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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琳:坚强的弱者

2009-11-16 14:20 作者:王晓峰 魏玲 2009年第42期
在陈琳的朋友眼里,她是这样的一个人:乐观、坚强、热爱音乐、追求纯粹的感情,不愿把不好的一面展示给朋友。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她仍然试图用坚强的性格同命运做最后一搏,但她坚强的性格并没在逆境中帮助她,反而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当最后一块牌倒下,她知道,她失败了。

在陈琳的朋友眼里,她是这样的一个人:乐观、坚强、热爱音乐、追求纯粹的感情,不愿把不好的一面展示给朋友。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她仍然试图用坚强的性格同命运做最后一搏,但她坚强的性格并没在逆境中帮助她,反而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当最后一块牌倒下,她知道,她失败了。

歌手陈琳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39岁的生命。就在她离开这个世界前的几个小时,她的好友张强(80年代一度很红的女歌手,代表作《烛光里的妈妈》)还在给她做吃的,拿出吉他让她弹。陈琳说:“我都好久没有碰这东西了。”趁张强熟睡之际,陈琳从楼上跳了下去。

陈琳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唱片业兴起后第一代受益的歌手,1992年,陈琳遇到了王晓京,那时候她还在成都的歌厅里驻唱。王晓京最早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当初崔健在录专辑的时候,经常包王晓京的出租车,慢慢王晓京发现,崔健需要一个助理,再加上他喜欢音乐,就这样,王晓京成了崔健的经纪人。他是中国最早一批涉足音乐商业领域的人,通过与崔健的合作,王晓京积累了一些经验,在1992年成立星碟唱片公司。也就是在这期间,王晓京认识了陈琳、“指南针”乐队以及词作者洛兵,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来自四川。

当时王晓京还看中了歌手那英,准备与那英签约,但他当时毕竟没有经验,还没有签约,便开始筹划那英的专辑。当一切准备就绪,王晓京才知道,黄小茂把那英挖到了台湾的福茂唱片公司。这件事让王晓京对本地歌手产生了不信任感,于是他想到了在四川歌厅驻唱的歌手陈琳,便迅速与她签约,为那英准备好的专辑歌曲,都给了陈琳。这就是后来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陈琳凭借这张专辑一跃成为新生代最红的歌手之一,专辑在当年的销量突破了100万张。

但是陈琳与王晓京的合作并没有在一片光明下乘胜前进,1995年,陈琳与王晓京解约。具体原因是在当时唱片业不太明晰规范的环境下,歌手与唱片公司普遍存在相互不信任感,这也导致陈琳、“指南针”等歌手先后离开王晓京。

1994年,陈琳出版了第二张专辑《请别再说爱我》,专辑并没有取得之前的成功,但陈琳很快与竹书文化公司签约,竹书文化公司的老板沈永革后来成为陈琳的第一任丈夫。在竹书文化期间,陈琳先后录制了6张专辑,《爱就爱了》、《不想骗自己》给陈琳的演唱事业带来了第二高峰。

陈琳不是那种很有野心的歌手,她只要生活中有音乐,能唱歌就很满足。在竹书文化期间,陈琳不论是在感情还是演艺事业上都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这得益于沈永革的帮助。但是谁也没想到,就在陈琳步入事业第二峰时,在一次录音时,她突然咳血,做了全面检查后,并没有发现其他疾病。当时的判断是,由于长年奔波各地演出,比较疲劳,又没有及时休息,是劳累所致。随后,陈琳回到老家重庆休养了几个月,希望能通过休养恢复身体,继续她的演艺事业。

但陈琳从重庆回到北京后,她与沈永革的感情出了问题。

词作者梁芒是陈琳的生前好友,也是陈琳的老乡,双方有过很多合作。在谈到陈琳当年的健康状况时,梁芒说:“那是她事业最好的时候,飞来飞去,采访演出,她在付出,一直在付出,录音时就吐血了。从吐血开始状况就不好,然后她就休养一段时间,休养那段时间我觉得她情绪很低落,这么多年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走到最后这一步,我有预感,我预感并不是她会自杀,我认为她会出家,会消失,但是我没觉得她会走到这一步。”梁芒是陈琳10多年的朋友,从陈琳在成都驻唱歌厅时就认识,他说:“陈琳是典型的重庆女孩,比较开朗,义气。她骨子里有很多男孩的性格,跟我们一起喝酒,我们在一块玩完全当她是个男孩。这次我觉得她个性里好强的一面压住她了,她到最后其实应该倾吐的、该释怀的东西压在心里了,她始终想把最好的一面给我们。”

目前在华谊音乐担任副总的李绪明在1996到2002年期间担任陈琳的经纪人,这期间的陈琳事业上正一步步往上走,李绪明回忆说:“陈琳是一个很简单的人,那时候演出费很低,她从来不会因为这个有什么不开心。唱片出来后谁都想做最佳歌手,但她不是那种心态,我觉得挺好的,没有被事业逼的感觉。她性格很开朗,但也有硬的一面。”

洛兵在谈到陈琳的性格时说:“其实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为什么我特别奇怪她自杀?她给我的感觉是,她是特别能为自己争取利益,不会吃太大亏的那种人。当年她跟罗琦都在王晓京旗下的时候,罗琦比她火,有一次演出她们俩住一个房间,晚上罗琦看电视,陈琳睡不着,上去‘啪’一下就把电视关了,她根本不怵罗琦。还有一次是去兰州演出,当时有个西安歌手韩特,腕儿不够大,老被主办方挤兑,第二天走的时候,主办方也不送韩特,只送陈琳。陈琳就说你要不送韩特我就不走。从这些小事就能看出来,陈琳是一个挺有主意而且挺要强的女孩。”

陈琳的好强性格也体现在工作中,她在竹书公司的同事、好友刘振豪回忆在一起工作时说:“她在工作上很积极,基本上她会有自己的想法。工作的时候她是很辛苦的,每天可能只睡一点点时间,首先她睡眠特别不好,所以她就只能把很多录音工作都压到晚上。她平时还有很多的演出活动和采访,基本上她每天休息的时间是很少的,但是每次见到她,不管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朋友聚会的场合,她都是一个神采奕奕的人,状态非常好。你根本感觉不到她昨天晚上很晚才录完音,今天一大早起来了,完全感受不到这些。2003年,那段时间她太累了,超乎想象的累,后来吐血,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没几天又投入新的工作,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调养,对她来说仅仅是病好了,而不是心理上完全调养过来。她心里焦虑的是要赶紧投入到工作里去,开始工作她的心理状态就挺好,这是让我们诧异的地方。”

梁芒认为,由于身体状况不好,陈琳开始有些想法,对她与沈永革之间的感情产生猜疑。“从心态上,身体不好可能产生压力,我能看出来,最后她也扛着。她觉得这样下去是最后阶段了,她觉得没办法再演出了,她肯定有很多担心。我觉得最大的担心是,她身体不好以后,没办法拿出这么多体力去应付一个歌手该面对的事情。她可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行了,人在那个状态,身体不行就意味着所有的不行,她一担心肯定会出现这个问题。”

陈琳很少跟朋友同事谈论她内心不好的一面,她喜欢关心别人,而不想当被关心的角色。所以,她离婚、再婚、再婚后出唱片,她的很多朋友都是通过媒体报道才知道的,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几乎和这些朋友都失去了联系。

梁芒说:“说实话,这两年对我们来说,她是一个谜,她的生活已经跟我们离开了。她和张超峰在一起,好不好是两人之间的事,但不至于这两段婚姻的打击就能让她自杀,我觉得一定是综合的。我能得出的答案就是,首先是身体垮了,导致她抑郁症。几年前已经开始抑郁症了,吐血后,她给我打电话,老说要身体健康,她跟我说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她在渴望这个东西了。她给我打电话,我感觉状况不好但她是撑着的,‘在哪里啊’,‘挺想念你’,我说你怎么样啊?她说:‘嗨,开始新生活了。’最后一次是中秋节给我们打电话,说想我们了,每次打都说想我们,但我找她找不到。她手机没有了,她说在家里,不用手机,那我说怎么找你啊,她说换了新手机再给你打,我觉得语气不对,感觉特别特别远,像在美国打的那种感觉,在很远的一个地方想我们的感觉。”

刘振豪说:“从我对她的了解,真正她很在意的事情,她不太爱说。但她是有理由的,她担心讲出来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情绪,影响到大家的氛围。”

事实上,直到陈琳去世之前,她都没有放弃从不好的状态中走出的愿望,她尝试用各种方式改变自己,但这一切努力最终无法让她走出来。从陈琳周围的朋友的分析不难判断,陈琳的第二次婚姻加速了她的生命终结。

袁浪以前是陈琳的造型师,后来成为好朋友,他在回忆与陈琳交往的过程时说:“我们像家人一样,今年去海拉尔,我还帮她拍照,做这张新唱片。还好,我觉得她很积极,对生活对朋友都没得说。只要在做音乐她就高兴,每天跟花儿一样。她还随时带一个速写本,随时写一些、画一些在上面。最近一两年,她喜欢旅行,旅行很轻松很快乐,她会写一些东西。”

袁浪和陈琳最后一次联系是10月28日,也就是她去世前几天,袁浪与一个朋友通电话,这人也是陈琳的朋友,当时陈琳给这个朋友发过一条短信:“人心强命薄,让我们学会放下,共勉。”这个朋友把短信转发给袁浪,“后来我看到就崩溃了,我想可能她情绪上有些波动”。

在陈琳最后的日子,陪伴她的是张强以及高明骏夫妇。高明骏的太太小妹说:“她常常说,没事,你放心,我知道,没问题的。”

高明骏说:“陈琳最大的变化是这半年,她感觉生活有问题。”

小妹回忆说:“她说她从贵州回来开始的,半年前她去贵州,一路把她吓得魂都飞了。她说她现在常常是恍惚的,精神是游离的,魂都不在了。”事实上这时的陈琳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但即便这时,陈琳也没有把自己得抑郁症的事情告诉高明骏夫妇。高明骏说:“抑郁症就是潜在的,你不仔细观察,可能不清楚,原来我们也没想到,如果想到,大家会更注意一些,在各方面会慢慢去帮助她。我们也是在她出事的前两天才知道的。”

小妹说:“她觉得后来的婚姻不是原来预期的那么美好理想,现实出现了这么多问题。不过她最近每天早上都起来练太极拳,大家也都在帮助她。说多了我觉得对她也有负担,她更不愿意跟我们说了。所以这两年相处反而比较少了,不怎么来往了。出事前两天的下午,我们在一起,她说得最多的是她对自己的生活有点失控,我说可以走出来,她说她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去反抗现在的情况。她说连工作状态也没办法进入,没办法演出,身体也糟透了。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一个多月前,她来我家,我弄了很多吃的,我跟阿姨说煲汤给她补一补,让她身体好些。她说,我很久没有这种被照顾的感觉,很久没有生活上幸福的状态了。在饭桌上,她说好久没有这样温馨舒服地吃顿饭,我当时听了心里很难过。”

10月29日,陈琳突然给小妹发短信,说她跟丈夫回湖北孝感,已经在西客站,但是说舍不得他们。小妹给陈琳发短信说:“任何时候任何需要打电话给我们。”然后陈琳便打电话给小妹,说不想走,这样,小妹和张强一起开车将陈琳从西客站接回了张强的家。

第二天一早,陈琳去高明骏家吃早点,然后小妹陪陈琳到温榆河看野鸭。“在比较辽阔的地方让她心情舒缓一些,那天聊得比较多,主要她说自己这段时间,无论生活、婚姻,确实过得很不好。她不是不想说,她有所保留,都是成年人,一般都不会追问这些事情。甚至她后来结婚这件事,都是从网上看到的,她没有告诉我们,挺突然的。我们在网上看到后,发个短信祝福她。”

在温榆河,陈琳跟小妹说过她有过轻生的念头。“当时我安慰她,我说没必要,你这么热爱生活,热爱朋友,热爱美食,你又那么容易感动。很多人也遇到这种事,人家什么都没有,你再怎么样有音乐,有资产,有朋友,有你热爱的工作,你很容易找回你重新的生活……现在想想,我太不敏感了。”

傍晚,张强将陈琳接回家,她一直陪着陈琳,给她听苏打绿的歌曲,弹吉他唱歌,一直陪到很晚,直到陈琳睡去。张强的家是复式结构,然后张强上楼,陈琳住下层。

“我们还庆幸觉得帮了她,拉了她一把,结果夜里就出事了。”小妹说。

10月31日,张强一大早就被小区的保安吵醒,问家里有没有小孩,张强没有理会,早上9点多起床给陈琳做饭,做好后发现陈琳不在房间,便给小妹打电话,问陈琳是不是去她家了。小妹说没有。张强打陈琳的手机,不通,后来张强发现陈琳住的房间窗户是开的,便走到阳台,等她从阳台往下看的时候,发现楼底下全是人,她知道,陈琳出事了。

“张强给我打电话,说陈琳出事了。”小妹说,“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两家很近,我们着急,便开车过去,车开到一半,路上全是人,便开不动了,只好下车跑过去。”

事实上,在小妹看来,头一天陪陈琳出去散心,已经把她开导得差不多了,当时陈琳也表示,自己已经看透了,明白了。“她还说了接下来的计划,甚至她不跟他走了,跟我们回来了,所以我不觉得她会有这个极端的选择。”小妹说,当时,陈琳说她的下一步计划是:租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好好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暂时跟张超峰分开。小妹说:“可能白天缓解了,但在夜里她又不好了,她一直睡眠很差,可能往往抑郁症的人在那一刹那就过不去了。”

梁芒也认为:“我知道最后她的反应和判断已经很模糊了,有时候她会花两三个小时想一个事情,很简单的事情她可能判断不了。”

小妹觉得,陈琳可能就差那么一个坎儿没有越过去,她在选择自杀之前没有任何征兆,这一点让她一直感到遗憾和内疚,如果朋友们再留意一下,悲剧可能不会发生。

在陈琳的朋友眼里,她是这样的一个人:乐观、坚强、热爱音乐、追求纯粹的感情,不愿把不好的一面展示在朋友面前。在她最后的日子,她仍然试图用她坚强的性格同命运做最后一搏,她坚强的性格并没有在逆境中帮助她,反而像一块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坚强反而压垮了她,当最后一块牌倒下,她知道,她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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