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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令人眼睛一亮

2009-11-09 14:09 作者:李孟苏 2009年第40期
在10月13〜18日的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主宾国中国是最大的亮点。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图书博览会,全球最重要的图书版权贸易平台,每年在书展上达成的版权交易份额约占世界全年总量的75%,决定了全球出版业的来年局势。

10月13日,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的中国主题馆

在10月13〜18日的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主宾国中国是最大的亮点。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图书博览会,全球最重要的图书版权贸易平台,每年在书展上达成的版权交易份额约占世界全年总量的75%,决定了全球出版业的来年局势。

今年,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是中国出版业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出版业的重要标志。

世界出版业的嘉年华会

10月13日下午法兰克福书展正式开幕后,本刊记者还是被展会的巨无霸规模吓住了。整个会展中心由10座线条简洁、玻璃外立面的建筑物组成,展览面积约17.2万平方米,相当于3.5个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内部展厅高大敞阔如飞机修理库,没有一根柱子,笼罩在柔和的人造光柱里。再看一条条电动人行道、自动扶梯,以及连接各展馆的玻璃空中廊桥,会展中心如同科幻小说里的未来都市。

法兰克福的图书贸易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据历史学家考证,早在11世纪这里就有书稿买卖交易。15世纪,住在法兰克福附近的约翰•古登堡发明印刷机后,欧洲的印刷作坊主、出版商们涌入法兰克福,法兰克福逐渐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图书贸易场所。中世纪交通不发达,商人们就把书籍密封在桶里,扔进莱茵河漂到法兰克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图书出版先后受到皇室和希特勒第三帝国政府的严格审查,德国图书贸易中心转到风气更为自由开放的莱比锡城。因为莱比锡一度被划到东德这个政治原因,这段历史往往被有意无意地略过不提。到1949年,法兰克福才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图书交易中心。今天,该书展已被称作“书业奥林匹克”,每年在书展上达成的版权交易份额约占世界全年总量的75%。据书展组委会发布的数据,今年有100个国家的7300家出版商参展,展出图书超过40万种,观众达30万人。

18日闭幕那天,书展新闻官托马斯•明库斯(Thomas Minkus)对各国记者们说,金融危机对出版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英美出版巨头云集的8号馆参展商比预期的少了20%,观众比上年减少2.9%,但这一届却是法兰克福书展61年历史上第二繁忙的一届,洽谈版权的出版商增加了2.7%。

法兰克福书展上的交易量对出版社的来年业务生死攸关。出版商、作家经纪人跑到展会,就想把他的书卖给外国出版商,一本书尽可能多卖几家,谈个最高的价格。此次书展上,纳尔逊•曼德拉的私人日记就卖出了葡萄牙、法国、丹麦、巴西、瑞典、荷兰、加拿大、德国、以色列、意大利的版权。来自伦敦的独立出版人本•亚德-布勒(Ben Yarde-Buller)告诉本刊记者:前年书展开幕前几天他才从一家文学代理商那儿拿到一部小说的版权,匆忙得连书目、样书都没做,拿着打印稿就来到法兰克福。他推销出了这部小说,让它成了英语国家的畅销书。

亚德-布勒进一步解释,在书展上谈版权交易绝对是一场拉力赛。“我们的时间按半小时划分,每半小时和一拨人谈一个项目。书展为期5天半,5天半里我们谈的都是同一本书。想想,多么考验人的耐心和体力!”

法兰克福书展,中国来了

全球出版商们把法兰克福书展视为“寻找机会的地方”,中国出版社也把书展看做与世界出版业接轨的重要契机。今年参展的中国内地出版单位达225家,人数超过1000人,展品7600余种,图书总码洋超过87万元。

中国是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从1988年开始,每届书展邀请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意大利是第一届主宾国。一旦担任主宾国,便会花一年时间在德国及书展上全力推广该国的文化和历史,以增强该国在德国及欧洲的影响力。中国气氛,一下飞机就在法兰克福机场感受到了。机场内张贴着巨幅主宾国宣传海报,一方中国印,红底子上有白色宋体的“中国”、“书籍”、“印刷”、“活力”、“创意”、“新颖”等字样。市内也随处可见这幅雅致的海报。

融入世界出版业,中国用了半个世纪。据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我国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是1956年。当时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中国国际书店(今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派出总经理曹健飞等三人小组,参加法兰克福书展采购新书。当年中国展台只有区区50平方米,这还是德国出版界的友人帮忙租下的,展台非常简陋,只有几个租来的书架,展品数量几百种——今年90岁的曹健飞已经记不清了。那个年代中国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出版业人士几乎没有版权交易的概念,因此中国第一次参加书展谈了180万英镑的书刊进口额,版权输出却为“零”。

改革开放以后,各出版社先后派代表参加书展。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潘振平上一次参加书展是在15年前。他说,那时来法兰克福的内地出版界同仁虽然组团而来,但活动仍属散兵游勇,更谈不上规模。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总经理陆国燊博士回忆,80年代中国内地的展台堪称简陋,“灯光又不好,白惨惨的”,缺乏吸引力。这种情况下,跟人家谈版权贸易当然是引进为主,版权贸易呈现严重逆差。

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司长王自强对本刊记者说,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以引进版权为主,引入输出比最高达到15比1。2005年是中国出版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国参展品种有1000种,到2008年即猛增到7000多种,当年内地出版的图书近28万种,比2007年增加了11%,版权输出从2005年的1300种增加到2008年的2440种。

2008年,出版业的产业转型成果终于明显体现出来。凤凰出版集团全面启动转企改制,旗下9家出版社全部改制为企业。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和平出版社跨地区重组,共同组建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标志着国内出版单位资源整合有了破冰之举。随后,吉林出版集团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重组,成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公司,表明出版业的兼并重组进入常态化时代。2000多家私营图书公司也得到官方肯定,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的话说:“民营出版机构也策划创作了一些优秀作品,聚集了一大批人才,为出版社提供了选题和成稿,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纳入轨道呢?”民营出版机构与上市的传媒集团合资,国有民营开始融合。这一年还有件意义重大的事: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正式挂牌,成为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计划在10年内发展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数字出版基地,年产值超过300亿元。至此,中国出版业终于有了参与世界出版,向西方国家展示自我,对欧美出版商输出文化产品的自信和实力。2009年书展,中国展团借助主宾国平台签下了漂亮的合同:引进版权883项,输出版权突破性地达2417项,版权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

中国主题馆:传统与创新

只要去过中国主题馆——主宾国的重要发布会、主题活动在此举行,还设置了中国出版简史展——即便是不了解出版的普通观众,也能感受到中国出版业、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姿态。

“我坚决不用牌楼、大红灯笼、舞狮子、民乐来表现中国文化。”主题馆设计师李继伟接受本刊记者独家专访时说。2500平方米的主题馆显得空灵,中心区域所能看到的是漂浮于半空的一座起伏转折的纸山,用细白沙子堆出的沙丘,凹下去的成了“墨池”。在宛若檐下雨滴声的背景电子音乐声中,一滴水从天花板落下,便有影像装置配合着在池中晕出墨迹,水墨交融之时波纹中浮现出一个个汉字。沙丘的外沿,竖立着1100个巨型木活字,内容是《梦溪笔谈》、《农书》中关于活字印刷术的论述。活字方阵不远处,一道69米长的书墙蜿蜒伸展,“这是一条阅读之河”,李继伟说。书墙是1.1万本线装宣纸“书”“砌”起来的。

中国确定担任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之后,新闻出版总署开始进行主题馆设计招标,并成立艺术家、设计师、政府采购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对各个方案进行数轮审核、辩论、投票、淘汰,去年11月确定采用旅居德国的奥地利籍华人艺术家李继伟的方案。李继伟出生在北京,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在德国生活过多年,创作过多个著名的装置作品,奥林匹克游泳馆“水立方”中的“艺术地坪”装置就是他的作品。

李继伟的方案是用图书的基本元素纸、字、书、墨,在主题馆内表现出中国是纸张、木活字印刷术、折页书的发明国,是墨的最早使用者。这完全不同于几百年来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西方人接受最多的是中国习惯的、民俗的东西,比如杂技、舞狮子、红灯笼。尽管欧洲人文化素养普遍较高,看多了也觉得那些就是中国的普遍性文化。”

如何全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元素可以现代化地使用,李继伟把合理的、习惯的东西放在不合理的、不习惯的地方,营造新的空间,赋予它们全新的价值:“所以我就把纸、字、书、墨等图书的基本元素超常规放大,放大是要强调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推进;再向外延展,创造出空间中的中国意境。”

他用玻璃钢、宣纸、钢丝、金属桁架做出43张、重量共达4.5吨的物理形态的巨幅“纸张”,拼出长39米的“书山”,视觉冲击极为强烈。他也照顾到了西方人一厢情愿的中国文化情结,比如对“中国红”的迷恋。馆内波浪形的长椅是红的,但红得很有透明感。长椅原本打算用红色PVC做成中空的,里面打上灯光,但造价太高做不起,只好改用木头,用漆制造出透明感。白色多媒体墙面上有个“China”字样,却只有字母“C”是红色。由于缺少经费,“China”是李继伟开幕头天晚上用PVC薄片亲手拗出来的。多媒体墙外有张长台,摆放了笔记本电脑和汉王公司出品的“电纸书”阅读器,是为观众设置的电子出版体验区。这张白色木质台子也和李继伟设想的大不一样,他原想做出蓝色透明的太空感,最后折中成只有台面用了蓝色玻璃。

中国出版业带什么书走出去?

10月16日上午,三联书店的参展人员接待了来自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的几位出版商,洽谈了输出《城记》、《雪域求法记》、《老子十八讲》、《福建土楼》等几本书的版权。其间,他们还耐心听了一位德国老人的“投诉”。老人从他住的小镇赶来,自称畅销书《货币战争》中的很多内容抄袭了他的研究成果。

“这些书的版权输出洽谈,来书展之前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今天主要是面谈介绍,这也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今年三联的版权输出已有8种,虽然不能跟一些‘大户’比,但和自己以前比,增幅不小。” 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潘振平认为,版权输出的增加,部分应归功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广计划”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推动的一项工程,旨在为外国读者用自己熟悉的语言阅读关于中国的图书、了解中国提供便利,主要采取资助翻译费的方式,鼓励各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国外出版机构在谈妥中国图书版权转让事宜后,可以通过“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网”直接向“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办公室申请资助,或者通过出售版权的中国合作方申请资助。此次书展,“推广计划”的重点图书项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童书“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版权输出到英、法、美、韩国,出版“马小跳”的接力出版社输出原创版权达48种。

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司长王自强对本刊记者说,之前中国图书输出存在不平衡问题,输出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内容多为表现医药、园林等传统文化,反映中国当代建设成果、社会生活的书籍很少。重庆出版集团版权与国际合作部部长张兵一则很骄傲他向西方出版商输出了“中国学者的思想”。本刊记者采访他的那天上午,他把徐崇温的《民主社会评析》卖给了土耳其出版商,后者准备出土耳其语和英语两个版本。在重庆出版集团的展位上,还摆着俞可平的《当代西方国家制度评析》一书,是荷兰布里尔出版社(Brill Press)出版的英文版。布里尔出版社是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出版社之一。

很多人都诧异一家地方小出版集团能把政治理论书卖给西方人,张兵一说:“我不认为西方读者只是对中国传统医药、太极拳、旅游、风水书籍或中文教材感兴趣,他们对中国各个层面的文化都有需求。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但还不是文化强国,因为我们没有把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文化交流出去。”

书展中记者接触到的欧美出版界人士都认可张兵一的观点。主题馆开幕那天,剑桥大学出版社全球首席执行官潘仕勋(Stephen Bourne)对本刊记者说,中国出版业应该把纯正的中国文化呈现给西方。他今年被“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聘为专家,去过中国50多次,了解中国文化。他说,剑桥大学出版社有出版中国研究书籍的传统,《剑桥中国史》、《中国科学技术史》颇负盛名,但作者费正清、李约瑟都是西方学者。今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引进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人文中国系列丛书》,三辑共30册,涵盖“中国哲学思想”“中国民间美术”、“中国传统医药”等等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内容,作者均为中国人。这是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中国人撰写的书籍。而他为此次书展带来了新书《剑桥中国文库》,也是愿意帮助中国在西方传播其文化。德国出版界也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极大热情,120家德国出版社展出了400多本中国主题的新书。

张兵一的做法,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李朋义也很认同。他对本刊记者说:“华文出版对外国际合作有一个新趋势,就是产品输出途径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版权贸易走向了合作出版。同时,国际合作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从项目合作延伸到资本合作。华文出版要走出去,必须借资本之力,整合华文出版企业的资源,强化相互之间的合作。”

李朋义说:“出版走出去,我认为买船出海是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2007年9月,中国出版集团与法国、澳大利亚的两家出版社合作,在海外成立两家合资出版企业,成为出版业的轰动新闻。李朋义认为,合资出版企业以资本为纽带,与西方出版商的合作更加制度化和市场化;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为“走出去”开辟了一条新路,虽然目前看来还是“单纯”的投资行为,但它很快就会改变国际出版格局。
(《北京青年报》记者朱玲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在此表示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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