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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影展看电影

2009-12-07 15:25 作者:李东然 2009年第44期
这个11月,欧盟电影展。在这之后的整整一个月,由欧盟各国精挑细选的近30部影片,在京城各国的文化中心进行循环展映,北京和成都的部分影院也会进行持续性的公映。

电影《齐勒维》海报

这个11月,欧盟电影展。在这之后的整整一个月,由欧盟各国精挑细选的近30部影片,在京城各国的文化中心进行循环展映,北京和成都的部分影院也会进行持续性的公映。

《罪恶》,来自伯格曼故乡的青春电影

“想描述瑞典电影避而不谈英格玛·伯格曼是不可能的,就像那种惯用的形容,伯格曼像是一块湿透的毯子一样遮盖了整个瑞典电影。”弗雷德里克·萨林(Fredrik Sahlin)是瑞典国家电视台文化新闻档特邀影评人,他如是总结着自己国家的电影。而当年那个只管走自己道路的离经叛道者,如今却被当成了一股沉重的阻力。

似乎正是为了这种偏见而来,本届的欧盟影展上,瑞典参展的是一部青春题材电影——米凯尔·哈夫斯特罗姆(Mikael H~fstr?m)导演的《罪恶》(Evil),虽然是第一次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公映,但是相当多的中国观众对于这部电影并不会感到陌生,它不仅是200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影片,也是同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最佳演员、最佳摄影三项大奖的获得者,当年,在瑞典本土观影人数就逾200万,成为近年来最为重要的瑞典电影之一。

《罪恶》改编自瑞典新闻记者、著名小说家简·库卢(Jan Guillou)的同名自传小说。16岁的少年埃里克·庞帝(Erik Ponti)与懦弱的母亲和暴虐的继父生活在一起,家庭的暴力驱使他成为社会的施虐者,并终于因伤害同学的罪状被公立学校开除。埃里克的母亲倾其所有,把埃里克送到一所高贵的私立学校学习,这也成了埃里克完成自己基础教育的最后机会,他向母亲承诺完成学业,谁知这所教化严谨的学校背后隐藏着更加肮脏的罪恶,埃里克徘徊在承诺和尊严的痛苦抉择之间。

虽顺利入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罪恶》始终难逃争议。遭质疑的却是作为青春片,影片中却有一股潜藏性的暴力会不时地爆发,尤其是电影中弥漫的那种极其阴森、紧张的气氛,洞穿人性幽暗的恐怖,远比明确的暴力更加惊人。这样的故事自然让素来以温馨见长的奥斯卡外语片不以为然,但影片单在瑞典电影“金甲壳虫奖”上收获的那些奖项,也足以证明瑞典人自己有多么迷恋这略显阴暗的叙事方式。

哈夫斯特罗姆导演告诉本刊记者,小说《罪恶》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销售过百万册,是当时人手一册的瑞典语小说。“这本书让我难以忘怀,这是一个非常普适的青春期故事,我们都能够认同埃里克和他的斗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年轻,都尝试过寻找属于自己的身份和道路,人无论在怎样的年纪,记忆里总有段青春的过往挥之不去,甚至会在各种各样的人生瞬间跳出来和当下的自己对峙。”

哈夫斯特罗姆导演坦言《罪恶》不是一部典型的主流青春电影,虽然也描写结局并不美好的友谊和初恋,将青春电影的元素悉数保留,但是原作本身的厚重让这部电影更多了一些纪念青春之外的意义:“我也希望对不同年龄的人来说,《罪恶》是非常不同的电影,我也确实从15岁到50岁的观众身上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反馈,我从没有兴趣去拍一场年轻人的闹剧,电影是建立在关于强权、暴力以及人性的思考之上的,我所希望的正是能为那些已经走过漫长人生的人,和那些即将面对人生的人,都提供些什么作为鼓舞。这或许就是瑞典人说故事的习惯,甚至是瑞典导演的思考习惯。”

哈夫斯特罗姆出生在瑞典的南部,为了能获得学习电影的机会,青年时一个人搬到了斯德哥尔摩生活,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电影理论,之后去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继续学习有关电影制作方面的知识,回国后,在瑞典国立电视台做了十几年导演助理、副导演、编剧,才渐渐获得拍摄电视电影的机会,拍摄《罪恶》时他已经44岁,却刚刚开始自己电影生涯中的第二次长片创作,来之不易的成功更加意义非凡。

你知道,作为导演,你永远都不会事事满意,但是我很骄傲的是,《罪恶》和它的反馈如今遍布整个世界,是这部电影为我打开了许多扇门,让我得到面对世界的机会。电影是人与人交流,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一条伟大途径。”

如今,哈夫斯特罗姆导演生活和工作在英国,为好莱坞和维恩斯坦兄弟公司(Weinstein brother)拍摄影片,作品有《穿越追击》、《1408》,以及即将出品已被广为关注的《上海》,不仅汇聚好莱坞一线影星,也有巩俐、周润发等顶级华人影星参与其中。

他反而越发地坚定了自己身为瑞典导演的身份:“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我是瑞典导演,走到哪里,我身上都有英格玛·伯格曼的影子,在我的成长岁月里,伯格曼是瑞典电影和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标志和象征物,他描述内心的真实自我,他的电影手法充满力量又准确精湛。至今不仅仅瑞典人,全世界的人也还在看他的电影,我把这些都当成作为一名瑞典导演的骄傲。当然如今的瑞典导演,也在试图去创作非常多样的瑞典电影,但瑞典毕竟是很小的一个国家,没有那么庞大的电影工业,所以我们希望更多地在交流中保存自己的文化身份,我总觉得我们瑞典电影的今后还是会出现像伯格曼那样的大师,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

《齐勒维》,关于历史瞬间的审视和呈现

《齐勒维》(Zalary)是一部战争题材作品,虽然这部捷克电影在200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中失利于《老爸的单程车票》(又译《野蛮人入侵》),但至今在欧洲电影拥趸眼中,《齐勒维》不仅是捷克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样是整个欧洲战争电影的里程碑,其分量足以匹敌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师》。

电影的主人公汉娜是一名医科女学生,抵抗运动组织中的一员,为了逃避盖世太保的追捕,她不得不接受组织安排,流亡到闭塞落后的山村齐勒维。为了获得当地人的接受,她与年长的锯木工人尤左结婚,但就在这座几乎被时间遗忘的山村里,汉娜爱上了尤左,适应了新的生活,但是命运对于她的捉弄并没有就此停止,再一次打破汉娜生活的不仅有纳粹德国的铁蹄,还有由德国扶植的“俄罗斯解放军”的到来。

电影改编自小说《尤左·汉娜》(Jozova Hanule),电影导演Ondrej Trojan向本刊记者强调,这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并非全部虚构而来。“作者柯薇·莱葛图(Kveta Legatova)曾是一名小学教师,上世纪50年代工作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山区里,‘二战’时,她生活在布拉格,是因为政治原因被调配到那里,所以汉娜的故事中既有小说的虚构,也有在山区教书时遭遇的真人真事,这是一部半自传、半虚构的作品。柯薇·莱葛图早在60年代就写成了小说,由于政治的原因,却始终没能出版,2000年我看到这本书的手稿,一年之后《尤左·汉娜》成为捷克最畅销的小说,所以,柯薇·莱葛图是在自己80岁时成名的作家。”

奥德佳导演说,一口气读完这故事时的震撼记忆犹新,虽然当时的小说甚至没有经过编辑,还是一叠由旧式打字机敲出来的手稿,但那时开始,他已经考虑如何把它搬上银幕:“这本小说与众不同,对于我的吸引来自方方面面,但最吸引我的还是这样一个简单前提,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女性,这种在困苦中艰难求生是流行的电影主题,但是这样的电影的主角更多是浑身长满肌肉一脸英勇无畏的男性,女性就是它的与众不同,决定了故事的基调和角度。”

一部由女性出发的电影总难免关于爱情的浓墨重彩,《齐勒维》并不例外。但这部电影里爱情的起点绝不是汉娜问尤左“哪里是院子”,而尤左回答“到处都是”的那个时刻,和一般的好莱坞电影书写乡村爱情时整齐划一的纯美田园风味相比,齐勒维的乡野里却有充满虐待欲望的老师、流离失所的儿童、残暴的丈夫、强奸犯、乱伦者,还有因为战争而来的随时随地的死亡威胁,于是,上帝与酒精一起成为这里人的信仰。爱情的出现伴随着真实的温暖,同时也有现实的复杂,从对生的渴望,对庇护的依赖,直到灵魂的了解、交融,或者说,导演关心的不是爱情幻象本身的美丽,反而把爱情作为折射女性内心的镜子,映照出更丰富的存在。

“但是,你知道,无论是爱情,还是战争,我不喜欢在作品里倾向一个基本的主题,给我自己太多的限制。这部电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女主人公在命运的驱使之下,很不情愿地来到一个崭新而艰苦的环境中,在完全陌生的人群里,以迥异于过去的生活方式活下去;第二部分关于她适应了新的环境,并且在新的人群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获得了自己的尊重;第三部分,也是电影最有启示性的一个部分,山村的宁静被打破了,出乎意料地自相矛盾着,但又无比真实,罪恶来自那些说是要摧毁罪恶的人,来自于那些强迫这个女人躲进山村的人。我所关注的是,她怎么去应对所有这些改变,我想对观众来说,看到用自己人格的力量去抗争命运的安排,而不管命运本身如何荒诞和残酷,这是具有鼓舞意义的。”导演说自己从没有想过要拍的是战争电影,或者爱情电影,他这样为本刊记者解释自己故事的主题所在。

然而无论哪个部分的具体创作过程中,导演最关心的都是关于历史的真实:“齐勒维是一个悲伤的名字,事实上在捷克没有一个山村叫这名字,但我喜欢这个由小说作者想象出来的字眼,甚至拿来做了片名,让我在讲故事的时候,始终注重如何去在虚构中填充真实,由小说到剧本,我最在意的是要为剧本描画出怎样的时代背景。我努力收集那样地区的人在‘二战’时生活的细节,走到山村里和老人们聊天,收集那个时候人们的想法。所以,当第二版剧本定稿的时候,我已经能感觉到加入了所谓作为导演的话语。但是在拍摄前的准备阶段,我见到了小说的作者,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听到了更多关于那个时代、那些角色的真实故事,剧本就又一次面临改变,甚至有新的角色加入进来,我也进一步理解了这本小说让人着迷的根源所在,那些辅线故事里纷繁复杂的人,似有若无,却是作者用心良苦留待我们自己解读的角色,他们恰恰能把我们的视野放大,给我们真正意义上更宽阔的思考。”

或许就是为了把小说中的这种顿开与寥阔更直接地传递给观众,相对于呈现战时人类社会的幽闭晦暗,影片里的自然风光却明丽壮美,强烈的视听震撼甚至让《齐勒维》少了通常的欧洲电影气质,导演也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拍摄经历:“因为需要呈现出一年的4个季节,这部电影拍摄周期就超过了一年。最小的演员出生只有一个星期,而最年长的演员已经超过80岁了,无论是35摄氏度的高温里,还是零下20摄氏度的寒冷中,我们都在拍摄。为了留下那些美丽的山野风光,我们拍摄时常常和山里的动物做伴,山里的天气每10分钟就会变化,并且拍摄地又多半不通汽车,拍摄设备也是由马背进山里。为了《齐勒维》,剧组里的每一个人都奉献了自己全部的能量,这样的拍摄过程将会永生难忘。”

于是,导演把《齐勒维》当做他本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不否认电影本身的大制作和国际声誉的因素,但他说最重要的是,这样一部作品对于捷克导演自身,是一次对历史进行审视和探讨的过程。“对我来说,除去还原故事本身,更重要的是呈现了某种历史的真实,并且是在过去的40多年里,被我们限制在公共话题之外的,更不能拍成电影的真实。在一部电影里,你只可能呈现历史长河中的短短一瞬,但这一瞬间的意义在于折射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态度。在我的国家里,因为政治的原因,历史的存在总在被不断地被改写,所以我愿意把那些谎言和裂缝放在我的电影里,比如游击抵抗运动的重要性,还有当时俄罗斯解放军的一些行径,虽然电影的表述也不可能做到全面和客观,但是,我觉得电影应该是公众拥有权力去探讨过去的表现。”

奥德佳导演出生在电影世家,他的父亲拉迪斯拉夫(Ladislav Trojan)是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活跃在捷克电影银幕上的著名演员,在父亲的熏陶下,奥德佳10岁开始在剧院里登台表演,剧院里各种各样生活背景的人,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对电影的热爱使得奥德佳立志要考取电影学院,虽然考取的过程并不顺利,进入电影学院前的3年半他在一家师范学院学习数学和化学。

作为新一代的捷克导演,奥德佳坚持在自己的国家拍摄电影,并且把这当成赋予作品意义的唯一方式,他说在自己心里,捷克电影本身有着独一无二的魅力:“捷克的特色在于有非常讽刺的幽默。和中国一样的是,捷克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我们地处欧洲的中心,所以漫长的历史中,我们国家的文化发展成为一种成分复杂的混合物,德国、犹太、斯拉夫等等都对我们产生了影响。目前,捷克电影的面貌是非常多元的,甚至不再像60年代那样说得出比较确切的学派,但我认为这也是好的,在过去的任何时候,文化都不能像今天这样在全球的范围内相互促进影响,在互联网的时代,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能作茧自缚把自己孤立在别的文化之外,我坚信文化多元的力量,比如中国电影就是很好的例子,你们广阔的国土是产生多元的绝佳土壤,比如我就非常希望能看到由西藏本地电影作者完成的西藏电影,因为我相信电影中这种本土力量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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