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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成果成盗墓指南?

2009-11-16 14:43 作者:李晶晶 2009年第41期
目前,长沙2008“12·29”古墓被盗案成功侦破,相关涉案人现已进入公诉阶段。但从2008年底至2009年2月,共发案11起,计20座不同时期墓葬遭到破坏,涉案范围横跨湘、鲁、赣、晋4省10多个县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全国也是湖南省内最大的古墓盗掘案,共抓获53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风篷岭1号墓发掘现场

长沙2008“12·29”古墓盗掘案只是冰山一角。据相关人员透露,在风篷岭古墓被盗的这两个月里,某市有100多座古墓葬被盗。现在国家文物局对外公布的每年古墓葬被盗数量是数千座,而事实上,每年新增被盗墓葬数量远不止这个数。目前我国的考古政策是不允许主动发掘,考古只能配合基本建设,或因为墓葬已被盗掘而进行抢救性发掘。“盗墓推着考古走”,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这样的政策客观造成的。

一起系列盗墓案

目前,长沙2008“12·29”古墓被盗案成功侦破,相关涉案人现已进入公诉阶段。但从2008年底至2009年2月,共发案11起,计20座不同时期墓葬遭到破坏,涉案范围横跨湘、鲁、赣、晋4省10多个县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全国也是湖南省内最大的古墓盗掘案,共抓获53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2008年12月29日,湖南望城县公安局接县文物局报案称,位于望城县星城镇玫瑰园商住区内的风篷岭二号汉代长沙王室古墓发现盗洞,很可能被盗。接警后,望城县公安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勘查,发现古墓顶部有一个直径1米、深约10余米的盗洞,洞周围散落着棺木板、盗墓者遗留的衣物和食物罐等。

调查该案时,长沙境内又相继发生了多起盗墓案件。2009年1月16日位于望城县星城镇银星村中区十组的一座汉代长沙王室墓发现被盗,其后短短数天,位于岳麓区天马山乡谷山村的数座古墓、天心区青园的两座民间古墓、宁乡县大成桥七星抱月古墓、流沙河清代古墓等也相继被盗。

侦破过程中,发现该盗墓集团由3个地域的人员组成。长沙的主要负责组织人员、提供古墓信息,协调当地关系并负责望风,江西主要负责出资、安排住行、收购分赃,山东人主要负责提供资金、技术和设备。同时,在文物鉴别、寻找渠道、牵线倒卖等方面,实行“一条龙”作业。
长沙国与风篷岭汉墓

在“12·29”古墓葬被盗案中,在望城县、岳麓区交界的方圆约6.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11座西汉古墓,已确认为西汉时期长沙国王陵区及其贵族墓葬群。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诸侯封国,先后分为吴氏长沙国和刘氏长沙国两个时期。刘邦称帝后,封开国功臣吴芮为长沙王。
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秦朝时任番阳(今江西鄱阳)县令。秦末,身为秦朝县令的吴芮见英布率众而来,即率子侄及部将宣告起义,并把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英布。秦亡后,吴芮被项羽封为衡山王,以郸(今湖北黄冈)为都。项羽败亡,吴芮归汉,并与韩信、英布等人成为西汉开国元勋。因此刘邦一登上帝位,就颁布诏书,嘉奖吴芮:“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封其为长沙王,并以原秦代长沙郡建立长沙国,将湘县改名临湘县,作为国都。

“作为汉藩王都,临湘古城位于长沙国的中心地带,为历代长沙王的驻跸之所和长沙国的政治军事中心。”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何旭红告诉本刊。《水经注》里有记载,临湘城,是吴芮始封长沙王时所筑,史称“临湘故城”。“临湘故城在今长沙市区的湘江以东、建湘路以西、五一路以南、樊西巷以北的范围内。”何旭红在地图上指出当时长沙国的大致范围,“城内有王室宫殿、丞相府邸、百官衙门。吴芮的宫殿,即后来所称的‘吴王殿’,也是后来刘氏长沙国诸王的居所,就在今市区八角亭以东、蔡锷路以西一带。为保卫王都的安全,城外水陆要塞还修建了驻扎军队的戍所,湘江两岸由南而北即有南津城、桔洲戍、北津城等,至今仍有遗迹可寻。”

长沙王是长沙国的最高统治者,其王位世代相袭。王国的官吏制度与西汉朝廷相同,设有丞相,由朝廷直接委任,名为辅佐诸王,实际上是派来掌握本国实权以控制地方。马王堆2号墓的墓主利苍,即是第三代王吴回和第四代王吴右的丞相。而西汉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曾为第五代王吴著的太傅。吴氏长沙国时期,为古代长沙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刘邦所封8个异姓诸侯王,臧荼、韩信、英布等7个诸侯王全部消灭,唯独吴氏长沙国善始善终。吴氏长沙国自吴芮始封,到公元前156年其五世孙吴著去世,因无子嗣被撤除,吴氏长沙国共传5代,历时46年。公元前157年文帝之子景帝继位后,又建立长沙国,仍以临湘为都。公元前155年,其庶子刘发封为长沙王。此后共传7代8王,历时164年,随着西汉王朝的灭亡而结。

“我们原来对长沙王的王陵区究竟在哪里有基本的说法和认同。吴姓长沙王可能在河西安家河这一块,刘姓长沙王可能在河东火车站杨家山地区。”何旭红告诉本刊,“5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夏老先生(夏鼐)带队到长沙进行考古发掘。就在现在的杨家山这一带出土了一个漆盘子,它是用漆书写了几个字——今长沙王后家盘,还出了一个‘杨举家盘’,当时推断吴姓长沙王和刘姓长沙王是分区而葬的。但是从2006年风篷岭1号墓的发掘和这次‘12·29’盗墓案中那11座汉代王室墓葬出土的文物看,所有的王陵都在河西地区。”

风篷岭1号墓的发现是在2005年的12月底。当时望城县星城镇银星村一座名为风篷岭的山上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打地基时发现了这座大型竖穴坑木椁墓。与它相隔仅380米处,还有一座封土堆,被定为风篷岭2号墓。这两座墓东距湘江约2公里,往南约3.2公里为西汉三石戍城址,再往南约6公里的咸家湖一带为较为密集的西汉前期长沙国王陵区。20世纪70至90年代在此处曾发掘了陡壁山、象鼻嘴、古坟垸等古墓葬。2006年3月至10月,开始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墓坑内棺、椁结构复杂。墓壁四周与外椁之间垒砌“题凑”木枋一至三层,“题凑”枋(墙)内搭建主室、东侧室、西侧室共计9间椁室,其中主室南部为棺室,棺室内有二层漆绘套棺。从墓葬规模、黄肠题凑葬制已能推测墓葬主人身份极高。

何旭红是当时发掘的领队,对所有的细节和出土的文物印象深刻,他告诉本刊:“这个墓虽然历史上被盗,但仍出土了很多重要文物,共200余件(套)。种类繁多,有金器、银器、铁器、青铜器、玉器、水晶、漆器等。其中有金饼19件,每件重250.5克,呈圆饼形。有3件漆盘上发现有红漆书写的‘張姬橯槃’,在3件漆耳杯上发现有‘長沙王后家杯’等文字,字迹清楚,为汉隶。另有一件出土铜灯圈足边缘部有一圈铭文,内容为‘銅簦一高二尺重廿二斤七兩長沙元年造’。风篷岭1号墓的墓主人应为张橯,是西汉时期的长沙国王后。”

这些发现,让考古队员确定西汉长沙王室墓葬区的分布找到了新的线索。但是风篷岭1号没有出土有确切纪年或确属某代长沙王后的器物。通过对墓葬形制、棺椁结构、出土器物的全面分析,结合文献记载和已发掘的诸侯王或王后墓出土的其母以及封泥、印章等,大致确定该墓的墓主为薨于宣帝后期或前49年(或前48)~7年间某位长沙王的王后。专家推测,2号墓的主人,有可能与1号墓对应为长沙王的墓,且随葬品应该十分丰富。因为这个墓葬保存完好,没有被盗痕迹,因此依照保护为主的原则没有进行挖掘。

“我们当时寄希望于2号墓的挖掘,如果以后挖掘能出土带有明确纪年的器物,就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考证1号墓主人的身份年代。”何旭红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希望对它进行保护而不挖掘,没想到,包括风篷岭2号墓在内的11座王室墓葬都被盗。警方从刘胜利家搜出的漆木器,不仅完整,而且几乎都有文字。但是盗墓者在分赃时,墓葬内的文物有交叉,这给我们的研究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现在何旭红和文字专家正在对漆器上的文字进行考证研究。两汉时期,大多御用漆器都是产于蜀郡和广汉郡,也就是今天的成都。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大多标有“成市草”、“成市飽”(即成都造)等铭记。而从这次漆器上的“門淺庫”、“沅陵”等文字,可以知道,在西汉时期湖南也有自己的漆器制造,就在今天的沅陵和凤凰。

十墓九空

“盗墓推着考古走”、“考古追着盗墓跑”、“十墓九空”、“考古成果成盗墓指南”……可以说这是多年来,老百姓对考古与盗墓关系最直白的总结。

“‘12·29’系列盗墓案中所涉及的20座古墓,均属于长沙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或有待进一步证实的文物点。”长沙市文物局局长曹凛告诉本刊,“文物发掘分为主动发掘和抢救性发掘,主动发掘是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申请对某一地段墓葬或遗迹进行科学发掘,而抢救性发掘是指在基本建设中,对位于建设基地的遗迹或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望城风篷岭2号王室墓、岳麓区天马山汉墓和宁乡县七星伴月布局战国墓群都报请了国家文物局,但有关专家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指导思想,不主张主动挖掘,这也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目前我国的考古政策是不允许主动发掘,考古只能配合基本建设,而“考古追着盗墓跑”正是由于这样的政策,客观造成的。

考古和盗墓有一定的渊源。盗墓在古代就有,到了汉代出现了很多防盗手段,现代考古也借鉴了盗墓者发明的洛阳铲作为有效的勘探手段。这次“12·29”盗墓案的犯罪嫌疑人,采用大量专业考古设备进行盗掘。望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李英伟告诉本刊:“3个多月时间连续作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先勘定是否为古墓,用金属探测器勘测选定盗洞位置后盗掘作业。遇到复杂地形则用雷管和膨胀炸药进行爆破,出土后由专人守在墓口负责搜身,清点文物的种类和数量。”

从已破获的案件分析,犯罪分子大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专业知识,像主犯刘胜利有研究生学历,曾在空军湖南某部队任职,转业后任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计生办副主任。他们不仅反侦查能力强,而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物犯罪网络。他们使用的通讯工具强于文物保护工作者——用卫星定位仪、雷达联系,甚至在和执法队员对抗时的武器也更先进。相关部门的人员说:“对方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与管理部门行动迟缓形成鲜明对比,文物保护自然追不上盗墓贼的脚步……”

在看守所关押的刘胜利说,在盗掘天马山汉墓时,最多的时候聚集了四五十人,并多次使用炸药爆破再进行挖掘。“其实这也暴露了基层文物保护在安全管理上存在着漏洞和问题。”曹凛说,“不仅古墓葬。其他文物古建也存在这种问题。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不够,基层政府还是不重视,投入的人力物力太少,管理手段、保护手段跟不上,导致文物缺乏一个最基层的保护端。”

盗墓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呈愈演愈烈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王侯一级的墓葬90%以上被盗,盗墓现象普遍、破坏力极大。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家曾对盗掘古墓葬行为有过重拳出击,判决了一批犯罪分子,如今这批人陆续刑满释放,在“12·29”系列盗墓案中,就有好几名犯罪嫌疑人曾犯有前科。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曾因盗墓判了15年有期徒刑,这一次又是主犯。

曹凛还提到另一个问题,近年来很多媒体不断推出一些鉴宝节目,启发了对文物经济价值的认识。“12·29”古墓葬盗掘案团伙的一个主犯在接受采访时就坦言,他经常看一些鉴宝类节目,以了解相关市场行情。“我国目前还处在发展阶段,不可能把所有处于野外的文化遗产都列入技防监控的范围,这使得我们只能有选择地开展文物技防工作。内蒙古等地也是盗墓高发区,内蒙古文物保护现在专门针对野外重点文物,构建了‘地下拾音’保护系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最近,国家文物局针对西汉长沙国王陵分布面积大且地理位置偏远的情况,已批准我们安装这套安防系统的请求。”曹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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