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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剑桥

2009-10-20 14:28 作者:阿兰·德波顿 2009年第39期
大学的一学期只有8个星期,唯一的要求是用一周时间完成一篇论文,论文的主题是特定的,由导师在一个小时的辅导课上布置下来。除此以外,没有必要上课、参加研讨会,也无须面对任何考试,直到第二个学年为止。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著名作家。生于196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住伦敦。

大学的一学期只有8个星期,唯一的要求是用一周时间完成一篇论文,论文的主题是特定的,由导师在一个小时的辅导课上布置下来。除此以外,没有必要上课、参加研讨会,也无须面对任何考试,直到第二个学年为止。

我到剑桥大学是在1988年的秋天,那时我18岁,表面上是为了开始攻读一个为期3年的历史学学位,但实际上,是为了追求两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女孩(我想起了那些戴着眼镜,神情有些忧郁的女孩,她们会在听到巴赫《B小调弥撒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时流下眼泪),以及另一个更为虚幻的概念——创作。

我由衷地希望避开其他可能的事,我对传统观念上的牛津或剑桥生活并无兴趣。我可不想重温伊夫林·沃小说里透着简朴、禁欲主义色彩的情景,我被许多学院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弄得很压抑(与此同时我却很崇拜任何1780年之前的建筑)。而且,受邀在贵宾席上和学术老顽固一起吃过熟的肉排,也不见得有什么吸引力。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不同,我发现,“英国风格”这个难以捉摸的概念是灰暗的,保守的,令人消沉的。来剑桥的前一年我曾在巴黎游玩,那带给我一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导向。我想在一种现代性的氛围中呼吸,就如阿波利奈尔、毕加索、马蒂斯、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所设想的那样。我喜欢普鲁斯特,埃里克·罗麦尔的电影,阳光,橄榄树和尼采。

结果,在剑桥就读的正式理由就成了最令人失望的一条。历史学学位要求你在智识、经济和政治的历史中选择一个特定的主题进行研究,但是对于历史学的目的却没有给出一个整体概念,似乎没有兴趣向学生灌输关于过去的全面知识。在某一学期,我研究了19世纪英国农业的发展,再一个是意大利的统一,第三是托马斯·霍布斯的哲学。但这种具有灾难性的历史学士学位,确实也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它既不是很难,也不太耗费时间。大学的一学期只有8个星期,唯一的要求是用一周时间完成一篇论文,论文的主题是特定的,由导师在一个小时的辅导课上布置下来。除此以外,没有必要上课、参加研讨会,也无须面对任何考试,直到第二个学年为止。

因此,我有能力自学(这总是最好的选择),借助于大学图书馆和一个在赫弗书店的账户,我父母同意为这个账户付钱,不过后来他们就为当初的慷慨后悔了。我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被动地进行阅读,而是要进行一个困惑了我好几年的探索,即探索如何“表达自我”。我不知道这需要什么,但我知道我想说点什么,虽然并不确定那会是什么,以及它可能如何被表达出来。我也知道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愿望,并小心翼翼地不与任何人分享。然而,在阅读某些书籍时,我可以感觉到自己越来越接近所欲之言。有些书虽然是他人所著,却清楚地表达出了我内心的想法,它们似乎比我还了解我自己。阅读它们既能够为我提供宽慰,这种宽慰来源于对某些棘手状态的洞察,又可以为我提供一个也许某天我也能书写的范例。按照时间顺序,我在大学期间阅读过的作家包括劳伦斯·斯特恩、艾利亚斯·卡内蒂、帕斯卡尔、埃兹拉·庞德、普鲁斯特、蒙田、司汤达、拉布吕耶尔、拉罗什福科、尚福尔、沃维纳格、罗兰·巴特、契撒雷·帕维瑟、西里尔·康诺利、托尔斯泰、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米兰·昆德拉、尼科尔森·贝克、以赛亚·伯林、齐奥兰和马基雅维里。

回顾这个名单,我意识到自己主要在寻找的是一个适当的文学形式。我知道自己想要写作,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都知道这一点:想要写出像19世纪的狄更斯、萨克雷或乔治·艾略特那样的小说,是不可能的。我不是对讲故事有兴趣,而是想要分析困扰我的某种心理状态。但我也不想在一个完全抽象的文本里进行,我曾经浏览过英国分析哲学的著作,并很快发现我并没有从中感到自如。此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法国“道德家”上,此类作家将对普遍化问题的兴趣与对特性的敏感结合在了一起。

我在剑桥的时候写得不多。我一直在做笔记,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攒了25本,里面写满了我自己的评论和对其他作家的引用。我常常觉得某些句子可能会成为整本书的开端,但是我无法看到更广阔的画面。回想起来,它们帮我储备了许多好想法,我到现在仍然能在其中找到启发性的话语。

至于女孩,就如我的历史课一样,我希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尽管如此,巨大的附带好处还是从这种失望中涌现出来。古斯塔夫·福楼拜总结得更好。某次他向路易斯·克莱特解释,如果在18岁时与一个女人幸福地坠入爱河,那么他后来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又或者,如普鲁斯特指出的那样:“一个我们爱着的又令我们痛苦的女人,能够诱发我们产生的喜怒哀乐远比一个我们感兴趣的天才所带来的更为深刻而生动。”

结果表明,戴眼镜的、爱好巴赫的美人(如果她们摘下眼镜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要么就是在1988~1991年没有大量地存在于剑桥,要么只是因为她们品位绝佳而不屑于进入我的视线。我曾经历过一连串徒劳的追求,伴随着相当大的痛苦:这激发我去读得更多。文学与失恋之间有着深厚的姻缘,当我们经历后者时(在床上吃巧克力,在凌晨3点哭泣),我们最能够被前者所吸引。快乐对身体有好处,但忧愁更有益于书店——以及文学的生存。

当我在剑河畔第一次读到《少年维特之烦恼》,立刻感觉到了亲切感。绿蒂就是克莱尔(她住在走廊另一端,研究微生物学,留着中分的栗色齐肩发),阿尔伯特则是罗宾,一个她寻找了3年的经济学家——如果有人需要的话,这就是关于小说非凡力量的证据,它们不仅将自身塑造成形,也照亮了我们的人生。

维特的吸引力,部分在于他对自身的激情怀有难以想象的认真态度。这个年轻的德国人缺乏对希望、讽刺和天生幽默的任何感知力。“毫无疑问,唯一使人类生命在地球上变得至关重要、不可缺少的是爱。”与绿蒂聊天归来后,他忍住盈眶热泪郑重宣布。他的日记中充满了类似的内容:“她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我所有的欲望都凝滞在她面前。当我和她在一起时我从来意识不到我是谁,因为我的灵魂似乎在每一根神经里跳动。”——当我自己的日记处于滑向感伤的危险中时,阅读变得令人安慰。

在剑桥的整个期间,我曾担心随之而来的会是什么。我并不认为毕业后就需要一份职业,部分是因为我可能意识到自己并无兴趣追求一份平庸的职业。我感兴趣的事自始至终是要找到正确的文学形式,这个计划令我比在其他状态下更加自我专注,更加自省。我怀着某种遗憾和幽默感回忆我在剑桥的时光:那几年并不安逸,我对自己深寄厚望又充满不安全感。我从未想过要重温那段岁月,但我同样能理解,所谓自我成长就是一个磕磕绊绊的过程,而身在剑桥的日子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俞力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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