会手中——将带来至少上亿元的收入。

李各庄地理与拆迁规则

这是个狭窄而局促的村庄,虽是第一次来这里,可还是很能看清楚村里的每块土地已经物尽其用,何况还有京承铁路绕村而过,而规划中的101国道也将占用村里的一部分土地,用于修建一个匝道。

张玉良幻想能将土地的价值翻若干番——这必须依靠他手中还有土地。

斤斤计较土地已经成为农民的本能,张玉奎给我们算了一个简单的账:村里2000亩地除去蔬菜大棚和养牛场的600亩外,还有承包给外地人的砂石厂占据了200亩,别墅陆续征集了300亩。再除下来宅基地,只有远处约10亩旱田无人过问,“但是那里离公路太远,无论是做住宅还是别墅,都存在加大基础投入的问题”。

已经走上了开发乡村土地之路的张玉良,只能开始动宅基地的脑筋。可是,“宅基地是什么~那是农民的根本,和村里的集体用地不一样,农民终生有使用权的。而且,这种使用权审批很严格,从2000年之后,李各庄基本就没有新批准的宅基地了”。张玉奎对本刊记者回忆,村里最后一块批准的宅基地还是在他手中诞生的,是因为特殊原因,他把村民带到县政府才争取来的。

既然是村委会自己充当开发商,而且要对付的是当地村民手中的宅基地,张玉良和村委会完全没有相应的规则可以参考,只能自己设计一套拆迁思路。2004年,李各庄的拆迁方案出台,村民们开始意识到,村干部角色转换了,明确地和大家处于谈判的两端中。“5个村干部变了名称,成了拆迁办负责人,专门上每家每户算账。”尽管大家还都是按照传统的叔、舅等亲戚关系相称,可是彼此间算计起来很是精密。

村里人分析,为了让村民们愿意动迁,张玉良还真是动了脑筋:“像那个什么不交暖气费和物业费,就是我们村独有的。”而且,同意拆迁的每个人头可以领200元每月的租房补助费用,在密云,这费用还算高的。

可是,整体的拆迁规则还是让村民们糊涂起来,在我们这样的外来者看来就更糊涂——与别的村庄由房地产公司开发简单按面积算钱大相径庭:村里现有住房,按照每平方米200~1200元的价格进行拆迁补偿,区分原则在于房屋的新旧。盖好的楼房村民可以只花每平方米1000元的价格购买,最便宜的每平方米800元。可购买的套数,则按照每个家庭年满18而又不到65岁的人口计算。当时密云城内的房屋价格已经是每平方米3000元,谁家买的多,就意味着多赚一笔。

这份混杂着乡村传统和市场特征的独特拆迁规划出台后,村庄里家家户户立刻陷入了紧张的计算过程。家中子女多且年满18岁的家庭最为满意,因为意味着他们能多拿到几套房,许多村民表示,能多买一套就是一套,哪怕是借钱买也干。

2004年,第一批村民开始拆迁,但很快大家意识到,复杂的计算公式对他们没多少用:因为拆迁补偿款项并不到他们手里,而是折算到买房款中。一般的家庭都拿不到补偿款,直接拿到毛坯房,就算有,也就只有一两万块而已,装修都不够。

短暂的不满情绪,很快被村里几个主要干部给平息下来,村民们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女会计宣传的一段话:“村民免费享受住楼房所需负担的物业费用和取暖费用,这笔开销可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如果住上20年100平方米的楼房,就可以减少5万多元的固定支出。现在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楼房最低都要花上35万元左右,村民们现在住的房子卖掉后,能买上一套楼房吗?何况房价一直在飙升,李各庄村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又处于增值的好地界,在这里有住房,是不是意味着固定资产的价值在上涨呢?书记就是在为大家想事情啊。”大家平时对女会计的印象不好,就觉得她爱穿得花里胡哨的,可是听了这番话,村民觉得,她还真懂行。

不过,村里还是有明白人不肯马上拆迁,张玉奎就是其中之一,他按照一个农民的日常思维在行事:“如果房子在涨价,那就说明地也在涨价,我不拆迁这宅基地就是我的,说不定能遇见更好的买主,为什么要现在卖给你呢?”

而更多村民则从别的村打听消息:听说邻村村民一套同样大小的房子拆迁补偿了80万元,又听说地理位置还不如他们村庄的村民因为修公路拆迁而得了近100万元,他们立刻对自己的房子有了更高等级的预期,开始拒绝马上拆迁。可是,村里的拆迁规则,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变革,哪怕是在出现了死亡事件之后。

因为自己搞过建筑工程,加上和给村里修建楼房的张志军关系甚好,所以张玉奎能明白张玉良为什么不肯提高拆迁补偿价格:成本限制。

按照张玉良自己公开的材料,村里盖的别墅总共卖了2500万元,就算是这部分钱全部用来投资新楼也不充足。“2004年盖一幢是500万元,这两年一幢是700万元,村民们等于是以地换他的楼,基本上不拿钱出来,他还要倒给个几万块的。我是觉得他手里没什么资金了。”张玉良只能依靠自己的美好预期,拆迁出让的土地越多,房子盖得越多,那就意味着他手中可出售的资产越多。

在资金紧张的状态下,必然要压缩整体开支——严格控制拆迁费用,成为盘旋在李各庄天空上方的唯一主题。

琐屑的争端

因为格局狭小,李各庄的9家拒绝拆迁的“钉子户”虽对补偿的预期也不尽相同,但是所求都不算高,争取的最多也就是几万元的利益。他们对北京别的区县那种拆迁补几百万元的故事闻所未闻,也就是和邻村比比,据说最成功的唐庄,一家坚决拒绝拆迁,在房顶上战斗了数月,最终得了80万元的补偿。

规划中的居民楼最南面的是田德兴一家三口,他们和老父亲同住在补偿最低的石头墙房子里,5间房,半亩多大的院子。这栋房子建于1987年,与村支书张玉良的房子时间相差两年,房屋构造和格局基本相同。“我不跟别人比,我只跟张玉良比。张玉良家按照33万元做的价,我们也得要这么多。”

这个要求遇到的阻力并不大,可是同张玉良家差异的地方在于田德兴家的老房子四周有一圈滴水,大约各要向外扩50厘米。村里的拆迁工作组没有把四周滴水的面积计算在补偿范围内,田德兴不满意,他拒绝搬迁,准备和张玉良谈判。

同样是石头墙类型的田德然家情况又不同。他们两口子和儿子一家同住,老两口的年龄都超过了70岁的上限,小孙女不够18岁的下限,三代人一共只能分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跟现在320平方米的老宅子相比会拥挤很多。

田德然眼里看到的是前面相同的院子:那户人家因为有3个儿子,一共可以分到4套房子。并且因为在几年前翻修成了新房,每平方米的作价在1200块钱,高出了田家1000块。田德然由此心理不平衡。除此之外,320平方米的房子作价后只值15万块钱,除去用于抵消按照1000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卖给他们的那套90平方米的房子外,只剩下6万块钱,这些要发到农民自己手里的现金村委会还要截流,一大家子搬出老宅子最后只能拿到3万块钱,田德然觉得这样的补偿制度不够公平。他认为既然是要占村民们的土地那就应该一视同仁地按照征地面积来分配房子和补偿款。

从田德然家出来不远处就是唐忠义家的砖瓦房,方正的房屋围着中间的大院子,看起来高大、宽敞。唐家的宅基地相当于前面两家的总数,有0.828亩,光是房屋面积就有310平方米。这栋新一些的房子按照村里的最高赔偿等级作价,一共可以得到补偿款约50万元。

唐忠义对这个数目基本满意,全家人喜气洋洋地把家里的物品打包装箱,期待着搬新房。可是在补偿房屋的问题上,唐家和村委会分歧很大。唐忠义的要求是一套120平方米和两套90平方米的楼房,加起来300平方米——“我家有310平方米嘛,等于我还少了10平方米。”补偿的50万元除了买房,剩下的装修也够了。
可是村委会对这个让步并不领情,他们按照统一制定的规则只给老两口一套房子和儿子一套房。“老祖宗给留下的宅基地就这么大,怎么到我们这儿就变小了。”令唐忠义不服气的还有补偿房屋过程中的暗箱操作,“非农业户口的和考大学考出去20多年的,有的也分到了房”。

比唐忠义的房子还要崭新的,是9户中最北面的张玉山家,在北京开出租车的张玉山2005年才刚刚翻修这幢房子,有200多平方米,前后3个院,装修也很不错。按照村里标准,房子可以得到34万元赔偿,张玉山的儿子过了18岁,一家人可以购买两套房。

不过在计算方式上,双方无法协调:门口一条过道,其实当初是院子的一部分,只是重新改造的时候给划成过道的,张玉山手里还有这块地的土地证,但是计算面积的时候却没有算进去。因为计算方式的不同争端还有几例,王再英家就是如此。张玉山说:“护坡是老人修的,留下来已经30年左右,可是村里这次硬是不算。”

另外,村里的规定是主动搬迁一个院奖励1万元,张玉山家一共有两个院子,他们认为村里应该奖励2万块钱,可是村里并不答应。

村里把拆迁提上议事日程后,每20家一组进行了谈判,一轮下来这9户坚决不同意的村民就和村委会产生了矛盾。村委会分别停发了田德然和唐忠义家属们每月100元的养老金,还把在大队当保安的唐忠义辞退回家。

而田德兴和王晓辉都曾经到大队上去找过张玉良,他们都觉得自己的要求都不算高,而且谁也不想跟村干部关系太僵。但是每次都是一点儿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这让村民们很恼火。

一个村庄的拆迁利益链

就在拆迁的这几年里,整个村庄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转变,最突出的,是出现了专门靠拆房子赚钱的村拆迁队,董金武就是负责人。村里人都说他是靠和村委会的王守财关系好才混到这个活的,“邻村的包干队想来拆房,没门”。

董金武被判刑两年,缓刑在家,他向本刊记者解释自己并不是靠和谁的关系,而是因为早年在北京拆房,有经验,才组织了这么个队伍。“确定拆迁的人家我去拜访,出1万元或者8000元左右买他们的旧房子,然后叫民工来拆,暖气、铝合金门窗、墙砖、木头都能卖不少钱。有时候一根好的松木能卖上万元。”

他的民工队伍都是从附近招来的,2003年之后,大部分河南人就集中居住在附近的村庄,按打死王再英那天晚上开车的司机胡见宾对本刊记者的说法,最早是拆密云城里的房,云光商场附近科技馆的时候兴起了这个活。他是最早来的那批:“砸钢筋、水泥,然后把拆下来能卖的东西拿去卖钱。”因为没有本钱,所以河南老乡越来越多。负责包活的人有十几个,而打工的多到了五六百人,密云县城附近各村的拆房工作都由他们包了,“最早工钱是每天30元,现在慢慢升到了80元”。

也因为如此,那天晚上去拆王再英家开出了500元高价的时候,胡见宾觉得不太对,于是主动回避了那活,只是负责开车了事,“只拿了50元”。

这群河南民工的生活并不富裕,因为拆迁的活不是每天都有,所以,他们对董金武这种村庄的发包人很尊敬,高进忠是凭借他的“老实”最终争取了到董金武的信任,董金武去他家看过:“一个木板上面铺个褥子就当床了。每次他骑个破车过来,不爱打斗,拆完房子就在路边摊上吃碗面什么的。他老婆拆房的时候也来,负责砍砖,就是把砖头修理出来,一块砖5分钱,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上70元。”

高进忠在王再英案件中之所以被判处无期徒刑,除了他是河南人的小包工头之外,还因为他在那天晚上动手前说过一句话:“到那以后,把那看的人打跑。”

董金武告诉本刊记者:“尽管有时候活不多,可是村里那么多房子放那里了,最终不都得拆啊?我们村的改造规划都被县里批准了,我就不信那些人家最后还是不拆。”

很明显,董金武的上家就是村委会,因为村委会就是开发商,也是拆迁任务的发包商。不过在拆到最难拆的9户的时候,一开始不是找的董金武,张玉良将矛盾上交,由镇政府委托镇属潭州房地产拆迁公司来进行拆迁。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张玉良付出每家3万元的拆迁价格,总共27万元,誓要把自己的小产权房计划进行下去。

剧烈的反抗和一个弱者的死亡

那段拆迁的日子,被村民们形容为“鬼子进村”的日子。先是给拒绝拆迁的人家断水断电,然后是砸玻璃和屋顶,也有放火烧房子旁堆的柴火的。

2008年3月初,张玉良带着十几个村干部们对这9户人家进行了最后的走访,通知大家如果再不搬迁,村里就把他们移交给镇上的潭州公司负责。

“上午说完,下午潭州公司的郭生全就来了,态度挺好的,还说如果大队给的补偿合适,我们可以按照大队的走;如果他们请来的评估公司合适,就按照评估公司走。”王晓辉向本刊记者回忆。可是这9户村民并没有等来所谓的评估公司,潭州公司介入几天后村里来了一批不速之客。“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穿着一身黑、戴着墨镜,胳膊上还画着龙呀虎呀的,有时候手里拿着棒子,在村里来回转悠。”王晓辉告诉本刊记者。

第一家遭袭击的,是找过张玉良30多次的田德兴家。“天天有20多个小伙子在我家周围转悠,晚上就有人往家里扔砖头和装着石灰的玻璃瓶子,我早上开车送孩子上学,后面就有两辆没牌照的车一直跟着我,怎么甩都甩不掉。我怕伤了孩子,只好开进了派出所,那两辆车追到派出所门口才走。”

更让他害怕的是,其中一个人告诉他说:“唐庄打断腿的那事就是我干的,只判了94天,你看着拆不拆吧。”田德兴说他于是把9户人家召集起来商量对策,“砸完我家下一步就是你们了”。他们想向别的村学习,组织一个护卫队来和拆迁公司的人对着干,可是9户人家的位置非常分散,想组织一个队伍来集中力量保卫很不现实,商讨了3次的结果只能是各家保各家的平安。

田德兴的预言很快就得到了验证。5月份,田德然家准备过冬的柴火在半夜被人点燃了,早上起来一看全部被烧成了灰。几天后的夜里,“就听见房顶呼隆呼隆地响,那时候正好四川地震没两天,我以为我们庄也是地震了,跑到门口的时候,房瓦砸到了肩膀上,再一看屋顶被人给砸了”。田德然赶紧报警,可是过了半个多小时警察才赶到,人早就跑光了。

唐忠义家里有18块玻璃被砸,那是深夜,扔进来的石头还差点砸到孙女脑袋。从2008年4月份开始,唐家和张玉山家都在房顶上搭了窝棚,即便夜晚还是很冷,他们依旧坚持住在窝棚里轮流睡觉,随手可触的地方存放着成堆的砖头、瓦块、啤酒瓶来防身。“那时候村里已经断水断电了,晚上什么都看不见,不过只要张玉山家的狗一叫,我们就知道有人来了,谁来砸谁。”看到砸玻璃没用,拆迁公司雇来了挖掘机,直接扒唐家的屋顶。“我用砖头把挖掘机的玻璃都砸碎了,可是他们还是在门口堆了碎石让我们出不去,房顶被扒了一个大口子。”唐忠义告诉本刊记者。他的老伴抵抗时很亢奋,隔了几个月还是很亢奋,去医院看病,诊断是焦虑引起的神经官能症。

宅院保卫战中,让村民们刮目相看的是张玉山的媳妇王晓辉。王晓辉告诉本刊记者:“我遛狗回来村里的电线就差我家的没掐了,当时我姐的孩子要高考住在我家,没电怎么能行呢,我就牵着狗靠着电线杆子不走,周围有20多个穿黑衣服的围着我,可是他们都怕被狗咬,不敢上前。”

“我想这事没完,晚上我就在房顶上藏着,小狗一叫我就知道人来了,借着车灯我看来了十几个人。我就把房顶上的大油桶给掀下去了。”张玉山家一度成了攻不破的堡垒,虽然他的弟弟是村里的副书记,侄子就是村里承包盖新房的张志军,可是这些关系都无法让张玉山让步,拆迁公司做到这个份儿上,村民们的怒火已经被点燃了。

2008年4月份的一个周日,潭州公司的项卫华等人又雇来了挖掘机先是在王再英家的墙外堆土,堆得高过王家的墙,这样做就很方便强拆的人顺着土坡走上去往房顶和屋子里扔砖头。然后转过头来又要往张玉山家的墙边堆。王晓辉说她积累了多时的怒气爆发出来:“我把啤酒瓶子敲碎了,手里拿着它,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房顶上跳下来的,直接奔着挖掘机的司机就去了。你凭什么在我家门口堆土?”

王晓辉的行为让村里人刮目相看,眼前的她其实很瘦弱,看不出当时曾经那么暴烈。她不好意思地解释:“实在是逼急了,刚盖好3年的房子要被人毁了,心疼。”

也并不是所有人家都需要用这种激烈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占据了小产权房要道的王利明家也不同意拆迁,王利明说:“他要是敢砸我家一块玻璃,我不找别人就找你张玉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让王利明说话如此有底气是因为常住家里的女婿是武警部队驻密云的一个小领导,后来还升到雪豹突击队了。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村委会甚至都没上门谈过拆迁方案。

在几户村民的顽强抵抗下,潭州公司真正推倒的只有最弱的王再英家,“拆一家只给3万块钱,潭州公司看见村民拼命的架势也开始退却,他们觉得没必要这么卖命”,于是开始停顿不前。

董金武说他这是第一次从上家手里拿到钱,以往都是被拆迁的人家给他钱:“那次是我从村委员会手里拿了几千块。”

张玉山被知道内情的村民提醒:“加点小心吧,换人了。”他也及时地告诉了王再英,可是,王再英还是不肯离开自己的土地,每天在那堆木头旁睡觉,以表示自己的所有权。

他就被打死在自己家宅基地上,那块地如今归谁所有,刚满18岁的王彪茫然不知,他只知道一定要继续起诉:“把村委会那帮人全告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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